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俊杰：赶超发展战略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回归

每一轮经济危机都会带来思考角度的转换，十年来的世界经济景气下行也是如此。随着近年对新自由主义反思的深化，最早向亚当·斯密发起有力挑战的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重又进入世人视野。本次李斯特回归，除体现为2014年九国代表共同举办“李斯特诞辰225周年国际研讨会”、2015年国内学界“纪念李斯特经济学传入中国90周年”等等外，一个重要标志是，德国于2013年8月出版了最新传记《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具有前瞻眼光和社会责任的经济学家》（原版书名），其英文版次年印行，法、西、日等各语种译本陆续跟进。我翻译的中文版很快也即将由商务印书馆以《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传》奉献给中国读者。

新版李斯特传由经济史专家欧根·文得乐教授撰成，文教授就生活在李斯特家乡——德国南部符腾堡的罗伊特林根市，那里的李斯特档案馆及文教授本人收藏了与李斯特相关的众多文物材料、各种版本的李斯特著作及丰富的李斯特研究成果。40多年来，文教授在罗伊特林根大学埋头研究李斯特，至今已出版近20种相关作品，1992年还创立了“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历史与现实经济研究所”。中国中央电视台几年前为摄制12集《大国崛起》纪录片，曾专程去访罗伊特林根，文教授在第六集《帝国春秋》中应邀讲述了李斯特的业绩与德国的赶超发展历程。

承蒙文得乐教授厚谊，新书刚上市他就给我寄来一册德文版，以后又当面赠送了英文版。翻过扉页，德国前总统霍斯特·科勒的序文赫然在目，其后还有罗伊特林根市长的引言，两人都对李斯特与学说及其对德国和世界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曾几何时，文教授作为“联邦德国从事李斯特研究的个别经济学家”，长期都是“孤独的漫步者”（文得乐夫子自道），这种落寞与李斯特学说“迄未得到公正评判”（森哈斯，31）正好互相印证。如今否极泰来，“不久前还始终备遭埋没”（森哈斯，31）的李斯特学说终于迎来了转机。值此李斯特全球回归之际，在中国翻译并出版这部李斯特传，诚可谓当其时也。

挑战斯密学派的“第一人”

李斯特及其学说之所以沉浮反复，且往往伴随危机而回潮（上一次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关键在于他跟主流经济学大唱反调，构成了可与亚当·斯密、马克思鼎足而立的“第三方”（Lind，25）。李斯特的政治经济思想主要见于三种著作，依次是《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1827年）、《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1837年）、《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年）。这三部书其实分别为美国、法国、德国所撰。英国在打胜拿破仑战争（1803－1815年）时，工业发展气势如虹，它与其他国家的差距基本上就是机器工厂与手工作坊之别。美、法、德当时无不面临英国的巨大竞争压力，三国都必须逆势发展方能迎头赶上。针对这一特定需要，李斯特独到地提出了一套完整的赶超发展学说，包括以国家为本位的经济民族主义理论、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生产力理论、以政府干预为基础的关税保护理论，以及以经济史为依据的实证历史方法。

概言之，李斯特认为，既然缺乏“世界联盟与持久和平”（李斯特a，112），国家便是国民长远利益的捍卫者，所以必须超越流行的“个人经济学和人类经济学”，建立兼具经济和政治视角、兼顾国民总体利益的“国家经济学”（李斯特b，209）；一国的富强主要取决于生产能力（或应称之为“生产源力”），“财富的生产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到多少倍”（李斯特a，118）；“国家生产力的增长中，更重要的是工业力量的增长”（李斯特a，202）；影响工业化的不单有经济因素，更有政治、法制、社会、文化、精神等众多非经济因素，它们“都是生产力增长的丰富源泉”（李斯特a，123）；其中，“国家力量的干预”尤可促进落后者“工业、海运业、国外贸易获得真正大规模发展”（李斯特a，155）；特别是国家可借助保护性关税，“实行商业限制以便建立并保护自己的产业”（李斯特a，155）。

