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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扎根在疟疾地区的中国人，挽救了几千条人命
“缅甸卫生的事儿，可以多问问张军”。当一些中国机构准备在缅甸开展卫生活动时，他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建议。
张军曾任职于中国卫生部，离职后加入英国民间慈善机构 “无国界卫生组织”（Health Unlimited，简称HU）前往缅甸开展卫生救助项目。2011年，无国界卫生组织更名为“健康扶贫行动”（Health Poverty Action，简称HPA）。
缅甸——被世界遗忘的地方
1993年，HU希望在缅甸北部（缅北）开展卫生救助项目，需要人手，一位在这里工作的朋友向张军发出了邀请。彼时，张军在卫生部已经工作了7年，对于体制外的世界跃跃欲试。带着好奇，他决定跨过边境到缅甸去看一看。
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算不上富足，但缅北农村近乎原始的生存方式仍然令张军印象深刻。“很贫困，一家人住在草棚里，就一件衣服，谁出来就遮一下，不出来的就在里头光着。”张军听说，上世纪50年代以前，当地佤族村子之间争夺地盘还用人头祭祀，胜利的一方会将对方的人头高高挂在寨子门口。
当地人接生孩子的原始方式和产妇的高死亡率更是带给张军巨大的冲击。“她们自己给自己接生，婆婆给儿媳妇接生，脐带拿牙咬断，用竹片隔断。”
除了产妇，孩子也是缅北的一个高死亡率群体。据张军调查，在中缅边境地区，几乎所有的中年妇女都失去过孩子。因为没有疫苗，孩子们死于麻疹、百日咳、肺炎等各种传染病。“现在许多致命的传染病都有可预防的疫苗，死亡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只是他们没有享受到基本的健康权利，完全不该死。”
但情况并没那么简单。缅北地区长年以来是“三不管”地带，地方少数民族武装长期割据，导致国际救助资源一般情况下无法到达该地区，大量儿童因此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死去。
除了妇女儿童的高死亡率，这片土地上还长期笼罩着疟疾的阴影。在缅北，几乎人人都得过疟疾，疟疾是5岁以下儿童死亡的首要原因。特别是恶性疟疾，如果没有药物治疗会致死，治疗延迟也可能会留下残疾。
张军说：“治疗疟疾的药是在小卖部里挂着卖的，真伪无人监管，老百姓吃药也不按疗程，症状没了就不吃了，但其实体内虫子没杀死，蚊子一叮又传染了。如果长期如此将导致药物敏感性降低，最终可能蚊子吃这药就跟吃糖似的，耐药了，以后这个药就不好用了。”
张军觉得，缅北这个地方似乎被世界遗忘了，他决定留下来。
一边“救急救命”，一边“要饭”
决定留下来之后，张军定了一个救助目标：先争取让不该死的别死。
于是他从教当地人消毒接生做起。他告诉她们：“拿烂剪子、竹片割脐带是不对的，剪脐带要用酒精消毒，我给你们提供消毒工具。”
张军及团队在缅北推广产检和新法接生后，当地孕妇生产过程中感染破伤风的情况逐步减少，有高危症状的孕妇则被动员到有条件的地方生产，产妇死亡率明显降低。
为了保证国际救助资源进入缅北以降低该地区儿童的死亡率，张军带领HPA积极促进缅甸中央政府卫生部与地方少数民族武装下辖的卫生部门之间的沟通、合作。逐渐地，缅北地区的冷链系统、卫生设施和卫生服务队伍得到了显著发展，患病儿童得到有效救助的机会也因此大大增加了。
早先，伴随孩子高死亡率的是高出生率。慢慢地，一些妇女偷偷跑到HPA，“张大夫，能不能给我们点避孕的东西？原来我生10个活5个，现在生1个活1个，我养不动了。”
“这说明什么问题？成活率高了，死亡率低了，这个指标特别敏感。”张军说。
如果说“不该死的不死”是“救急”，传染病防控便是“救命”，“救急救命”很长时间都是HPA在缅甸的策略。当妇女儿童的死亡率得到一定的控制，2005年，张军开始做疟疾防控。
疟疾主要通过蚊虫传播，防控并不难，有效的手段就是药物加蚊帐。蚊帐也是加入了药物的，对蚊子有趋避作用，但是缅甸地区长期缺乏供应。2006年至2016年10年间，HPA在缅甸查出疑似发热疟疾病患80万人，治疗了21万人，提供了79万顶蚊帐。有了蚊帐和正规的药物，疟疾很快得到控制，死亡率明显下降。
除了“救急救命”的工作，张军还需要四处筹集项目资金，他经常跟人说，“我就是个要饭的”。但是，为老百姓要饭，他觉得不丢人。1993年，从十几万元项目资金起手，到如今几亿的项目资金中标，队伍也从1人发展到200多人。
2018年9月26日，张军收到了联合国项目事务署的通知，HPA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的两个项目经全球竞标后全部中标，HPA又多了1亿多元的项目资金。
谢谢你们中国人
