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灾阴影下的“日本性”：隐忍的个体与免责的共同体

台风“海贝思”过境日本，日前已经造成了数十人死亡。日本这个岛国似乎永远被天灾所萦绕，灾难究竟如何塑造了这一共同体？它的历史是被灾难所倾灌的历史，而它的社会是被灾难横穿的社会。2011年的“3·11”地震，是日本近代史上最惨重的天灾之一，灾后，久居日本的英国记者理查德·劳埃德·帕里对此进行了长达六年的调查，最终将其所知的一切写作纪实文学《巨浪下的小学》。作者试图从天灾的阴影中理解某种“日本性”，日本人看似克制坚韧的“斯多葛主义”，在另一方面却让这个共同体在现代政治中习惯于逃避责任和放弃权利。它从一开始就将创伤看做常态，习惯于带着裂隙生活。一旦它不再将保障每一个个体的性命当做最终目的，那么保障“大多数”这一妥协的策略便将那些罹难者排斥到共同体应当对之感到亏欠的对象之外。一旦这一共同体放弃那种显然不可能做到的理想，而仅仅对其成员的性命保留一种有限的责任，那么这种责任在个体罹难之后便被可以被放弃。

2019年10月12日，强台风“海贝思”登陆日本，大浪冲击日本静冈县热海市海岸。 新华社 图

一场灾难是一次事件，它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直接的伤亡损失。灾难对某一社会的侵袭，只有在刚开始的短短几分钟内是外在性的，在此之后，人们长期处于它所带来的内在效应中。社会，或者说共同体，在灾难的冲击之下裂开了裂隙，从中显现出分明的肌理与纤维。面对这道伤口，共同体需要花上很长时间才能够将其愈合。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特大地震，地震引发海啸，同时也引发福岛核电站的泄露事故。核泄漏波及了环太平洋乃至全球范围内众多国家，与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事故一样，核事故再一次引起了世界性讨论。这是人类将要共同面对的灾难，它唤起的是自广岛原子弹之后人类共同拥有的创伤。

然而“全人类的”这类叙事总是隐藏着这样一个危险：尽管未必是它的本愿，但这种振聋发聩的关于灾难之重大历史意义的讨论，总是遮蔽掉那些悲怨但又胆怯的窃窃私语；那些声音来自于灾难的亲历者，包括幸存者与罹难者。与此同时，它倾向于将“灾难”一词的意义锁闭在那些宏大的观念中：世界性的、历史性的、全人类的……但我们有权利去记住那些不具备这些宏大观念的灾难，或者说，这些细微的、但同样事关生死的灾难，有权利要求我们去铭记他们，在我们确认它并不具备大书特书的普遍性之后去记述生者，悼念死者，去赋予它应有的悲怆。

这些灾难也是事件，也是创伤，但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它们仿佛根本不具备刺穿波澜不惊的社会表象的能力，仿佛它们只是隔夜就能愈合的小小擦伤。保障这类小创伤不会成为整个社会的“麻烦”，这是人类所建立的政治共同体所具备的防止自身崩解的卓绝力量，是共同体内在的城墙，足以与它抵御外部灾难的伟力相媲美。社会总是可以将这些“小”灾难愈合，哪怕是以令人羞耻的方式。然而对于经历了灾难的个体而言事情却并非如此：家园毁坏，亲友离世，这已然是“世界性”的灾难——它所摧毁的是个体的整个世界。死亡、废墟、混乱……一旦个体亲历灾难，这些词所承载的东西便由宏大观念转变为不可让渡的体验与记忆。

《巨浪下的小学》封面

2011年3月11日，地震引发的海啸袭击追波湾，位于河道沿岸的大川小学处于直接冲击地带。因疏散不力，大川小学包括师生在内的84人因此丧生。久居日本的英国记者理查德·劳埃德·帕里对此进行了长达六年的调查，最终将其所知的一切写作纪实文学《巨浪下的小学》。海啸过去四周后，石卷市教育委员会召集大川小学遇难孩子的家长们召开“情况说明会”，出席家长们表现出日本人身上所罕见的强硬神态。这类见面会举行了许多次，但在家长看来，无论是政府还是学校都没有真正地道歉：“他们乐于表达悲伤和哀悼之情，也原意贬低自己的价值。可一旦要承认个人的疏忽或系统性的制度失败，就没人迈出这一步。”

