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与债务经济学∣货币权力与美元霸权

最近笔者有幸受邀参加了《财经》杂志主办的第一场读书会，讨论的主题为“‘美元霸权’的渊源与反思”。这是一个由货币权力引申出来的重大经济和政治问题。十年前，在初入研究生阶段，笔者便受导师贾根良教授引导关注这一问题，进而将现代货币理论（MMT）引介至国内（可参见拙文《货币与债务经济学｜现代货币理论的“历史”与“现代”》，2019-05-17，澎湃商学院）。由于读书会时间有限，言不尽意，特在这个专栏和各位读者朋友分享一下笔者有关该问题近些年的思考。感谢《财经》杂志何刚主编和臧博编辑、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徐奇渊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贾敏副教授，笔者从读书会的交流中受益匪浅，当然文责自负。

一、“美元霸权”的历史

“美元霸权”（dollar hegemony）有赖于“美元特权”（dollar privilege）的确立，即美元成为国际关键货币，作为世界通用的记账单位、支付手段和储备工具。凭借这种“嚣张的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美国政府才得以引导和塑造一系列有利于其领导和支配全球的制度安排，即实现所谓的“霸权”。

从历史上看，美元在一战结束之后便逐渐成为国际货币，并在二战之后最终取代英镑享有超级特权。通常认为，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美元本位制度的建立，标志着美元霸权的正式确立；而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浮动美元本位制的建立，意味着美元霸权的巩固和真正公开化。事实上，无论是“嚣张的特权”这一说法，还是“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这句名言，均产生自上个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摇摇欲坠、行将崩塌这一重要节点。对这种霸权的不满，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因柏林墙倒塌，以及特别是东欧和苏联解体而有所缓和。美元霸权不再像过去那样，被视作一种问题，而转而被看作是美国背后强大“软实力”的自然反映。但之后一旦美国这种所谓的软实力或美元的地位遭受威胁、挑战或质疑，美元霸权就又会作为一种问题卷土重来、甚嚣尘上。包括1999年欧元的诞生、2003年美国攻打伊拉克以及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近期这一话题重新升温，同样受一系列国际政治经济事件的助推。

有些读者朋友可能会称，所谓的“美元霸权”完全是一种阴谋论。他们往往已经习惯于接受市场自发秩序的看法。在他们看来，正如货币的起源一样，美元霸权也不过是市场逻辑的产物，与国家的设计和干预无关（参见拙文《货币与债务经济学｜交易与债务：两大货币研究传统》，2019-06-19，澎湃商学院）。美元之所以取代英镑享有特权乃至霸权，自然也是市场逐渐演变的结果，是投资者理性选择的安排。但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这是有失片面的。美元特权的逐渐确立，背后有美联储的有意推动。美元霸权正式建立所仰赖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构建，是布雷顿森林美元和英镑货币战的结果。美国“怀特方案”超越英国“凯恩斯方案”的胜出，也并非理所当然，而是各种力量博弈的结果。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元霸权的巩固，同样离不开美国政府的各种干预和维护。最近出版的一系列亲历者的回忆录和历史学家的档案解密，已鲜明地揭示了这一点。

事实上，如同货币本身的演化一样，美元霸权所依托的货币体系和制度，同样是国家与市场共同作用的产物。一方面，国家可以塑造市场，引导市场主体的预期和行为；另一方面，市场也会反作用于政府的行动，市场主体的决策和行为决定了政府干预的效力。美元霸权的历史演变，首先是美国政府有意推动和塑造的过程，其次也是全球市场投资者“用脚投票”的结果。

二、“美元霸权”的逻辑

对美元霸权持有阴谋论的立场，还源自对其背后复杂的运行逻辑和机理认识模糊。它主要涉及两大方面：一个是美元特权究竟给美国带来了哪些利益和好处；另一个则是美国如何能够维持这种霸权，从而维持这些利益。

就前一方面而言，有读者朋友认为，我们夸大了美元霸权对美国带来的利益，甚至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声称，美元霸权不仅没有给美国带来好处，还为美国挖了个“大坑”，损人而不利己。特别是在一些学者将美元霸权简单地描述为美国用本身毫无价值的美元纸片“空手套白狼”，换取全世界货真价实的商品和资源时，一些朋友经过一番思考之后会愤而反击道，美元并非从天而降，而是美国人民通过自己的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辛苦挣得的；外国人换取了美元之后，可以用美元购买许多商品和资产，因而它也并非毫无价值，而是具有购买力。

这种争论从本质上混淆了分析的角度和层次。美元霸权主要是从国际层面，即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来讨论问题。上述争论针对的，正是美元霸权所带来的“铸币税”（seigniorage）收益问题。在现代法定不兑现货币（fiat money）或信用货币（credit money）时代，“铸币税”泛指一国货币当局从货币（即纸币）的发行中所获得的收益。通常这部分收益仅限于具有货币发行权的主权货币国家对其一国居民所享有。但美国因为美元特权（一半以上的美元在国外流通），却可以向世界征收国际铸币税。尽管它并非简单地等于纸币面值与几乎可忽略不计的印刷和发行成本之差，但无疑这部分收益是十分可观的，据估计至少占其GDP1到2个百分点。该收益的客观存在，与货币本身是否有价值没有必然的联系。既然货币能被人们所接受，它就是有价值的。纸片或电子符号只不过是它的表现形式。

