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光荣革命中托利党、辉格党、威廉派的博弈与妥协

1688年“光荣革命”在英国史乃至世界近现代史中都占据重要一席。光荣革命确立了立宪君主制，开启了议会主权时代。透过当时留存下来的原始档案，我们会发现，光荣革命的解决方案是托利党、辉格党与威廉派博弈与妥协的结果，光荣革命由此成为“和平、渐进、改革”的典范，影响深远。

一、政治困局形成

1688年6月18日（旧历），七名英国贵族（四名辉格党、三名托利党），写信给玛丽公主的丈夫、联合省最高执政奥伦治·威廉。信中写道：“我们深感现在的处境每况愈下，越来越无力保护自己了……人们对时下政府处理宗教、自由和财产（这些全部受到政府侵害）的举措普遍不满……我们向殿下您保证，全国绝大部分人都渴望改变……前提是他们要得到默许他们起事的保护……”威廉因抵御法国所需，急切盼望英国掉转亲法立场，在接到书信后决定即刻带兵出征。在为其行为正名时，威廉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我们的出征别无他图，只为尽快召开自由且合法的议会……”

11月5日，威廉在英国登陆。詹姆士知情后似欲召开议会；与此同时，贵族和军队将领纷纷投向威廉。众叛亲离后，詹姆士决定放弃抵抗。12月中旬，詹姆士毁掉议会选举令状、弃国玺于泰晤士河并携新出生的小王子逃去法国。

政治困局由此形成。詹姆士是英国国王，代表君主主权之下的政治秩序。该秩序中，国王位处权力顶点，拥有召集和解散议会、制定法律、统帅军队、抵御外敌等权力，国王是政府运转的权力根基。正因如此，詹姆士在出走前将国玺丢到泰晤士河，按照惯例，当他和代表他本人的国玺均“消失”时，政府将无以运转。詹姆士还毁掉了议会选举令状，预料“奥伦治亲王将发现在建立何种政府时处境非常尴尬，没有盖有国玺的议会召集令状，就没有召开议会的合法权威。”威廉自1672年担任联合省执政以来，一直致力于联合欧洲各国抵抗法国扩张，但所建多个联盟都缺乏效能，因为处在制衡欧洲位置上的英国一直没有加入，威廉也曾多次邀请英国加入，但都没有实际结果。最终威廉认清了现实：“我们所有的麻烦都来自英格兰，这将是英格兰和整个欧洲都陷落的原因。”因此，威廉不只是为了“召开自由且合法的议会”而来，他带着获取英国王位以实现其反法事业的强烈动机。

贵族们现在面临艰难选择。此时，詹姆士虽逃到法国，但他毕竟是英国合法的国王；威廉虽“拯救”了英格兰，但他是一个外国统治者，无名无分。选择前者意味着政治制度无需发生变更，选择后者意味着世袭君主制将发生重大变化。这一局面又因政治精英们对国家应然的制度存在的固有分歧而变得更加严重。托利党曾支持公开信奉天主教的詹姆士继承王位，认为世袭继承原则不容更改，即便是“王在议会”中的立法都不能改动。辉格党则持限制王权理念，拥护议会的权利与地位。1688年之前的两党斗争中，托利党几乎完胜辉格党，辉格党主要领袖要么流亡、自杀，要么被关押。虽然1688年托利党与辉格党联手制造了这次“政变”，但其并不意味着两党对如何解决时下的困局已经达成一致，一场博弈似乎是在所难免。

二、威廉派、托利党、辉格党的博弈与妥协

摆在贵族眼前的第一个难题是，詹姆士逃去法国，政府该如何运转？此时急需召开议会解决政治困局，但没有国王，谁来召集呢？假使有其他人召集，这个人应该是谁？其权威来自何处、是由谁赋予的呢？这些问题直指君主主权的根基。面对这一棘手难题，有人提议，请詹姆士返回国内，由他颁布议会选举令状。这在法律上最可行，但在实际上最行不通，故被否决。回退之路已绝，贵族们便迈出了关键一步，决议：请奥伦治·威廉临时掌管政府，通告各地，选举议员，召开议会。