一次灾难是一次事件，它在社会机体上打开了裂隙，很多时候这种裂隙并非新伤，而只是一再被撕开的陈旧疮疤。对于日本而言尤其如此。就此而言，关于“3·11”地震的纪实所道说的不仅是某一次灾难，它同时也是对整个日本的社会与历史的一个侧写：日本是这样一个共同体，它的历史是被灾难所倾灌的历史，而它的社会是被灾难横穿的社会。

在大川小学的这一事件中，政府的这一系列反应与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之后苏联政府的反应完全不同。在那里，官员掩饰事实，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被人知晓，他将需要承担过失的责任。但在这里，仿佛没人需要承担责任。或者，他们的镇定反应是否来自这样一个原因？——他们所面对的是自然灾害，面对这一灾害所造成的可能伤亡，他们已经通过制定各种疏散措施条例将其大大降低——因此，人们应当宽宥这些疏散措施的可能疏漏，毕竟它拯救的人比因它而丧生的人更多。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它能这么快地揭过这一页：它从一开始就将创伤看做常态，习惯于带着裂隙生活。一旦它不再将保障每一个个体的性命当做最终目的，那么保障“大多数”这一妥协的策略便将那些罹难者排斥到共同体应当对之感到亏欠的对象之外。当然并不是说他们活该，只是力有不逮。一旦这一共同体放弃那种显然不可能做到的理想，而仅仅对其成员的性命保留一种有限的责任，那么这种责任在个体罹难之后便被可以被放弃。“粗心大意”也好，“都有可能发生”也好，政府的这一措辞实质上是将一切归于自然的随机性，从而免除了他们在其中所应当担负的主体责任。

从地缘论的方面看，日本群岛整个地位于火山之上，随时都会面临火山的威胁。每年夏末，沿岸地区普遍受到太平洋西北部台风的侵袭。同时，巨大的降水量将引发包括滑坡在内的一系列地质灾害。据帕里引述，2012年一项研究表明，未来很有可能有一场发源于日本南部海域海槽的地震与海啸，将在中南部太平洋沿岸造成至少三十万人死亡。日本无时无刻不生活在巨大灾难的阴影之下。在此之上，它抛弃了建立政治共同体之坚固城墙的尝试，也即不再试图将社会营造为一个可以确保每一个人生命的场所。一旦与灾难有所牵连，个体便被放逐到这一共同体之外，这是一个大家只能对此说“无能为力”的地方。

在这一土地上生活的人民被迫具有了斯多葛式的坚忍特质。政府的有限责任加强了民众对政府的低期望，很多时候这使得他们能够独立于国家干预而组织自救，这种坚忍将它们团结在一起共渡难关。然而这种坚忍同样隐含了一种有限责任，它体现为个体对个体的有限同情，仿佛是为了配合共同体对个体的有限责任。“日本为民众编织了一张舒适、温暖、令人麻痹的顺从之网，从网中挣脱出会让人感到不安，网中人被缠住无法脱身，产生一种模糊的纠结情绪，被束缚与被保护的感觉纠缠在一起无法分离，政府几乎无须从外部施加强制措施，因为这种顺从是如此有效地在头脑中内化成了主观意识。”

大川小学的家长们发现自己已然身处一个无告的困境，似乎除了自己，没有人把孩子的死亡当回事。他们的诉求并未得到政府的回应，甚至无法得到理解。这种不可让渡的经历将它们从中剥离，并将它们投入到内卷性的悲伤之中。“我们很容易把悲伤想象为一种高尚、纯洁的情感——可以帮助清理琐碎而短暂的思绪，让人看清本质。可悲伤实际上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不过是给头脑的一记重击或一场毁灭性的疾病。它加剧了压力和混乱，让人更加焦虑紧张。它把裂纹胀成裂缝，又把裂缝撑成巨大的鸿沟。”这种无限的力量无法被这一共同体所遗传的坚忍特质所封印，它占据个体，并将个体与他人、与共同体遥远地拉开，将其摆到一个为人所不待见的位置上。人们早就习惯了灾难所造成的创伤，但始终无法习惯那些还未习惯这一创伤的人。那些失去一切支持的人不断陷入内卷性的悲伤，这是一种尚处于坚忍状态中的人们所难以理解和接受的力量。