除此之外，美元特权还可以为美国带来其他短期资本和汇兑收益，以及长期商业、金融和政治利益，其中最为突出的莫过于其政策自主性。面对国际收支外部约束，美国具有更多的灵活性，享有更广的政策空间和自由度。依托美元特权，美国可以持续地、不受约束地积累经常项目赤字和对外债务，导致全球长期失衡。通过这种方式，美国可以从国外进口廉价商品，提高本国居民生活水平。但正如一些读者所指出的，这也对美国产生了副作用，尤其表现在国际美元资本套利所带来的本国制造业空心化、就业流失等问题。但这些弊端却无法掩盖美国从美元霸权当中所获得的切实的利益。

就后一方面而论，问题则更为复杂和艰深。这很大程度上在于，随着国际货币制度的演变，美元霸权所依托的机制和背后的逻辑也有所变化。在美元霸权正式确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双挂钩的固定美元本位创造了各国对美元的官方需求，确保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然而，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内在的制度缺陷，美元同时充当主权货币和国际货币所产生的“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最终导致了该体系瓦解。基于债权国的霸权逻辑也随之终结，取而代之的是后布雷顿森林浮动美元本位货币制度，以及基于债务国的新的美元霸权逻辑的到来。

在这两种逻辑的过渡阶段，我们见证了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的悖论。美国1971年停止美元兑换为黄金，将美元与黄金脱钩，使其成为背后没有任何实物支撑的法定货币。虽然这暂时减少了美元在国际贸易、金融和储备中的比重，但之后却并没有如人们预期那样，从根本上动摇和改变美元的特权地位。尽管这可以从路径依赖或历史惯性来解释，但时至今日这种霸权却依然存在。因而我们需要深究，在新的浮动汇率制度和法定不兑现货币制度下，美元如何依然享有至高无上的特权，被人们广为接受。

该问题的关键在于对美元的需求的持续保障，以及与之密切相关，对美元价值稳定的维持。固定美元本位的终结，一方面并未导致美元的官方需求如预期那样下降。各国依然需要囤积大量美元来应对汇率波动，特别是在八九十年代拉美和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认识到在浮动汇率、资本自由流动时代，稳定和干预汇率要更为棘手。另一方面，对美元的私人需求也并未因此而下降。相反，美国政府所推动的欧洲美元市场，以及带有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国际私人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和金融化，进一步提升了私人的美元需求。

更重要的是，美国还通过以上官方和私人的途径促使过剩的美元回流，以维持美元相对稳定的价值，防止美元遭受投资者的攻击。一方面，各国特别是盈余国（如石油国家和中国、日本等）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或公司债，带来美元的回流。另一方面，国际美元资本在自由流入拉美等外围债务国，最终引发债务危机之后便纷纷回流至美国，从而为稳定的美元提供了一种释放压力的重要渠道。正是依靠官方干预和支持与私人资本全球化，美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特里芬难题”，其代价是边缘债务国频发通缩危机和债权国被迫分担失衡的调整成本。

三、“美元霸权”的破解

从现代货币理论，或更宽泛的基于债务的货币研究传统来看，美元霸权本质上不过是一国货币等级结构在国际上的延伸和体现。在一国国内，主权货币国家发行的法定不兑现货币，因“税收驱动货币”这种主权权力而居于货币金字塔的顶端。下端的银行存款货币和其他私人货币，则可以视作是政府货币的“杠杆化”。而到国际层面，这种金字塔式的货币等级结构同样成立。居于顶端的无疑是美元，下面接下来是欧元、英镑、日元和人民币等。所有这些货币的价值，从根本上均源自货币发行国承诺接受他们纳税的主权权力。而各种货币在国际上所享有的不同程度的普遍接受性或通用性，则与货币发行国征税主权权力的大小，或更广意义上的驱动货币回流的国家能力的强弱密切相关。

这种以国家权力为依托的非中性的国际货币体系，意味着对整个世界经济会产生不对等的实质性影响，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盈余国和债权国，美元霸权的危害是十分明显和深重的。我国长期奉行的出口导向型国际经济大循环发展战略，在促进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积累了大量美元外汇储备。不仅对我国独立的货币政策产生了重大干扰，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使中美之间演变成中国以大量货真价实的资源和要素，以低工资、高环境成本换取最终又回流至美国以低息国债形式所有的美元这么一种游戏。从现代货币理论的视角来看，出口对中国而言是一种成本，进口才是收益。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美元霸权意味着我国财富的净流失。

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国际化无疑是消解美元霸权的一条途径。但就中短期而言，这段国际化旅程还依然漫长。其中最为重要的在于，中国尚缺乏美元所依托的那样纵深的自由发达的金融市场。而在这方面，仓促实现不仅不太现实，而且可能得不偿失。作为替代，我们应着眼于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由国际经济大循环战略向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转变。美元霸权无疑是中美失衡的重要原因，但“一个巴掌拍不响”，中国的出口导向型战略无疑也迎合并助长了这种失衡的持续。与其在美元霸权的欺凌之下被迫承担这种失衡的高昂成本，还不如主动积极寻求战略转型。在将视角回望至国内时，我们应借鉴现代货币理论的思路，通过主权信贷，更多利用广阔的财政政策空间来推动国内经济的发展。主动寻求摆脱对美国的依赖，改善中美失衡，是我国破解美元霸权的根本出路。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8CJL004）的阶段性成果。作者李黎力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