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地想家，是台湾文学的重要经验

编者按：他是台湾文坛枢纽型的人物，文学组织者、编辑家、演员、海峡两岸拥趸无数的大诗人。

他苦乐交加的人生故事，连通着大历史的风云记忆。他不疾不徐的叙说，平静中有波澜，幽默中有泪水，悲凉中有温热，每一句都动人心弦。静水深流中，汉字发出了奇光。在人生的高处，他，贡献了一部新的经典……

抄书对我的影响很大，增加了我对西方的向往。我的诗里写的好多地方我都没去过，又是巴黎、又是伦敦，还有印度，其实写的时候都没去过。比如巴黎，是从喜欢的小说中，如从巴尔扎克、莫泊桑小说中获得巴黎的印象再来写巴黎的，不过不是地理志的写法，是抓住它的精神来写。朋友们评价写得还都对味儿。那是出自对远方向往的浪漫的精神。也有写得不符合实情的地方。有人去了芝加哥找第七街，没有，说“痖弦骗人，芝加哥根本没有第七街”。我自我解嘲地说：唐朝那些写边塞的诗人也不是全到过边塞。

那个时候，台湾本土文坛是静悄悄的，而军中的作家就变得非常活跃，大量写稿、大量投稿。战争带给我们精神创伤，战争也带给我们写作的动力。一直到现在，我们这批人的作品中，写的还是老的主题——战争的伤害和影响。另外，军中文艺中有一种写实主义的精神，我们不是学院派，不讲大道理，是土法炼钢式的。它是非常朴实的写实经验。我常说台湾文学的发展是秀才见了兵的过程。这个兵的文学，就是以军人写作或军眷写作（眷村文学）为代表。秀才的文学就是以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等台大的一批人为主。夏济安、夏志清、吴鲁芹等台大的老师们办一个刊物叫《文学杂志》，这份刊物是对朱光潜在大陆编的同名杂志的继承，但不敢直接说明，只有在发刊词中让人感觉到两份期刊的遥遥相望。朱光潜的《文学杂志》对我们影响很大，甚至到了我编《联合文学》的时候，都故意仿照《文学杂志》的开本。台大的学生们则办了《现代文学》，最主要的负责人是白先勇和王文兴。南部的这些眷村作者，高雄《新生报》的“西子湾”副刊、“《中华日报》”“中华”副刊、大业文丛这批作家，北进之后，“兵”和“秀才”见了面。不是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是相互敬重，结果好得不得了。因为兵的文学是讲经验的，秀才的文学是讲学问的。文学不能仅有经验或仅有学问，经验和学问加到一起后，使得我们的创作得以壮大。两路人马都变成了朋友，使得台湾的现代文学发展质地非常结实，气氛非常昂扬。

罗曼·罗兰和高尔基通信时，高尔基说罗曼·罗兰的文学是把肘部磨破得来的，因为罗曼·罗兰受到完整的法兰西教育，他都是在图书馆看书，所以袖子肘部在橡木桌子上磨破了才得到他的文学，就是从学问得到的文学。高尔基是街头大学毕业的，他是苦孩子，是面包房里长大的，晚上就睡在垛得高高的面粉袋旁边。他晚上靠着捡来的蜡烛头看点儿书，他是凭生活经验写作。因此高尔基说自己，说他的文学是把鞋底子磨破得到的。台湾的兵的文学就是把脚后跟磨破的文学，白先勇他们是把袖子磨破了的文学。兵和秀才文学的结合，也是高尔基和罗曼·罗兰的结合，最符合文学的优生学。因为彼此不同质才产生新的东西，太同质了不容易创造新事物。

新诗最初的发展除了受到大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也有其自身的独特性的限制。新诗最初的地位并不高。刚到台湾那个时候，如果向别人介绍你，说“这个人是写新诗的”，对方一定投以奇异的眼光，心想：这个人好端端的，怎么写新诗啊？！朋友见了你，会问：“怎么，你还在写你们那个新诗吗？”虽然中国新诗的发源地是北大，是起自象牙塔，但后来流落到十字街头，甚至给人印象是高中生的玩意儿。事实上，1949年前，北大中文系好多老师已经否定新诗，北大出身的教授也不写新诗，反对新诗的很多。不但反对新诗，也看不起副刊。假如班上有学生在副刊上发了稿子，除非写得非常好，否则老师就会说：“好好做学问，以后稳得住。不要弄个千把字混稿费，没出息。”