家长们被这种力量驱动要求道歉，而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他们试图将自身从中解救出来的尝试。他们首先要求的实际上是“提出要求的合法性”，也即这种内卷性悲伤的合法性，而这也就意味着必须放下坚忍。接着才是要求道歉，进一步地这种要求意味着逼迫政府拾回他们对于罹难者的责任，唯有此才能将死去的孩子从无人问津的冥府中拯救出来。但情况或许仍旧是令人难过的：并没有实质性的交代，也没有完全的道歉。很难期待政府会因此获得反省，遑论反思自身的有限责任。人们还是被迫坚忍着。而他们的首要要求，即要求悲伤的权利，也在时间的流逝中淡漠。

在《巨浪下的小学》中，作者帕里就是这样从家长的视角出发，从这些不幸的幸存者所遭受的悲伤出发，导向了对这一共同体之命运的讨论。然而尽管作者带着沉痛的语气悼念那些死去的孩子，他同时也保守地将这一问题悬置起来：政府是否真的具备保障每一个体生命的责任与能力？他站在家长那一边，他们不断地谴责政府，并要求政府对死去的孩子负有责任；作为一名记者，他对自身的立场保持清醒的自觉，为此他从未试图给出一种“客观的”批判。或许对于处身灾难之中的日本而言，这种有限责任，以及国民的坚忍品性，是共同体得以生存下来必不可少的条件；并且，要求共同体对每一个体都负有责任，这在任何地方都是难以实现的。但“合理性”并不能弥合因灾难而产生的裂缝。那种裂缝首先发生在个体身上，并将其带入内卷性的悲伤，这种悲伤连同其索要道歉的呼号，在一种第三人称视角中或许缺少合理性。然而问题就在于，哪怕它缺少合理性，它也需要被救助，甚至正是因为它无法被合理性所弥合，因此才需要救助——从这里我们或许能给出一种超越有限责任的“责任”概念：即使没有任何需要担负的“过失”，面对罹难者或是幸存者的面容，共同体与个体都应负有援救的责任。

在日本，家长们未能获得有效的援救。因此不管是在何种意义上，对于生者而言那种悲伤成为了一种新的灾难，他们被抛入了一个无始无终的境况之中；他们失去了共同体的照拂与他人的援助，面对悲伤，他们就像面对生死一样孤独且无力。与他们无辜的孩子一样，共同体并没能为其灾难提供及时有效的紧急疏散措施，唯一的方式似乎是等待坚忍的特质使情况变得不再紧急。似乎这种内卷着的悲伤有一个峰值，在这之前它不断把人抛入其中，在这一过程中积累着更强大的力量；但在某一时刻，这种悲伤仿佛感到厌倦一般地渐渐褪去，又像是人们终于习惯了这种“被抛”的感觉。

确实，凡事都可以交给时间，交给时间也就意味着交给人类的遗忘力量，这也是坚忍特质的核心。保持坚忍，这一姿势就像是一种祈祷，祈祷那种人类所不能控制的、名为遗忘的力量能够降临——就像当初灾难的降临方式一样——然后他们便可以与那种内卷性的悲伤和解。这也就意味着无视这种措施的紧急性，意味着永久的、无可挽回的过期。如同大川小学家长们所遇到的那样，他们从未使自身的悲伤得到承认，由于一切都被交给了时间，共同体再也无须对那被放逐的角落有所作为。