李斯特的关税保护思想尤为后人关注。在他看来，经济发展有阶段之分，至少包括原始农业自给自足、外贸激发下工业起步、本国工业支配国内市场、进而恃强展开国际竞逐这四个阶段（李斯特b，92）；发展程度悬殊的国家开展自由贸易，只会使产业强国“控制弱小国家的贸易和工业，将其置于受奴役的地位”（李斯特b，22）；关税保护则是“国家把贸易和产业机会留给自己”、“保护国内工业的方法”（李斯特b，184、109）；短期内关税保护固然“使价值有所牺牲”，但长远看却“使生产力有了增长，足以抵偿损失而有余”（李斯特a，128）；农业不在关税保护之列，“惟有以国家的工业发展为目的时，才有理由实行保护制度”（李斯特a，164）；一国达到充分富强后，应“逐步恢复自由贸易原则”，以借助竞争确保各产业长盛不衰（李斯特a，105）；保护政策的施行需要相应条件，尤以“内部竞争”为要，“一个愚笨、懒惰、迷信的民族决不会从关税措施中获得任何好处”（李斯特b，82、210）。

不难看出，李斯特学说在诸多方面都对占据主流的斯密学派发起了挑战。最突出的是，李斯特拒斥斯密学派的大同式世界观，强调现实世界由不同国家组成，彼此利益相异，甚至不乏“醉心于征服并奴役其他国家的势力”（李斯特b，29），故而民族主义才是现实的出发点；他对自由贸易持保留态度，断言自由贸易论是服务于强者的一套学说，多会产生扶强抑弱的后果，令低端产业方蒙受损失；他不接受比较优势原则，认为比较优势越来越人为大于天成，经常是谁抢得先机谁就占据优势，目前的强国都有过借助保护政策人为培植产业的历史；他不赞成放任自流，主张落后国为追赶先进，必须施行政府干预特别是关税保护，借以培养生产力特别是工业生产力；他不认为发展只是经济问题，深信它也是政治和制度问题，故而高度重视非经济因素的作用（梅俊杰b，222）。总之，李斯特雄辩地说明，斯密学派不具有普世性，更属一套适合领先国的特殊理论。对于如许思想建树，艾尔弗雷德·马歇尔也称道，李斯特具备“出色天才和家国热忱”，“与李嘉图学派[亦即斯密学派]的封闭狭隘和自满自得适成对照”（Clairmonte，43）。

以现实主义而非理想主义、从民族国家而非大同世界的角度看待国际关系，重视生产制造能力的长远培植而非贸易与消费方面的短期获利，动态地而非静态地看待产业和财富问题，融合政治经济而非囿于经济地思考国家富强之道，强调采用历史归纳方法而非依仗抽象理论推断，如此之类让李斯特学说与斯密学派迥然有别，从而成就了自身的鲜明特色。当然，也有若干文献强调李斯特与斯密不乏共性（Gray，119-144），重申李斯特也认可自由贸易原则，正如斯密也赞同某些保护主义做法（Preparata，Elliott，4-34），提出应当打破对李斯特和斯密的公式化（Harlen，733-744）。考虑到理论大家往往存在思想的多面性，考虑到门派形成过程中追随者的简单粗暴以及意识形态化后的门户之见，此类文献的纠偏与调和自有其合理性。然而总体看，高调揭批斯密学派终究是李斯特的爱国志业，他与斯密学派分道扬镳乃众目昭彰的事实。“如果说在英国，资本主义有比较长久的历史和较为巩固的基础，使斯密和李嘉图成为自由贸易的鼓吹者，那么，德国的落后状态促使李斯特成为经济民族主义的传道士”（罗尔，223），根本的答案就在这里。落后国的国情让李斯特成为“反英国、反世界主义、反古典学派和带有强烈民族性的资产阶级反对派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最有影响的代言人”（法比翁克，31）。

李斯特生于1789年，次年斯密便过世。李斯特的成长岁月正是英国工业竞争力大举上升、斯密学派随之声名鹊起的时期（梅俊杰a，29）。有鉴于此，李斯特并非斯密学派的天敌，相反他坦承，自己“曾经不仅是斯密和萨伊的忠实信徒，而且还是一位把他们的理论当作确实可靠学说而热情讲授的教师”（李斯特b，213）。然而，现实观察促使其思想发生转折。拿破仑实行封锁英国的“大陆体系”时，欧洲大陆的制造业一度发展迅速，而随着拿破仑战败并致封锁体系崩溃、自由贸易兴盛，欧陆新兴的制造业甚至是农牧业却遭遇英国的毁灭性打击。强烈的反差终令李斯特“改变信仰”并反戈一击（李斯特b，213）。这种思想改宗在开风气之先的大家身上不时可见，亨利·凯里、梅纳德·凯恩斯、劳尔·普雷维什等人经历过类似心路历程（梅俊杰a，299），但是，以挑战斯密学派之先机和影响而论，李斯特不愧为“第一人”。有道是：“当代经济学家看来日渐愿意这样承认李斯特：第一个从后进的欧洲国家角度批评斯密和李嘉图的突出人物”（Szporluk，147）；“后发展国家最早的声援者之一，自由贸易和放任自流的首要批判者，幼稚产业保护的倡导者”（Henderson a，143）。

