气候棱镜丨气候经济学的赌局

“气候变化”在公共舆论空间中长期是一个“高冷”话题。据说有人统计过，只要在报道标题中出现“气候”二字，点击率就会有规律地探低。长期以来，这被视为一个精英话题。但是，气候变化愈演愈烈的影响和不再宽裕的应对时间窗口，使它无法再继续保持精英。放眼全球，它不再只是关于科学知识或谈判桌上的博弈，而在改变对人类前途的想象、设置基础性政治议程、重塑社会运动，并给这个正快速抛弃多边主义的时代，提出最严肃的问题。“气候棱镜”系列试图打破气候报道与分析的“专业化”视角，将它置入复杂的语境，解析出它复杂的光谱。

2018年10月8日，耶鲁大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环境经济学家。

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中，瑞典少女格蕾塔·通贝里正在成为一个符号。在9月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上，她控诉各国政要未能正视气候危机、背叛年轻一代的演讲挑动了众人的神经。紧接着，赞誉、诋毁纷至沓来。如果排除那些不堪入耳的咒骂与阴谋论，格雷塔的支持者和批评者其实在试图回答同一个问题：在面对气候变化这个人类未曾经验的挑战时，我们应做何选择？

对于这个问题，去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给出了自己的答案。2018年10月8日，耶鲁大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环境经济学家，他的主要贡献是在1990年代提出了气候变化经济学分析的模型。这个模型为回答面对气候变化威胁作何选择这个问题提供了重要工具，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类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

然而，迄今为止的策略成功了吗？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再次成为人类历史上最热的夏天；热浪、洪水、台风、火灾给多地造成人员伤亡和巨大经济损失；世界气象组织、联合国等机构不断更新预警，提醒世人气候变化的脚步正在加快；世界各地的年轻人纷纷站出来要求各国政要采取更激进的措施以避免灾难性的未来。在这样一个时间点，回顾和反思诺德豪斯的模型和他倡导的策略似乎成为应然。最近，诺德豪斯于2013年出版的《气候赌场：全球变暖的风险、不确定性与经济学》（Climate Casino: Risk, Uncertainty, and Economics for a Warming World）一书经我国经济学家梁小民先生译介，由东方出版中心于9月出版，为国内读者提供了一手的参考资料。

《气候赌场：全球变暖的风险、不确定性与经济学》书封。

饱受争议的获奖者

在这本书中，诺德豪斯通过一位经济学人的视角向普通读者揭示了人类面临的气候困局，即人类工业化以来，以燃烧化石燃料为基础的经济活动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在大气中不断累积，导致全球平均气温不断升高，给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带来巨大威胁。他认为温室气体排放以及由此引发的气候变化是经济的巨大负“外部效应”，而且这一外部效应具有长期性和全球性，无法通过市场自身解决，需要全世界政府联手应对。根据联合国2019 年9月22日最新发布的报告，迄今为止，全球平均气温已经在工业化前期（1850-1900）的水平上升高了1.1摄氏度，而气候变化引发的一系列自然生态危机正在加速显现。

诺德豪斯将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分为可控和不可控两种。可控风险指人类社会有能力应对的威胁，如气候变化对健康和农业的影响；而与此相对的则是规模大到人类社会难以预见和应对的风险，如海冰融化、飓风加剧、大规模物种灭绝等等。在讲述海平面上升带来的不可控威胁时，作者指出，海拔在10米以内的沿海地区都将面临巨大的安全风险，他特别以拥有500万人口、但海拔仅为四米的浦东地区为例，称如海平面持续上升，在本世纪内，对中国经济至关重要的浦东地区将不得不面临大规模建造防波堤或是整体搬迁的选择。

如何评估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风险与不确定性，进而寻找减缓气候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平衡点”，是贯穿诺德豪斯多年研究的主题。通过创建著名的动态综合气候-经济DICE模型（Dynamic Integrated Climate-Economy），他将经济和气候两个系统结合起来，并对不同的温室气体减排政策进行了成本效益分析。这个模型和它的变体RICE（Regional Integrated Climate-Economy）模型为多国的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参考。