共同体悬搁着个体的命运，而个体也悬搁着共同体的命运，当内卷性的悲伤成为瓦解双方牵连着的血肉的灾难，并且得不到任何有效的、甚至是尝试着去做的紧急疏散措施时，政治畸变便开始了——这种悲伤的内卷性成为了政治空间的穿刺性力量。在《巨浪下的小学》中，作者帕里揭示了这种政治畸变：“日本政治本身就像一场自然灾害，而日本人就是无助的受害者，它就是超出普通人影响力的普遍不幸，人只能无助地接受和容忍。”那些对政府失望的人如是说。海啸发生时，时任首相菅直人一边再一次肯定了日本人“顽强的意志”，另一边承诺了一个“更加充满活力、更美好的日本”；菅直人下台后，选举中获胜的安倍晋三也并未赢得足够的信任，“但他为人果断坚定，而且拿出了具体计划”。在此，政治议题的实质内容被逐渐放弃——在人们看来，它们都无法实现。情况似乎越来越糟，人们不仅不再希望政府能够超越其有限责任，甚至连这些有限的责任都不抱期待了。很难说他们还会发自内心地支持某种东西，除非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那些长久地被要求滞留于坚忍之中的人们，在漫长的沉默中酝酿着他们自己都未必能够清醒地理知的抉择，这种抉择往往带有向着旧世界复仇的冲动，那将是一种新的内卷化，它会将正常的政治运转抛入狂热。

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才是奏效的紧急疏散？有什么能弥合被这种灾难撕开的缝隙？有什么能在其紧急性尚未过期之前，将人们从悲伤的内卷化中解救出来，从而将其从被共同体排斥的角落中解救出来？有什么能重建被遗弃的个体与共同体的纽带？

《巨浪下的小学》中记述了一种诉诸通灵的可能：那是由寺庙住持金田为瑠美子所进行的驱鬼仪式，与那些主动寻求通灵者们不同，瑠美子和家人并未在海啸中受伤，但她长期被海啸中的死者的鬼魂所困扰。在金田所进行的漫长的驱鬼仪式中，金田与一个个鬼魂依次展开交谈，直至最后，是一个孩子的鬼魂。金田指引她从污水中走向光明，在最后的门前她对着金田妻子说：“妈妈，现在我能自己走了，你可以放手了”，后者“只感到一股巨大能量的消散。这让她想起分娩的经历，是那种疼痛结束、新生儿终于来到这个世界时力量释放的感觉。”

随着这种“巨大能量的消散”，整部纪实告终，仿佛这种分娩所诞生的是书写成之后的新世界——又或者正是这部书本身，在书的序言，作者所记载的正是有关其妻子的孕情。如此，我们是否能将这最后一次通灵——准确地说是驱鬼——看做作者在这部书中所试图做的事情？这是否是文学所应当承担的使命？

文学并不只意味着一本书，或者说，一本书并不只意味着一堆沾着油墨的纸。文学毋宁说是一种行动，在作者写就这本书之前，他长达六年的访谈已然是一种文学行动。文学作为行动，也作为行动的结果，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保存着人们的记忆，关于灾难，它保留了处于共同体角落的人们——既是幸存者，也是罹难者——全部的紧急性，从而使它永远不会过期。文学因此并不是一劳永逸的疏散措施，它在紧急时刻提供救援，却同时以悖谬的形式又将灾难的紧急性置入意义之中。它将内卷性的悲伤化为具有意义的文字，这些文字也曾被用于记述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大事。它承纳着个体无法让渡的私密而沉重的情感，却又将其保存在远比共同体更为广阔的意义世界，在那里存在着更为真实的血肉。

然而我们是否只是从一个世界来到了另一个世界？文学是否将成为坚忍的另一种形式，仿佛借着这种形式，原本可能的社会批判又将归于虚幻？如果要在书中找到另一个“文学”的形象，那么它或许是直美：在海啸之后，她考取了挖掘机驾驶证，亲自开着机器寻找孩子小晴的遗骸。文学所进行的不只是个体的拯救，当它像直美一样挖掘世间的种种淤泥——包括当事人那种内卷性的悲伤以及僵化的政府、冷漠的社群和不可撼动的民族坚忍——的同时，它也留下了一个钢铁一般强硬但又带有温度的身影。它在时间的流逝中散发着其意义，成为一种柔弱却持久的颠覆性力量，从而去倒转那种封锁着一切的坚忍，去给予共同体一种全新的价值尺度。

我们无法否认，上述提到的可能性永远存在。那种坚忍本身就是一种难以被克服的无限力量，与其伴生的是习惯与遗忘。但正是因此才需要文学。没有什么能保证它的最终成功。只要我们依旧是需要凭靠言辞才能互相依靠的存在物，只要我们还将意义视作值得慎重对待的东西，只要我们还不曾泯灭铭记的需要与变革的诉求，那么文学始终是一种“微弱的弥赛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