李斯特的思想得益于欧美的非自由主义源流，首先是欧洲由来已久的重商主义传统（季德、利斯特，321）。重商主义诞生于民族国家兴起、国际竞争激化的近代欧洲，主张通过金银积累、贸易保护、工业扶植、就业促进、国家干预、强权打造、殖民征服等手段，实现国家富强并赶超世界先进（梅俊杰c，123）。李斯特深通并赞赏重商主义，指出所谓“重商主义”实乃“工业主义”（李斯特a，282），由此传承并光大了重商主义。李斯特另一思想源头则是他居住了六年的美国（1825-1832年）。赴美前他已对斯密学说表示怀疑（Tribe，42），且已有关税保护思想（Henderson a，144），但他也明显受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丹尼尔·雷蒙德、马修·凯瑞等人经济政策主张及美国产业保护实践的启迪（Hirst，111-117；Henderson b，262；Tribe, 53；熊彼特，196）。此外，法国19世纪早期保护主义者，包括让-安托万·沙普塔尔、夏尔·迪潘、弗朗索瓦·费里埃（Henderson b，262-275；季德、利斯特，333）、路易·萨伊、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德俄经济学家海因里希·冯·施托希（Ince，382），以及德国经济学家亚当·米勒等人（Mann，433），也程度不同地影响过李斯特。

需要指出，正如文得乐在本传记中披露，李斯特生前屡遭人身攻击，《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出版后，在引起轰动的同时也引出了剽窃指控。例如，卡尔·海因里希·布吕格曼指称李斯特抄袭亚当·米勒（Hirst，122）；马克思、恩格斯也以为李斯特抄袭了弗朗索瓦·费里埃（马克思，268；恩格斯，525）；还有人指认李斯特与美国保护主义者之间思想相似（Tribe，53）。经考证，所谓李斯特对米勒、费里埃等人的抄袭指控并无实据（季德、利斯特，334；Szporluk，113、245）。对于与他人的思想联系，李斯特在著作中时有公开承认（李斯特a，296、294；李斯特b，188等）。即使是彼此学说的某些相似点，也终究是李斯特以自身框架吸收再创后的局部结果，他在借鉴的同时呈现了创造性。例如，虽然同样反对斯密，但米勒倾向于回归中世纪的经济和政治制度（Hirst，122），“对现代工业总是表示敌意”（罗尔，225），李斯特则大力倡导发展工业和现代交通；虽然同样使用“生产力”，但李斯特概念中的内涵比迪潘的要丰富得多（Henderson a， 160）；虽然同样强调政府激励，但汉密尔顿喜欢财政补贴，也赞成保护农业，李斯特则青睐关税保护，并反对施之于农业；虽然同样呼唤工业化，但圣西门要以工业消融国家，李斯特则要以工业强化国家；等等。况且，李斯特长于理论锋芒、舆论影响、历史引证、实践导向，也因此而“能影响多国政策”（Hirst，117）。

总之，基于对既存非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和政策实践的博采众长，包括对斯密学派的合理扬弃，加之对世界发展大势、德国等后进国家工业发展及关税保护需求的深切洞察，李斯特以其“伟大想象力”和“分析天才”（熊彼特，195、196），独到地构建了一套与斯密学派分庭抗礼的经济学说，留下了“涉及现代发展基本问题的经典论著”（Senghaas，74），堪称斯密、马克思之外又一位重大的范式开创者和体系创立者(Özçeliik，Özveren，338；Mann，432)。李斯特这样的历史地位理应得到充分评价。

指导落后民族的“福音书”