在《气候赌场》一书中，诺德豪斯介绍了人类应对气候困局的几种选择：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灾害和损失；运用地理工程技术给地球降温；或是改变人类能源消费模式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从而将全球温升限制在可控范围内。诺德豪斯介绍了气候经济学家们如何将这些风险和选择代入评估模型，从而计算出将全球温度升高控制在不同水平时相应的经济代价，为决策者提供依据。同时，诺德豪斯在书中也着重强调了他本人倾向的政策选择：给碳排放定价 ——即对二氧化碳排放征税——从而通过市场的价格调节机制促使人们减少化石能源使用，进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然而，尽管有诺奖加持，在过去几年中，诺德豪斯和他影响力巨大的气候经济模型在西方社会却为他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声。根据模型的计算，诺德豪斯从经济成本的角度出发，主张人类可以承受3.5度左右的全球温升。他认为这是经济学理性假设的“最优” （optimal）选择，在这种情境下，温室气体减排的经济成本与收益相当。如果将温升控制在比前工业化时期高2摄氏度以内，成本将是效益的三倍；而如果将温升控制在1.5度，成本则将是效益的十倍。由此，诺德豪斯主张，采取太过激进的温室气体控制措施将阻碍经济增长。批评者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诺德豪斯的模型，以及他坚持的温和减排路径，导致世界各国政府在过去几十年间未能采取更为激进的措施应对气候变化，以至于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将人类置于未知的气候困境。

一个巧合是，在去年诺德豪斯获得诺贝尓奖的当天，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发布了《全球升温1.5度特别报告》，向世人发出警告：留给人类阻止危险温升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这意味着，在事关人类未来的选择中，科学家和经济学家似乎站到了两个不同阵营中。

今年出版的《无法居住的地球：未来的故事》（Uninhabitable Earth：Life After Warming）一书描述了气候危机可能给人类带来的末日景象。记者出身的作者大卫·华莱士-威尔斯（David Wallace-Wells）写道，气候学家曾经预言的最坏情况——如海冰融化等 ——正在被一一验证成为现实，极端天气事件正在以此前无人预料到的速率加速出现。作者指出，在工业革命前，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为280ppm（浓度单位），目前这一数字是410ppm。地球上一次经历这一水平的二氧化碳浓度是在三百万年前，那时的海平面比现在高24米，人类还未出现。如果按照目前各国温室气体排放的情况，全球二氧化碳浓度将会达到500ppm。而地球上一次经历如此之高的二氧化碳浓度时，海平面比现在高将近40米。

在2009年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人类应努力将全球温升控制在2度首次成为各国的共识。2015年达成的《巴黎协定》进一步提出，将温升控制在远低于2度（1.5度）是更为安全的目标。根据世界气象组织今年（2019年）9月份的更新，如果一切按照目前的发展情况，不采取更为激进的措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在未来几十年内，我们几乎一定会接连突破这些温度目标，全球平均温度将在本世纪末达到2.9至3.4度。

当地时间2019年9月22日，瑞士梅尔，气候活动人士爬上阿尔卑斯山，为正在消失的皮索冰川举办“葬礼”，为他们所说的由于全球变暖导致的冰川消亡而哀悼。皮索冰川海拔8500英尺（约合2590.8米），位于奥地利边境附近。目前剩下的只有几块白色的碎片。  视觉中国 图

被“折现”的未来世代

在气候变化领域，2度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数字。作为一个气候政策的目标——将全球平均温升控制在比工业化时代前高2度以内，2度的目标简洁明确、易于理解。鲜有人知的是，第一个将温升2度作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并不是科学家，而恰恰是作为环境经济学家的诺德豪斯。

诺德豪斯在1970年代发表了两篇文章，其中提及当全球温升超过2度之后，人类将面临一系列未知的气候现象。他作出如此推断的原因是，在过去几十万年间，全球气温的变化范围大约在5度之内，而在当时，1970年代的温度已经比地球多年的均值偏高，更靠近5度的上限。“在目前的水平上，如果全球增温超过2度，全球的气候变化幅度将会超出此前数十万年的区间，”诺德豪斯在1977年发表的文章《控制二氧化碳的策略》（Strategies for the Control of Carbon Dioxide）中写道。据一些研究人员考据，这是2度第一次出现在气候政策的相关研究中。