那时经常听到的话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基本上是成功的，小说、散文、戏剧成绩都不错，还没有定论的是新诗，说新诗还在那里摸索。直到来了台湾还是这个样子。在台湾也是这样的说法，五四新文学运动，成就最大的是小说，认为白话小说是成功的，其实小说本来就有章回小说的历史渊源嘛，白话小说很早就有了；但对新诗都有看法，认为新诗还不定型，还在寻找发展的方向。这种外行的言论听着让人心里很不是滋味，觉得对新诗非常不公平。

学界对新诗也有成见。萧继宗先生做过东海大学文学院院长。有个美国女生来台湾留学，他问女生来台湾研究什么，女生说要研究新诗，萧先生笑得差一点从院长宝座上跌下来了：“这个玩意儿还用得着你跑这么远来研究？！”可见当时社会对新诗的看法。萧继宗还翻译雪莱的诗呢，但思想还是很旧，对新诗还是不了解。那些年代，写新诗的人是异端！纪弦先生在上海时编过一本刊物就叫《异端》。诗人所到之处真是人人走避啊！在大学里，更是舅舅不疼、姥姥不爱——外文系嫌它土，中文系嫌它洋，一概予以封杀。

当时的副刊都不登新诗。这就是台湾为何诗刊风行的原因——报刊不登，诗人自己办刊物发表。重要的报刊，像“《中央日报》”副刊只登余光中和另外几位诗人的作品——其中有些人后来都不再创作。《文学杂志》等几个杂志请余光中帮助选诗；马各编“联副”的时候，作者投寄的诗稿，编辑都寄给杨牧来选。都认为现代诗是个异类。不像现在，现在每位编辑都能看诗，那时不行。孙如陵是“《中央日报》”副刊主编，很受尊重。他的社长曾问他，“孙主编，新诗你懂吗？这首诗你解释解释给我听是啥意思。”孙如陵解释不出来，他就对新诗选稿比较保守，他说“看不懂”，登得很少。登余光中的诗作是因为孙公认为余光中写那么好的散文，还翻译《梵谷传》《梵谷传》即《梵高传》。——编者注，有那么好的学问，写的诗一定是有道理的，所以登。其他人的全不登。

台湾的诗刊文化是从地下文学而来的，经过好多年的挣扎，才从地下慢慢冒到地上来，得到社会的承认。我们办《创世纪》的时候，新诗创作还在地下。文化审检人员就很奇怪诗人都是干什么的，写出来的东西每个字都认识，合在一起都不知所云了，思想不会有问题，不去管它吧。难得他们糊里糊涂，无形中使我们这批写诗的有了发展的空间，成就了新诗的生长。

那时我们年轻，非常单纯，想去买张“爱国奖券”，也要看四下无人才去买，怕人家看到不好意思：一个诗人还买“爱国奖券”，像什么样子？！不像现在，一桌子诗人都在谈股票。我们一方面是对诗有热情，一方面就是对女性有热情。早年，我们对女孩子的追求很厉害。如果女孩子喜欢文艺，我们追得更厉害。和海军竞争追求女孩子真是难啊！海军的衣服穿着漂亮，海军官校是女性的第一选择，低一点的选择就是水兵。而我们那时候可以一晚上写两百行诗呈献给对方——就这么点本事嘛。诗人们追得的女孩子总是相同，犬牙交错的关系非常有趣。我有一件军中的大夹克，很大，杨牧借去一直不还我。他在东海大学念书时，喜欢穿着那件夹克。那件夹克把纽扣解开，正好里面可以裹一个女孩子。那里面曾经裹过好几个女诗人！那些女孩子，我们把她们当作爱神，最后她们爱神没当上，都变成了诗神。恋爱没谈成，诗倒是写了一大把。