李斯特的学说本质上关注一个主题，即如何在既存不公正的国际秩序中，借助国家干预、关税保护等有为手段，大力培植生产力，推进工业发展，俾以赶超先进。不难发现，这一学说在解决当年落后于英国的美、法、德的追赶问题时，凸显了一种后发者的视角，特别体现为对领先国与落后国实力差距的揭示，对后发国遭遇边缘化压力的分析，对古典经济学流行教条的质疑，以及对有效赶超发展战略的探寻。这种视角在当今发展理论界早已耳熟能详，但其风气之先即使不是李斯特所开创，也至少由他集大成。故而有论：“李斯特的经济学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有它本身特殊的历史使命”（朱绍文，114）；“这个体系的目的是推行一项加速实现经济落后国家的工业资本主义的政策”（法比翁克，37）；“李斯特远不止是德国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代言人，他是所有欠发达国家雄心壮志的预言家”（Von Laue，57）；他“去世之后一百年，《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所表达的意见依然启迪着全世界欠发达国家的领袖们”（Henderson a，218）。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评价都强调了李斯特学说对落后国发展的启示和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殖民地纷纷独立，追求国家富强和民生改善成为一股世界潮流，各种发展理论遂应运而生。但放眼观察，无论是当代右翼的发展经济学还是左翼的激进发展理论，就单个比较而言，尚无哪一学说在理论的丰富性和实践的可行性方面能比肩李斯特学说，更何况该学说在年代上的遥遥领先。

李斯特早就是一位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理论家，他就落后民族的发展问题作了视野宽阔的阐述，其发展阶段论、生产源力论、幼稚产业论、国家干预论、经济规划论、产业协调论、交通优先论、非经济因素论、科技作用论、创新体系论、分工合作论、社会资本论、人力资本论，等等，多为当代发展经济学的重要命题。李斯特的诸多观点比所谓“发展经济学的先驱”领先整整一个世纪，远早于罗森斯坦·罗丹（唯工业化论）、罗伯特·索洛（唯资本论）、冈纳·缪达尔（非经济因素论）、沃尔特·罗斯托（经济成长阶段论）、肯尼斯·阿罗（分工冲突论），以及托斯丹·凡勃伦（制度主义）、卡尔·波兰尼（制度支撑论）等。例如，关于缪达尔、罗丹的发展理念与李斯特学说的相似性，已有专文论及（Belshaw，415；Ho b，359；Ho a，742）。1990年代，在经历了“东亚奇迹”后，人们蓦然发现，如今世界范围内的不少经济发展战略，尤其是关于“国家经济作用的诸多理念，早为李斯特所预言、分析并捍卫”（Levi-Faur，171）。无怪乎迪特·森哈斯称誉李斯特为“当今发展理论之鼻祖”（Senghaas,73）；埃德加·萨林也断言：“任何人要想就欠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著书立说，首先应当师从这位增长理论与发展政治学伟大的先辈”（Szporluk，13）。

同样，反观激进发展理论的倡导者（从劳尔·普雷维什、贡德·弗兰克、萨米尔·阿明，到阿吉利·伊曼纽尔、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迪特·森哈斯），就其对世界经济中不对称结构的揭示，对经济民族主义的强调，对政治和制度突出作用的阐述，以及对摆脱依附之路的探寻而言，激进派实与李斯特一脉相承。有研究者指出：“李斯特先期提出了‘依附论’的许多理念，甚至是‘依附论’的相关术语”（Garbe, 252）。左翼发展理论的一大支柱就是民族主义，而世人公认李斯特乃“民族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先驱之一”（Levi-Faur，155），他“坚硬地把民族主义与工业化熔铸到一起”（Von Laue，59）。另一方面，罗曼·佐波罗克在比较李斯特与马克思后下过结论，在当代发达与欠发达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与李斯特学说之间“绝对存在联系”，不少人自以为持有马克思主义视角，却意识不到自己其实“与李斯特有着更多的共同点”（Szporluk，236）。

显然，李斯特学说覆盖并融汇了后世左右两翼的诸多理念，这得益于“李斯特实事求是的头脑和敏锐的目光”（季德、利斯特，319），毕竟他“从未构想出某个单一的促进发展或阻碍发展的因素，而总是把发展视为多因素广泛互动的结果”（Senghaas，77）。尤应看到，他固然高调挑战了斯密学派，却并未与自由主义决裂，这种“左右逢源”的特点可见于其一系列目光远大的深刻见解。例如，他始终把保护主义当作通向自由贸易的一个阶段，特别反对不讲条件、过犹不及的保护主义；他在强调民族主义的同时又倡导国际联合，故而被尊为欧盟的先知；他一方面强调国家对于赶超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另一方面又时时谨防国家越俎代庖的过头行为。部分由于这种务实的调和性，有时难以将其简单归入某个派别，对他的学说定位也难免仁智不一。于是，在世人眼里，他既是“经济民族主义者”、“新重商主义者”，又是“保守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思想家”，还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甚至另有人称之为“希特勒帝国主义者”、“纳粹思想家”、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Clairmonte，36；Wendler c，vii；Özçeliik，Özveren，348；Davies，30）。