议会一召开，所有贵族与议员围绕“谁是国王”展开争执。这个问题原本不会出现在世袭君主制中，王位要么为当前国王所有，要么为其继承人所有，不存在一日无君的情况，而一旦出现，则意味着王位可能异动。因此，解决“谁是国王”，相当于解决“国家制度要不要变？变成什么样？”此问题事关国之根本，贵族和议员们十分谨慎，尤其是在经历了内战与共和的混乱后，政治精英们都认可了君主制，在不打算对其进行结构性更改的情况下，要解决“变与不变、如何变”的问题就显得格外棘手。

除了已被否决的“请回詹姆士”这一提议外，当时还出现了三种提议。

第一，“摄政制”，即保留詹姆士的国王身份，立威廉为摄政，代行国王权力。该提议由托利党大贵族诺丁汉姆伯爵提出，得到托利党大贵族与高教会派的支持。他们认为，“詹姆士的误行只意味着其个人能力不适宜继续行使统治权”，不代表要变更世袭君主制。第二，由玛丽公主继承王位。该方案也由托利党提出，还得到部分辉格党支持。在他们看来，詹姆士自愿离开英国且未安排政府权力的行使，造成王位空缺，应当由其继承人顺承王位。这位继承人是玛丽，而不是新出生的小王子，贵族们认为他不是詹姆士的亲生儿子。第三，由威廉继承王位。詹姆士出走造成王位空缺，应当由议会决议谁是国王。该提议由激进的辉格党人提出，他们持限制王权理念，曾在联合省流亡时得到威廉接待，也支持威廉的反法事业，因而拥护威廉。

围绕三种方案，托利党、辉格党与威廉派展开较量。关于第一个方案，威廉表示，“如果立他为摄政，他将离开英格兰。”威廉的威胁十分奏效。他是贵族们请来“拯救”英格兰的，如果他离开了，制造革命的贵族们该怎么办？第二个方案遭到玛丽与托利党的反对。玛丽认为自己是威廉的妻子，“将永远与威廉站在一起并在他之下”。这一提议中的“王位空缺”则遭到托利党大贵族的驳斥。托利党坚持认为王位不会空缺，其总是要么为当前国王占有，要么由继承人不经任何程序自然而然的继承，。第三个方案虽然得到威廉的支持，但遭到大部分贵族的反对。伊利主教劝告说：“我希望，我也相信上院和下院都同意这一点，即不会打破世袭继承原则，让王位变成选举制。”还有人说，他将反对威廉独自为王，即便自己曾经拔刀相助过他。这种情况下，威廉表示愿意和玛丽共同继承王位。这可算作第三种方案的变种，得到威廉、玛丽、部分托利党和辉格党的支持。

政治精英们仍然需要解释这一安排的合法性所在，在此方面，又遇到了麻烦。从讨论的整体氛围看，政治精英们并不想让政治制度发生显而易见的变革，相反，他们寻求法理上的延续性而非革新，倡导威廉与玛丽共同继承王位的辉格党人托马斯·沃顿就说：“律师们应当找到实现这一目的的法律方式。”然而，律师们无法从惯例和法律中找到相关说明，英国历史上只有国王与王后，从未有过国王与女王的双王制，双王的安排还将引发政府权力出自女王还是国王的分歧。

的确，这一点不易实现，他们正在做的就是变更国家根本制度。其集中在议会是否有权否定詹姆士的权威，议会能否高于国王？依据何在？回览17世纪国王与议会冲突的历史可以发现，尽管国王与政治精英们都认为英国的政体由国王、上院、下院组成，但国王认为自己是政体之“首”，两院依附于国王，主张议会主权的人则认为国王与两院处于平级地位，“首”即“最高权力本身是由国王、上院、下院三方构成……国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若根据后者，两院就有权对王位继承做出调整，毕竟，“是议会两院让我们的政体成为混合政体，因而两院必须规定和解释国王的特权。”然而，这样的说法从未得到整个统治阶层的支持。因此，从法理上说，辉格党难以找到支撑其提议的合法依据，这使得革命解决在实质上不可能与过去相延续。辉格党很难驳倒托利党有理有据的摄政制提议，只是在威廉的威胁下，托利党才不得不放弃了该主张。不过，托利党仍然不愿意承认“王位空缺”、“世袭继承原则可以改动”，这使得双方陷入争执。

最终突破这一点的是解决革命时局的现实需要。在两院就连续辩论多日后，辉格党反问那些不认同“王位空缺后应由议会决议继承者”的托利党：“各位大人们既不同意王位空缺，又不告知我们到底如何让它不空缺”，“既不同意由我们来填补它，也不告知我们下一位继承人是谁，”可是，“如果王位没有空缺，那么我们现在在这里干什么呢？”言下之意已经很清楚了。