那时的爱情也很纯洁。纪德有篇短篇小说，男孩子吻了吻女孩子，女孩子说：“请你不要侮辱我们的爱情。”在纯洁的爱的笼罩下，觉得连接吻都是脏的！我们都这样看待爱情。公共汽车晚上十一点收车，和女孩子约会晚了，回不去了，口袋里的钱勉强能在最小的旅馆开个房间，两个人就能在房间里谈一晚上的康德，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那年头女孩子们很难追，小姐们也觉得写诗的人咬住不放，很难摆脱。失败相对也很惨痛，常常是被拒绝。我常戏说，平均半年就被抛弃一次。女孩子们发现拒绝诗人的追求非常困难。你说他太矮，他也不走；说他太胖，他也不走；说他太穷，他也不走；说他说话声音难听死了，他也不走。就是赖在那里。但日子长了，女孩们发明了一个一定有效、百试不爽的办法，那就是把诗人叫到眼前，正色曰：“我老实告诉你，我不喜欢你的诗。”说完了诗人扭头就走，永不再回。遇到这样的失败时，特别想家，没有精神出路，就把诗当作一种解忧的方式。

大家伙儿无路可走，至少可以写诗，写了不少好诗，一开始是因为爱情而写诗，后来是因为写诗去找爱情。诗跟爱情、爱情跟诗，变成一体两面的东西。高小念书时，我写了第一首所谓的诗。上“国文”课，老师出的作文题目是“冬日”，我是这样写的：“狂风呼呼，砭肌刺骨。一切凋零，草木干枯。”别的同学写一个多小时还没写完，我十分钟就交卷了。老师的评语是“写诗是偷懒的表现”，我吓得不敢再写什么诗了。但还在南阳时，就读过冰心的《繁星》《春水》，还有北大陆志韦的《渡河》。后来就专读何其芳，何其芳的诗我特别着迷，到现在都会背他的名作《预言》。他从《成都，让我把你摇醒》转向后，我非常失望，我的偶像破灭了。我在翻得快烂的何其芳名著《预言》（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扉页上写了四个字“何其芬芳”，我称何其芳是“我青春诗土上的第一场春雨，洒在我那贫瘠的土地上”。我学他浪漫的调子，我的很多诗都是亦步亦趋师承何其芳的。在台湾发表的《我是一勺静美的小花朵》，开启了我正式的诗歌创作之旅。我想郑愁予可能和穆旦有精神上的关联，洛夫应该是对艾青的传承，杨唤则是学绿原的。

当时读印度女诗人奈读(奈都)夫人的诗，她有一句诗是“以诗的悲哀征服生命的悲哀”。这句话跟我们的情形非常契合，周梦蝶也常常提到这句话。那时梦蝶也已经开始写诗。我们在投稿中结识。当时大家的生活都非常艰苦，上等兵的月薪是十二元新台币，买两块肥皂，吃一碗牛汤面——牛肉面都吃不起，吃一碗没有牛肉的牛肉汤面就花完了。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诗友们办诗刊，而且不仅左营有，在澎湖、在金门，军中都有小小的同人杂志，甚至还有写钢板油印的，在当时形成很大的影响。在军中竟然也有一个文坛、诗坛，这在中国军事史上恐怕是很特殊的。确实是值得大书特书、值得研究的现象。

回顾我的诗歌创作，很多作品中都是对家乡的怀念，没有多少台湾经验。我觉得，第一代移民来的时候，强烈地想家，这是台湾文学重要经验的一部分。看台湾三百年来的汉诗，可以看到从泉州、福州来的人也天天想家。有的小村庄取名，就叫潮州，就像美国当年有地名叫新英格兰、纽约一样。第一代人都是非常苦的。这是个怎样把异乡变成故乡的过程，这个过程，其实是蛮动人的。我们1949年渡海而来，也是一样的。我们这一代，等于一棵树拔出来，移栽到其他地方。有的树能成活，有的树移栽后就长不好。等第二、第三代就没问题了，他们就完全本地化了。

摘自《痖弦回忆录》，作者: 痖弦 口述，辛上邪 整理，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