1988年，美国航天局（NASA）的吉姆·汉森（Jim Hansen）教授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中，证实了人类活动温室气体排放与全球变暖的联系。他也是最早公开表示温室气体排放持续增加会带来危险后果的科学家之一。然而，在此次听证会中，汉森教授并未能明确什么程度的气候变化应被视为“危险”。1990年，来自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团队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发布的报告中建议，为避免气候变化的最坏影响，人类应尽力将全球温升控制在2度之内。他们同时警告，温升越大，气候风险也越大，在温升超过1度以后，风险将难以预测、迅速增加。因此，2度绝不是一个“安全”的上限。两年之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里约热内卢的地球峰会上诞生。虽然将2度作为温升的上限写入公约的呼声很高，却并未成功。1996年，欧盟委员会宣布“必须将全球平均气温的升高（与前工业化时期相比）控制在2度以内”，成为第一个支持该限值的政治实体。虽然在随后的十几年间，科学家对气候变化的研究不断深入，然而直到2010年，在墨西哥的度假胜地坎昆，这一目标才作为全世界的共识正式写入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的文件。但小岛屿国家和低地势沿海国家并不满意，因为即使将温升控制在2度，他们也将面临灾难性的后果。因此2015年的联合国巴黎气候大会上，各国同意将更为激进的“远低于2度”作为温升目标写入了《巴黎协定》。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诺德豪斯在后来的工作中抛弃了自己早年提出的2度目标呢？这也正是他的模型中最为人诟病的一个环节：对未来的“折现”（discount）。

在《气候赌场》一书中，诺德豪斯写到，在气候经济学中，最为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在今日的减排成本与未来的社会收益之间进行权衡。比如，在今天用风力发电取代燃煤电厂在短期内需要较大的投入，但此举可以在远期避免气候灾害，从而提高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然而，这些成效可能要在几十年之后才会显现，如何比较眼下需要付出的成本和未来可能获得的收益呢？诺德豪斯采用了经济学中“折现率”的概念。

折现的概念来自于经济学中“货币的时间价值”这一概念，简单说，就是今天的一块钱比明天的一块钱具有更大的购买力：这是因为我们可以在今天用这一块钱投资，获得利息，这就使得在未来的某一时间点我们拥有的财富会大于一块钱。因此，经济学中可以通过对未来的收益进行“折现”，换算出“现值”（Present Value），并与今日的成本进行比较。

折现率与气候政策的对应关系是：较低的折现率意味着人们应在短期内采取行动；而较高的折现率则意味着人类可以拖延。这里的内在逻辑是，拖延一段时间，未来的世代会比现在的人更富有，也更有能力去解决问题。诺德豪斯在《气候赌场》一书中强调，采取较低的折现率——即在短期内开始采取行动——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他认为，折现率应由资金的机会成本来决定，即减排温室气体之外其他的投资选择可能带来的回报率。在关于美国的计算中，他常常将折现率确定在4%的水平，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折现率则通常会设得更高。

其实，对环境问题进行经济分析时，对未来收益的价值进行折现是一个普遍的做法。然而，环境伦理学者认为，对未来折现，破坏了代际间的公平，也拖延了人类社会减排的进程，因此这种做法存在着巨大的伦理缺陷：从经济学家的角度出发，我们为了将有限的资源价值最大化，会尽量在今天消耗这些资源获得经济增长，对这些资源的未来价值进行折现。而无论在计算时采取的折现率有多小，对未来的折现意味着总有一天这些资源对未来世代的价值会降为零，换句话说，未来世代的人于我们这一代是无足轻重的。

另外一个问题是，生命和健康的价值，或许根本就不应该被折现。我们的孙辈所拥有的一块钱从购买力来讲一定比不上我拥有的一块钱，但如果说孙辈的生命不如我辈的生命值钱，却是说不通的。

这样的观点也被其他一些环境经济学家采纳。比如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气候变化经济学《斯特恩报告》的作者尼古拉斯·斯特恩指出，将未来世代的福利折现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因此，斯特恩在他的计算中，将折现率设定在1.4%这样一个较低的水平。相应地，斯特恩也主张各国政府应该尽早地采取激进措施，控制温室气体排——这恰恰与诺德豪斯的结论相反。