然而，仔细分辨李斯特的多重侧面可言，他在理想上始终怀有长远的自由主义追求，不过，针对后发国当下所处阶段的特殊国际处境与现实发展需求，他又着重凝聚了偏向左翼、切合实用的锐利锋芒，这也是他能贡献于后发展事业的缘由所在。与这一侧面同样显著的另一侧面，就是李斯特“作为杰出实践家”（法比翁克，1）的本色。李斯特本非坐而论道理论家，他是雷厉风行的实干家，其学说固然充满批判性，但始终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和建设性。故此，无论在生前还是身后，我们都能看到他的学说切实促进了落后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在借重李斯特学说的那些后发国中，设法摆脱依附状态、逐渐改善经济处境者有之，而实现自主发展并后来居上、升至国际发展链顶端者也有之。

首先得益者是当年落伍的德国。李斯特毕生致力于祖国的市场统一、关税保护、铁路修筑三大要务。为建设境内受保护的统一市场，他推动成立工商联合会后，终于1834年组成关税同盟，以后还呼吁建立各种统一的机构制度（法比翁克，20），从而为德国的统一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李斯特为建造德国铁路网而身体力行，使得“德国这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居然能比其邻国更快地建造铁路”（Henderson a，124），从而有力加速了德国的工业化进程。当然，主要由于德国的内部分歧，加之他本人的图新立异及个性原因，李斯特备受迫害和排挤，乃至身心俱惫而自我了断。之后，在英国的推动下，欧洲向自由贸易迈进，李斯特随即“被人遗忘达30年之久”（法比翁克，66）。然而，其精神遗产派生了经济学的历史学派，在德国实现统一和崛起的过程中，李斯特全面复活，主政的奥托·冯·俾斯麦也从斯密学派的信奉者转变为“李斯特的崇拜者”（李斯特b，2；Szporluk，195；Hirst，134），简直成了李斯特的“遗嘱执行人”（Wendler b，461）。约瑟夫·熊彼特综上而论：“李斯特像所有那些从事漫长艰苦斗争终于名垂青史的人一样，是一个民族英雄”（熊彼特，194）。

在立国未久、尚欠发达的美国，李斯特除负责开矿挖煤、修建最早铁路外，也推进了美国的关税保护运动。一方面，他的发展学说受惠于汉密尔顿等人的思想及美国早期的工业化实践，另一方面，他又直接影响了美国的工业界和决策层，协力打造了以关税保护、自主发展为核心的赶超型“美利坚体系”（Wendler c，36）。尽管对李斯特在美的贡献历来评价不够，但保罗·萨缪尔森还是承认：“我会把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名字加到美国最重要国民经济学家的名录中”（Wendler a，83）。同样，在发展滞后的俄国，李斯特的学说也得到重视并应用。俄国财政大臣曾向李斯特当面咨询经济发展问题，以后俄国学界即介绍并研究李斯特学说。及至19世纪后期，谢尔盖·维特作为李斯特学说的忠实信徒，有机会主导了俄国跨越式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哈凯夫，ii-iv）。维特著书宣传并付诸实施了李斯特发展战略，从关税保护到修筑铁路可谓亦步亦趋，最终成就了“在落后国家加速经济发展的首个现代试验”（Von Laue，119），并因此对以后的苏联和其他后发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在其他众多地区，李斯特学说都发挥过促进民族自强、扶正经济政策、激励工业发展、助力国际竞争的作用。在深受自由贸易之害的爱尔兰，独立运动领导人亚瑟·格雷菲斯高度赞赏李斯特学说，用以构建新芬党的党纲。他把李斯特著作“视为爱尔兰国族建设的基本教程”，称之为抵抗英国霸权过程中应当人手一册的“福音书”（Wendler b，318-321；Szporluk，163）。欧洲奉行李斯特学说的政要还如：法国总统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匈牙利革命领导人拉约什·科苏特、斯洛伐克民族运动领袖路德维托·史都尔、奥斯曼现代化先驱沙德克·里法特、芬兰民族运动领袖约翰·威廉·斯内尔曼、罗马尼亚首相彼得·奥雷利安、丹麦财政大臣威廉·沙林、意大利总统路易吉·伊诺第（Wendler b，208-209；587、609；525；570；161；460；50；325）。至于世界范围内学术界和工商界的李斯特信奉者，更是数不胜数，在此仅举两个事实：一是很多国家出现了以李斯特学说为对象的硕士和博士论文，像瑞士在1904年就设有以李斯特为主题的博士点（Wendler b，515）；二是李斯特的作品已被译成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匈牙利语、保加利亚语、罗马尼亚语、俄语、瑞典语、芬兰语、汉语、日语、韩语、孟加拉语等，成了《资本论》外名声最大的德国经济学家（Wendler c，5）。其他更多例证在文得乐本传记中已有提及，本处不赘。