对于张军来说，HPA在金三角地区开展的项目“太特殊了”。初到缅甸，一步步把项目做起来，他所经历的困难外人难以想象。
最开始给儿童接种疫苗时，由于当地缺乏疫苗供应，疫苗配送需要冷链，张军和同事就扛着冷藏包准备到村子里给孩子们注射，但他们到了之后却发现整个村子都空了。后来才知道，当地头人（相当于意见领袖）提前给村民报信，“说打针是拿孩子做实验，所有人都抱着孩子躲了起来。”
没办法，张军只能先去说服头人，解释HPA是什么组织，疫苗能给孩子带来什么好处。“头人就把那些扛枪的（士兵）找来，把寨子围起来，谁也别跑，把孩子按着打疫苗。”
随后的事情就简单很多，“孩子打完疫苗不得病、不死了，大家就知道你这个东西是好东西，你下次去，只要告诉他们什么时候会再去，村里妇女早早地都在山头上抱着孩子等着，米酒都给你准备好了，特欢迎。”
为了和当地村民更好地建立信任，张军和同事在项目所在区的居民社区、在缅的中国籍流动人口和在缅中国企业雇员中选拔出400 余名能够使用当地语言、了解当地情况、熟悉当地习俗并有一定影响力的卫生工作志愿者，包括村长、村小学老师、接生婆、工头等，与地方政府管理部门一起多次举行村民大会，提升公众对志愿者疟疾防控工作的认可和配合程度。
如今，HPA团队在当地的待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当地社区给百姓诊断疟疾发放蚊帐时，一名当地老百姓问张军：“你真的是中国人？”张军很惊讶。对方告诉他，当地有不少中国人，但都是来缅挖矿、伐木、淘金的老板，他们还没见过像张军这样来帮老百姓防病治病的中国人。话虽然是夸奖，但张军感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 当地人不相信中国人会做帮助别人的事。
事情后来有了变化。前两年，张军找北大的教授去给缅甸做项目评估，当地百姓不断跟教授说“谢谢你们中国人”。
教授回到北京跟卫生部门的领导说：“你可要感谢张军，我去缅甸给他们做评估，因为他们项目人员大部分都是中国人，人家老百姓以为项目钱都是中国人出的，一个劲说谢谢你们中国人，其实钱是英国出的，在那个地方你可得了个大便宜。”
说起这些，张军觉得“有意思”，也觉得自己和HPA无愧，因为“在缅甸这个圈子里，我们是做得最好的”。
“这种东西”是物质带不来的
上世纪90年代，张军辞去政府要职只身前往贫穷、落后、战乱纷仍的地区，几乎没有人理解他的选择，如今他从另外的渠道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却从没想过能走到今天这样“好像很高大上的样子”。他觉得，任何一件事情只要往下使劲扎，“绝对是有料的”。
刚去缅北的时候，张军得过疟疾，也有半夜遭遇突发战争慌忙逃走的经历。他以为自己干完两年就走了，“但每一次想要放弃时，总发现手里的活儿还没干完，就这么干了20多年。”
张军在北京有很多老朋友，多是司局级。与老朋友们聚会，席间说起张军从卫生部走出去又回来的曲线经历，都觉得他“经历了很多，挺有意思”。他也有一些在国外的朋友，“年薪上百万美金”，他们说起张军的选择，也都是满口赞扬。
但有时候，张军心里也难免有些落差。“我是1985年到部里，1992年离开的，7年，我们待下来的人基本上现在都是司长，你看，我户口还在北京，但北京我都没房子。”不过从另一个角度，他知道他是富有的，“从我个人来讲，救了几千条命肯定有了，我作为学医的，回应了世界上最需要回应的人。”
在缅甸20多年，张军从缅甸老百姓身上学了太多东西。虽然生存的条件艰苦，但是他们面对死亡和苦难的态度，让张军佩服，“比我们坚强很多，坦然多了。”张军觉得，他带给缅甸老百姓的有可能是援助的钱，但是缅甸老百姓告诉他更多的是人生的价值。
在缅甸，张军发现沟通很简单，人与人之间不会说谎，“可能从小就没有学会为了掩盖什么东西去说谎。”这种简单的环境和状态，让他觉得舒服，“这种东西是物质带不来的”。
到北京出差时和老朋友见面，张军觉得越来越不适应了，“关系都很好，但毕竟我们生活的环境太不一样了，谈论的东西都不一样，他们说我不食人间烟火，有点不在一个频道上，不在一个状态。”他描述不出那种落差，“就有种孤独感。”
在城市里待久了，张军会赶紧去山里待一段时间，“火塘里架上火，没电，就躺在火塘边烟熏火燎的，跟大家唠一唠，我就裹着什么东西一睡，就那感觉。”那样的环境里，他感到放松和安全。
其实在缅甸，像张军这样的NGO成员还有很多，他们大多来自日本、美国和欧洲，作为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桥梁扎根缅甸多年并发挥着民间外交的重要作用。
近年来，中国NGO在推动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缅甸是如何看待中国和“一带一路”？NGO又是如何利用社会创新解决当地的社会问题呢？或许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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