贵族们最终在1689年2月7日投票通过了“王位空缺”一说，默认了议会有权规范王位继承，议会高于君权。不过，为了“免除臣民们废黜了国王的罪恶感”，政治精英们用“詹姆士自行放弃王位造成王位空缺”的表述，掩饰他们实际上废黜了詹姆士的行径。

在这一问题解决过程中，议员们还意识到应该先立法，再规定继承人。议员们纷纷指出：“在对王位归谁做出令人满意的安排之前，我认为我们应当首先考虑给予国王哪些权力”；“要保证本院按时召开，而非被国王随意踢开……要确保议会的选举权和立法权”。于是，两院成立委员会，起草革命法律文件，于1689年2月13日公布了“威斯敏斯特贵族院及下议院宣言”。1689年12月16日，正式出台《权利法案》。这份文件的重大意义在于，第一次立法澄清了过去近一个世纪国王与议会有关彼此权力与权利的争议且结果以议会的胜利告终。根据法案，此前为国王否认的议会的各项权利一一得到确认，议会不予认可的国王的逐项权力则被一一禁止。

三、解决王室收入问题

政治精英们在解决“王位归谁”时，还需解决一个与之紧密关联的问题，即王室收入，否则国王就没有运转政府的必需经费。正常情况下，继承人在继承王位的同时，自然而然的继承前任国王的收入与负债，议会根据不同情况，新增国王一些款项。这次由于改动了世袭继承原则，使得王室收入遇到了新问题，即“王室收入不因詹姆二世退位而停止”还是“与詹姆士二世有关的一切都终止了”。

威廉因推进反法战争所需，希望政治精英们尽快对王室收入与战争经费做出安排。议员们对威廉的提议进行了讨论，但大部分议员都主张谨慎对待王室收入，担心拨付国王足够的财政后，国王将踢开议会。议员们纷纷表示：“尽管我不反对拨付国王年金，但是我希望我们可以三年三年的拨付，确保议会经常召开”；“我们最大的不幸是给詹姆士拨付了终身年金，而不是以三年为期拨付，否则我们就可以经常在议会亲吻陛下的手了。”

除此之外，自威廉进入英国以来，英国国内不断出现怀疑威廉动机的言论有一份小册子直接指出：“他们（荷兰人）让我们坐在战争的座椅上来保卫自己的和平。”政治精英们也感知到了威廉的目的，哈利法克斯侯爵就说，“国王对向法国宣战的渴望从未中断过，这可能是他出征英格兰的最大诱惑。”因此，议员们认为，“如果要安排王室收入，就应该先审查其收支明细……当知道了具体的数额后才能更好的考虑这一问题。”审查结果发现，前国王曾滥用了议会的战争税款。这也让议员们决定吸取教训，对新国王做出防备。

这样，为了确保议会可以经常召开，也因为对威廉外交政策的不信任，议会中的绝大部分议员都认为应该延迟解决王室收入。在此之前，为应对国内可能出现的紧急事务，政治精英们决议按月拨付威廉必须的款项。威廉对此十分恼怒，认为自己带兵“拯救”了英格兰，但他们看上去并不信任他。站在威廉一边的约翰·罗瑟尔也在辩论中反驳说：“请各位先生们好好想想，是否有必要不信任国王，我相信国王会经常召开议会，如果我知道他是不会召集议会的那种人，我就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去支持他了。”但是，大部分的议员仍然主张谨慎对待王室收入。在这一点上，“几乎所有的议员——包括后座议员及王室仆人以及激进派辉格，都决定避免过去的错误。”新生的议会主权得到保障。

可以看出，光荣革命的解决是威廉派、辉格党与托利党博弈与妥协的结果。威廉是贵族们请来“拯救”英国的，威廉的军队也对贵族们构成威胁，后者容易向威廉妥协；辉格党主张由议会决定王位继承人，体现的是议会主权的逻辑，其虽缺乏惯例和法律支撑，但得到威廉支持，也在实际层面占据优势，否则政治困局就无法解决；托利党主张较小甚至不变更世袭君主制，体现的是君主主权的历史传统，其虽有既有的惯例与法律支撑，但在实际层面不可行。三方的博弈与妥协，解决了17世纪英国制度变革难题。而这场变革留给后人的启发是，暴力并不是解决问题的良药，改革不失为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但改革需要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