总言之，虽然思想理论向政策实践的传递往往是个复杂难辨的过程，但当事人的自陈和学者们的研究足以表明，在诸如工业立国还是农业立国、关税保护还是自由贸易、自立图强还是自甘依附、瞩目长远还是得过且过的选择关头，李斯特学说早已为诸多落后民族提供了雄起赶超的建设性指南。可叹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制订国内及国际发展政策的热潮中，李斯特这个德国人作为后发展理论先驱的影响力反而流散不彰，“假如李斯特的卓越力作成为从事发展政策的政、学、产各界人士的必读书目，许多错误本可得以避免”（Senghaas，85）。

启示当今世界的“穿越者”

理解李斯特的人公认，他是“具有前瞻眼光”的“远见卓识者”，本传记和以前W·O·亨德森所作传记在书名中都用了“visionary”这一字眼。确实，李斯特两个世纪前对现代世界作过一系列令人惊异的准确预测，他曾预言：美国将先在19世纪下半叶成为西半球的超级大国，美国人口将从1800万增至20世纪末的三亿；英国将巩固并扩张殖民帝国，其物质财富、金融资本、海上实力、语言文化均会空前强大，但在后发国赶超态势下也会盛极而衰；德国注定会实现国家统一，发展为欧洲经济最富裕、文化最繁荣的一流国家，并成为欧洲和平的主要保障者；欧洲终将组建无障碍贸易联盟，整合一体的共同市场会促进欧洲的兴盛与和平；中国从20世纪下半叶起将上升为世界第二超级大国，终可积累与新大陆相媲美的财富；俄国未必能够解决自身多元的民族问题，但在打造强国的过程中或会主导欧洲大陆，不过，中欧和西欧国家联合起来就可免遭其奴役；奥斯曼帝国行将衰败，但阿拉伯民族尤其会强力抵制殖民化和外来影响；拉美国家仍将依赖初级产业的生产和出口，难以取得显著经济发展；非洲的经济前景并不乐观，若其人口增长得不到遏制，如何守住北上的移民对欧洲将至关紧要（Wendler c，7-9；Henderson a，76）。

面对上述预言，想必世人多会惊叹李斯特对世界大势的“穿越”眼力。事实上，当时的威廉·罗雪尔即称李斯特为“伟大的预言家”（Hirst，133），如今也有研究者认为，李斯特才是名副其实的地缘政治学大师（Palacio，1）。由于其非同一般的前瞻见识，今人在阅读李斯特著作时，比如在读到其代表作中有关商业和金融市场的“教训”（李斯特a，238-239）时，会领略一种扑面而来的现代感，诚所谓：“李斯特著作中的某些篇章有一种彻底‘现代’的气息”（Szporluk，135）；“李斯特为理解发展问题所作的贡献难以置信地时新现代”（Senghaas，74）。毫无疑问，这种现代感得自李斯特超常的洞察力及随之而来的历史穿透力，但也终究是因为，现实世界的政治经济逻辑数百年来并无实质性改变。无论物质消费方式、工商技术手段、国际话语内容、国际组织机构等等发生了何等变化，这个世界的基本秩序很大程度上仍处于李斯特所曾揭示的那种格局。正是这一点，决定了李斯特学说依然能为当今世界提供多方面启示。

