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王晴佳：被西学重塑的晚清士人与思想界

本文是王晴佳教授对《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一书所撰书评，英文版载2015年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今年凤凰出版社出版了《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一书的简体中文版，经授权，澎湃新闻发表该书评的中文译本，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构思大胆、研究扎实，此书对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的士人被迫对外开放时不断变化的知识体系，做了深入的研究。诚然，这一话题此前在学术界已经受到关注。潘光哲在本书当中所考察的一些对象在中英文学界都有了不少的研究专著，比如郭嵩焘、康有为、唐才常等人物。但是，潘光哲的取径是与前人不同的。他尝试重建晚清整整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阅读生活，描述他们的读物，研究他们如何获得这些阅读材料，以及他们阅读之后的思考。换言之，正如副标题所显示的，潘光哲受到了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和彼得·伯克（Peter Burke）等人的启发，在这项研究中实验“阅读史”（第12-25页）。他特别关注中国的士人是如何为西学所吸引，并将西方的译著融入他们的阅读生活的。

更具体地说，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潘光哲试图全面地挖掘外国书籍在塑造中国士人生活中的作用与意义。在导论之后，他在第二章中介绍了由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创造的“知识仓库”（stock of knowledge）一词，并认为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西方传教士所翻译的外国书籍已经不可逆转地改变了某些思想开放的中国人的知识结构，为发展新的世界观做好了准备（第49-120页）。在接下来的章节中，作者以康有为的朋友朱一新（1846－94）为例，详细讨论了朱氏如何通过阅读关于中国以外世界的文本来拓宽与更新他们的世界观。因此，他们发展了潘所说的“地理想象”。也就是说，即使中国的士人很少走出国门，但至少他们自认为通过阅读认识到了更为广阔的世界（pp.121-162）。我认为是本书最精彩的部分是论述《时务报》及其影响的第四章。《时务报》出版于清朝甲午战败之后，可以说是当时销量最大的报纸。《时务报》也是维新派宣传变法的舆论阵地（第170-171页）。然而，潘光哲对《时务报》的关注点不仅在于其对维新变法的宣传（已有不少相关研究）。相反，他试图分析其读者群，并通过描述其编辑与读者之间的互动，来深入考察新知识在思想界的普及程度。根据潘光哲的研究，《时务报》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在官府和社会之间建立了很重要的联系——最初得力于封疆大吏所提供的资源，之后日益风靡，逐渐吸引了读者的个人捐款（第172-180页）。

在第五章中，作者将读者的注意力转向西学知识对中国士人的影响。由于当时科举制度依然存在，那么这些西学新知对应试的士人有多大的吸引力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潘光哲以湖南的应试者为例进行了探究。他的发现相当有趣：这些应试士子不仅具备传统经籍的修养，而对于域外新知也是信手拈来。这表明，西学对希望通过传统的科举考试获得官职的人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用潘光哲的话说，就是“旧瓶装新酒”（第241-248页）。更有意思的是，潘光哲通过有关西方译书流通、传播的史料证明了自己的观点，而其中不少书籍被纳入了当时应试必读书目之列。在第六章（全书的最后一章）中，作者进一步研究中国士人在现实生活中运用新知识的各种方式。他指出，对徐仁铸（1863-1900）等思想开放的学者型官僚来说，这一时期的中国智识阶层已经出现了重塑“读书秩序”和“知识结构”的强烈需求。换言之，他们达成了一种共识——对于教育和培养中国未来的年轻人来说，西学（亦即关于不断扩大与变化的外部世界的知识）是必不可少的（第297-322页）。

任何认识潘光哲的人（确实有不少，因为在过去几十年里，潘光哲在中英文的学术界交了很多朋友）都会知道，潘光哲是一位用功的学者，有着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此书便是一个显例。在这本将近500页的“令人生畏”的书中，尾注几乎占据了200页！尾注以较小的字体排印在每一章之后，读者可以看到潘光哲的注释中几乎与正文写得差不多长。在这里，我指出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问题，不仅因为想提醒大家注意作者写作此书时所进行的深入探究，还因为我隐约感觉到，作者可能在做更为雄心勃勃的尝试。作为中文学界第一本介绍阅读之艺的书，潘光哲可能希望读者能从他的书中获得一种新的阅读方式。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简单地阅读他在正文中告诉你的内容，而应该试着从每一章的尾注中挖掘出更多的信息，正如潘光哲在本书中的研究对象在他们发现外部世界的旅程中那样。这种阅读方式本质上并不是试图“在字里行间阅读”，而是要理解文本中隐含的，甚至是没有说的内容，并在注释中给出可能的线索。

话虽如此，我必须说，潘光哲在结论中对他所取得的成果与希望用这本书来说明的问题作了简短而相当清楚的解释。例如，通过引入“知识仓库”的比喻，他想在读者的脑海中勾勒出这样一个形象：当一位中国士人步入书架之间，他是如何被“仓库”中骤然增多、应接不暇的西方译书所迷住的（第49-64页；第371页以下）。他还希望质疑一个以往被广泛接受的认知，也就是变法派与所谓保守派之间的对立。因为他的研究表明，两个群体似乎同样渴望吸收新知识，尽管他们对待新知识的态度最终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第378-380页）。此外，潘光哲还将欧洲历史（特别是法国大革命）与中国的情况作比较，希望读者能更好地认识到知识结构的转变在为辛亥革命与清王朝的终结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换言之，他表示，阅读习惯和阅读领域的改变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士人对清政权的态度转变，其中一些人可能因此最终决定放弃对清王朝的支持，从而导致清政权的垮台。

总而言之，潘光哲的这本书大体上达到了他研究的目的，即对晚清士人的思想进行细读。因此，他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晚清思想界的认识。他不仅对中国人如何阅读与思考他们的书，而且对他们如何获得并传播这些书进行了丰富的描述。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很好的结合思想史和社会文化史的实践。虽然有些人可能对他的抽样方法以及样本的代表性持有疑问，但我们必须感谢他提供了这样一个大胆和创新的案例，在中国史领域进行了“阅读史”的实验。事实上，如果我们认同潘光哲的观点，即西书的增加为晚清士人带来了一种“新的阅读形式”（第381页），那么我可以说，他的书也帮助我们看到了在研究清代思想史时采取一种新的阅读方式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