持续经济增长的迷思

而将经济增长视为应然、尽可能减少对市场干预的理念，也随着西方社会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反思而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正统经济学家认为追求GDP的增长可以提高人类的福利水平，然而过去几十年间，对于经济增长的无节制追求造成了更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环境破坏和资源枯竭。

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经济、社会学家意识到，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国家，GDP已经不再是衡量社会福利水平的良好指标。另外一方面，随着全球变暖引起的气候灾难逐渐显现，人类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可能会因小概率事件而受到严重打击的可能性正在增加，这是传统的成本效益分析中未能涵盖的内容。

这也是今夏不幸离世的哈佛大学环境经济学教授马丁·魏茨曼（Martin Weitzman）一直提倡人类应该更激进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从而避免灾难性事件出现的原因。魏茨曼并不赞同诺德豪斯计算温室气体排放社会成本的思路，他认为理性的政策本应避免“最坏情况”的出现，然而目前的成本效益分析没有、也无法对灾难性气候事件作出评估。值得一提的是，魏茨曼亦曾被认为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有力争夺者，有些人曾猜测他会与诺德豪斯分享这个奖项，因为他们分别代表了应对气候变化的不同策略选择。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最终选择了诺德豪斯之后，批评者称，这个奖“颁给了气候灾难”；而魏茨曼则在数月之后黯然离世。

诺德豪斯也在《气候赌场》一书中承认，他的DICE模型并未能对气候“拐点”到来后的损失进行估算。“拐点”是指全球温度升高达到某一个阙值之后，会引爆难以预料的、大规模的各种系统性变化，不可逆转。

在诺德豪斯的模型中，温度变化及其带来的影响是线性的、渐变的，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诺德豪斯认为人类社会可以在一个世纪的过程中逐渐适应高达3.5度的全球温升。然而在现实中，气候变化的影响则是不均衡的、激烈的，并随之带来预料之外的自然和社会问题。

比如，科学家们已经证实，地球高纬度地区的升温与其他地区相比更为显著，而极地地区永冻层的融化会释放出常年蕴藏其中的大量温室气体，从而进一步加速全球温度升高。又如，海冰消失、海水温度升高，影响全球水力循环，进而给地球上不同地方带来更暴力的极端降雨、强度更大更频繁的飓风、或是极端干旱出现的频率。

这些极端事件会给不同地区的农业及生计带来严重的影响，乃至引发大规模迁徙等未曾预料到的社会、政治动荡。近年，中美洲地区出现大批因环境衰退无法维持生计而试图越过美国国境的难民，与气候变化联系密切，而这是诺德豪斯的气候经济模型难以模拟出的内容。

但是，诺德豪斯却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不由得让人发问，将有关气候变化的决策交给经济学高度简单化的模型，这真的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吗？人类社会与地球和自然界的复杂关系，是现有经济学理论中的假设、限定难以企及的；人类社会发展数千年积累和沉淀的文化、价值体系、自然界丰富的物种多样性更是完全无法用货币来衡量其价值几何。在有限的自然条件约束之下，对经济增长的无限追求，人类社会最终获得的可能并非是财富的积累，而是历史上未曾经验的困局。

不得不承认，曾被诺德豪斯等坚持温和减排路线的经济学家们视为小概率的气候灾难，正在逐渐露出狰狞的面容，此前认为数十年甚至上百年之后才会到来的灾难正在迫近，这意味着现在的年轻人几乎一定会在他们的有生之年成为全球变暖的受害者。

这也许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站在了全球气候变化运动的最前线。

“你们用空洞的口号偷走了我的梦想，我的童年，” 瑞典16岁的少女格蕾塔·通贝里9月23日在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上对各国政要进行控诉，“我们的生态系统正在崩溃，我们正站在下一次物种大灭绝的开端，但你们只知道谈论钱、谈论永恒经济增长的童话，你们怎么敢这样？”

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抗争是否能催化社会的变革，但明确的是，这一代的年轻人以及下一代的年轻人，他们的未来不应该被折现。

（李婧，自由撰稿人，关注环境、气候议题。曾为《南华早报》、《中国日报》资深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