目前这个世界与李斯特的世界在几个关键点上不免陈陈相因：其一，现实世界仍旧为各主权国家所分割，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间的利益分歧跟以前大同小异，和谐大同在全球化时代仍属可望而不可即的悬想。其二，提升产业结构、跨入发达门槛依然是广大国家孜孜以求的目标，然而，全球工业化两百年来如愿晋升的国家为数不多，落后国与先进国的综合国力差距总体上有增无减。其三，国家政权的作用不降反升，尤其对后发国而言，面临着更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更复杂的发展任务，“看得见的手”更趋关键，这已成为发达与欠发达各国近现代演变中的一个共同趋势。其四，需要实施贸易和产业保护的理由难以消退，幼稚工业仍需成长、国际收支仍要平衡、贸易条件仍求改善、政府收入仍望增加、就业保障压力更大、国际竞争更加激烈，于是，即使国际规则管制严厉，保护主义却面目更加翻新、手段更加精细化（梅俊杰b，227）。凡此种种，说明如今的后发国家无法摆脱李斯特当年冷峻分析过的那种国际格局。

另一方面，恰如当年后发国家受困于代表领先国利益的斯密学说，如今的后发国也不免受到新自由主义教条的误导，这就需要世人重温李斯特学说。新自由主义惯于宣称，全球化已经改变世界的游戏规则，落后国只有撤除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一切藩篱，方能赶上国际发展步伐。按照这一信念，即便是处于初级阶段的弱小国家，也应当采用自由贸易、市场洞开、管制放松、私有化之类经济政策。无奈，这一“华盛顿共识”有意无意间漠视了先发国与后发国之间的深刻差异，事实证明“未能产生所承诺的结果”（Stiglitz，16）。秉持李斯特学说可知，今日的全球化环境固然孕育着更多发展机会，但也设下了更多发展障碍。“如今的产业比以往更加呈现启动成本高昂、规模收益显著乃至‘赢家通吃’的特点，研发等人为手段在比较优势的创造中发挥着前所未有的作用，后发国需要跨越的产业发展门槛也在进一步抬高”（梅俊杰a，309）。这意味着现代贸易和产业活动所处的环境与李斯特时代相比，甚至更加远离自由贸易论原本假定的理想环境，这让李斯特学说中贸易保护之类的论点平添了现实合理性和可应用度。

同样，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也依然具有强大的指导意义。李斯特学说始终强调，为了一国生产力的壮大，应当采取长远眼光，不妨暂时割断某些国际联系、“牺牲部分眼前利益”，最终争取“抵偿损失而有余”（李斯特a，128）。全球化时代，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早已今非昔比，在此情况下，后发国更加需要恰当地定位自身的国际经济联系。应当看到，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之类的目的，归根到底要服务于本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充分就业、要素利用、结构转型、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盈利能力、竞争优势，一句话，是为了增强可续生产能力、改善国民普遍福祉、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以此为标杆，后发国的决策者尤应立足本国所处发展阶段，避免成为“不动脑筋的全球化的鼓吹者”。研究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得比较好的国家，是那些有能力制订国内投资战略推动增长的国家，是那些有能力建立适当的体制克服外界负面冲击的国家，而不是那些仅仅依靠解除贸易与资本限制的国家。因此，决策者必须在经济增长的基本面上下功夫，即应当紧紧把握促进投资、稳定宏观经济、开发人力资源、建立良好的治理体制等重点问题，而不应当让国际经济一体化左右自己的发展观”（罗德里克，7）。这样的清醒观点在李斯特那里无不耳熟能详。

李斯特学说中有关国家干预的阐述也同样穿越时空，为当今的后发国提供了宝贵启示。对非物质因素的高度重视本乃李斯特学说的一大特色，他认为思想意识、教育培养、社会自由、政法制度等等构成了“现代人类的精神资本”（李斯特a，124）。而在非物质因素中，他尤其推崇国家政权在经济发展中的助推作用，这是他历览各国成败得失经验教训后的一个实证结论。“李斯特考察了太多的正反两方面发展进程，不再相信发展是一个由看不见的手引导的自发过程。在他看来，时机恰当、力度恰当的国家干预乃成功发展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Senghaas，77）。他设想的国家干预包含两个方面，一是针对领先国的竞争打压构筑贸易和产业保护的壁垒，二是有为地采取培植生产力的内政措施，如完善交通等基础设施并改良政法制度安排。问题是，世人多记取李斯特关于保护主义的前一点，往往忽略其关于内政完善的后一点，未能认识到二者同为国家干预的题中应有之义，后一点的重要性甚至会随经济发展而日益提升。李斯特身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包括众多后发国的发展受挫、东亚等少部分经济体的异军突起，实际上进一步印证了他这一思想的先见性和卓越性。

显而易见，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李斯特学说，以其努力求索有效后发展方案、聚焦广义生产力培植、强调制度等非经济因素、主张政府干预扶持产业、注重从经济史归纳经验教训、警惕经济原理的时空限制等特色，多能矫治新自由主义之对应过失。早有指出，古典经济学以来的自由派往往过于轻巧地提出某些一刀切的结论，“忘记了在经济学上，如果不考虑到中间环节和时空变化，要想从纯理论过渡到实际应用总是靠不住的。……李斯特的功绩就在于他强调了这个真理”（季德、利斯特，328）。当然，如今借重李斯特学说并不等于要抛弃自由学派中大量合理适用的成分，只是在新自由主义难以兑现其乐观承诺的背景下，亟需在这两大流派之间找回某种平衡，借以矫枉反正、兴利除弊。以此观之，李斯特的回归从原先的波澜不惊一变为有声有色，也就不足为奇了。国际发展学界业已形成一个“新李斯特学派”（Selwyn，158；Ince，393），包括迪特·森哈斯（著有《欧洲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李斯特与发展的基本问题”）、张夏准（著有《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阿图尔·考利（著有《国家指导型发展：政治权力与全球边缘之工业化》）、琳达·维斯（著有《国家与经济发展》）、艾利斯·阿姆斯顿（著有《逃离帝国：发展中国家的喜忧历程》）、拉斯·麦格努松（著有《民族、国家与工业革命》）、埃里克·赖纳特（著有《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杰弗里·威廉森（著有《贸易与贫困》），以及国内贾根良等（著有《新李斯特经济学在中国》）。新李斯特学派的兴起再次证明了李斯特学说穿越时代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效力。

这里还须指出，李斯特学说对当今的借鉴意义同样体现于其自由主义的那一面，这也是该学说宏大性、穿透力、经典性之所系。有言：“世人若将李斯特视为一个单纯的保护主义者，那便是莫大的误解”，毕竟他生长于罗伊特林根这个“自由的帝国城市”，且长期考察过美国的政治实践（Hirst，134、2、61）。李斯特反复强调：国家之所为，只能是单靠个人无力兴办之事，而“关于国民知道得更清楚、更加擅长的那些事”，国家不应“越俎代庖”（李斯特a，147）；“自由总是同工商业与国家财富的进展齐头并进的”（李斯特a，103）；“内政制度的改善，总是与工商业的发展齐头并进的”（李斯特a，180）；“凡是长期处于适当组织的立宪政体下的国家，在工商业和海运事业方面就会获得那样巨大的成就”（李斯特a，250）；“不同的国家在不同政体下都会获得些进步。但是有些国家的政体足以使国家获得高度自由和力量，使它们的法律和政策长期稳定，使它们拥有效能很高的制度；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达到高度的经济发展”（李斯特a，281）。如此之类的反复教诲，对于任何借威权动员体制已积累可观基础、政府干预程度本就无出其右、发展方式亟需市场化转型、经济增长尚未伴随制度变革的国家而言，无不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当然，李斯特的学说由两个世纪后的今日来看，也必然难免可商甚至错误之处，一些学者原已有所指正（Henderson a，163-164；梅俊杰，228），这个方面以后尚需专论。但相对于某些方面可能的谬种流传，更大的问题是李斯特学说总体上被“有意抹杀和遗忘”（何新，191），致使后发展赶超进程经受额外曲折。为此，我等后发国学界对之首先应取正视、重视的态度。目前的李斯特及其学说的回归正好提供了一个重温其真知灼见、弘扬其当今意义、再思其历史地位的机会。毫无疑问，这里讨论的是一个很早具备落后国视角的学说，是一个建立在史实基础上的学说，而且是一个有过成功实践的学说。尽管本传记不是一部思想评传，但它通过细致还原李斯特的非凡生命历程，有助于引导人们进入李斯特学说的思想天地，以便借助其深邃的智慧，更有效地求解当今国内的和国际的发展问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经济学说的当代价值研究”（项目批准号：18BJL002）的阶段性成果，也将收入作者所译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传》为译序，原文末所列征引文献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