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缘由、脉络、弊病，他都一针见血地指出来了

本文作者铃木大拙（1870～1966），世界禅学权威，日本著名禅宗研究者与思想家。曾任东京帝国大学讲师、大谷大学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等职。

中华文明的历史差不多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年，传说当时三皇五帝开始统治黄河流域的诸部落。《尚书》这部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典籍，开篇收录了据传是大约在公元前2400年左右的君主——尧舜——施政典令。《尧典》《舜典》等为我们提供了不少颇有意味的宗教材料，由此可对中国早期的自然观窥得些许端倪。这一自然观流布至今，与其原貌只是略有出入。

不过在中国，哲学探索的真正觉醒应该说要到周朝开始显露衰落之相时，即公元前7世纪。在此之前，一代代的思想者想必已经活跃了很长时间了，而其思想成果之蛛丝马迹则保留在了后世的《周易·系辞》和老子《道德经》之中。

从公元前7世纪开始，一群璀若繁星的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以老子和孔子最为卓荦，开启了中国哲学的早期阶段，历数百年而不息。就仿佛在一个漫长单调的冬天过去后，步入了鸟语花香的春天。这一时代持续了大约四百年，是中华文明史中最为流光溢彩的阶段。由于它被秦朝戛然中止，所以这个时代也通常被称为先秦。

中国人在后世发展出更强大的理性能力，对人心的研究也更深入，然而从未超出先秦时期所划定的思想活动之畛域。中国哲学越来越精密，却很悲哀地在自由中迷失了方向，有时纯粹是乱逛。在这一觉醒阶段，中国哲学忙碌投身于许多问题。整个宇宙对思想者来说都是焕然全新的，他们总能在注意力所致之处找到要进入的问题。他们的心灵是如此兼收并蓄，如此富有创造力。先秦时代过后，迎来了思想板结的时期，思想的血液注定只能在硬化老旧的血管里流动。

极富创造力的先秦时代遇到了它猝不及防的结局，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他采取雷霆手段来镇压含苞待放的自由之精神。始皇帝嬴政无法容忍任何异端思想，意欲“别黑白而定一尊”，故而在丞相李斯的建议下公元前213年焚书坑儒。极端手段让世人噤若寒蝉，他却是龙心大悦。

独立思想遭此大劫之后，国人的精神被打压到坍塌状态，流毒长达千年。在此一千年期间，中国几乎没有产生一位原创思想家。秦始皇在思想界刮起的飓风毁灭性极大，留下一片狼藉，后人不再创建任何新的思想体系，只是不断致力于重新发现遗失在先秦时代的思想。后人在传世典籍中皓首穷经，每当有文献重见天日，必定详加研究，留下浩如烟海的注疏。对于载之史籍但已失传的文献，甚至会有作伪现象出现。故而这一时期伪书盛行。

佛教传入中国时，正逢中国思想史的这一惰性时期（公元前213—959），未遇多少抵抗便长驱直入。佛教发现道家与自家教义有契合之处，便采用了很多道家的现成词汇，同时也新创了不少词来表达当时中国人闻所未闻的那些观念。佛教经久不息地流行于文人士大夫间，为宋代（960—1279）的儒学复兴铺平了道路。中国人逐渐见识到了印度哲学的精妙高深，尤其在形而上学和方法论领域。对佛教之所长的这一认知使原本对孔子亦步亦趋的儒家获一大推动力。

当儒士埋头于为新出土的经文传注时，佛教徒则忙着解说佛经之大业。他们不仅译出大量梵文佛经，而且还撰写了不少极具原创力的宗教哲学作品。灵感当然来自佛经，但他们的运化工夫着实了得，中国佛教可以说是自出机杼。他们的双眼更深入地参悟到了万物之本质。

提到中国哲学史，很多人通常将它等同于儒家哲学史，因为除了产生诸子百家的先秦时代，儒家似乎是硕果仅存的哲学。但如想要更彻底理解宋代儒学复兴的思想脉络，则千万不可忽略宋代以前儒家“蛰伏冬眠”那段时期佛教思想之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哲学在宋代的复兴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大分水岭事件。在沉睡千年之后，中国人的思辨如今相比起先秦时代，可谓更具慧识地——虽然不是更一往无前地——把握了斯芬克斯之谜题。佛教这一外来的新学说让中国思想家抖擞起全幅精神来面对它。它提供了更多思想养分以供咀嚼和吸收进中国自有体系中。中国人也从未盲目生吞活剥。他们出于直觉，弃去佛教与中国人“功用”天性不太能擦出火花的部分。他们仅就儒家在自己思想练习中所提出的那些问题，从佛教中汲取灵感。公允地说，宋代的哲学复兴并没有提出全新的哲学问题，仍旧是在先秦儒学所划定的窄道上行进。

在先秦时代，儒家仅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地位并非像后世那样至尊独大。当时的“诱惑”太多，先秦思想家不至于被某个既定学说缚住手脚。而宋代的情况则大为不同，哲学家从未想过偏离儒学之老路。他们熟悉许多西来的新思想，致力于对它们的运用，仅仅是为了克绍孔孟，用来更深入地解读有如亘古真理般的儒家教义。他们从未想到过与儒家思想分道而行，宋代新儒学的原创之处便在于对旧体系的全新诠释。

严格来说，中国人不属于像希腊人或印度人那样的思辨民族。中国哲学的兴趣永远以道德科学，或者说实践伦理学为中心。无论推理有多精深，想象有多奇诡，中国人从未忘却事物的实践或曰道德面。他们拒绝被带往一个只有纯粹观念存在的清冷天宇，唯愿紧紧与世间关系相偕行。对于那些肉身拘于大地上的仰望星空者，他们投以一笑，因为思想再如何盘旋九皋之上，尘世间的命运终是不可能改变。这是我们在研读中国思想史的时候必须铭记在心的。儒家的功用和保守特质给它烙上了一个永久的封印，使它永不能踏上彗星轨道漫游。

宋代之后便是元朝（1271—1363）。元朝并未给中国哲学史带来多少可值得书写的贡献。短命的元朝留下的几乎是空白。然而到了明代，却诞生了一位不世出的道德完人、思想巨人——王阳明（1472—1529）。他是涤荡中国人心灵的宋代新儒学的绳其祖武者。虽然王阳明并非从儒学出走的独立思想家，但他以惊人的原创力，开辟出一条肯认并实现孔孟旧学的新路。

在大哲王阳明逝去之后，中国哲学史重新又被乌云笼罩，中华大地始终没有出现那种冲破万马齐喑的新思想。辛亥革命以来，万象更新，但就思想领域而言，保守主义这一鸦片的过量使用已造成一种如梦似幻的惰性状态，如何清醒过来乃至于奋起，都始终是个未知数。

西方思想文化进入远东其实已经有些年头了，能从破敝不堪的哲学用语、传统与迷信中挣脱出来的中国人却还不及万一。辛亥革命给中国的政体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大众仍未充分意识到20世纪思想运动的重要意义。这种现象当然也能用在亚洲诸邻国身上。不过，当这位东方巨人完全醒过来，开始大力利用西方的方法论和科学，中国必能创造出与其悠久历史相称的伟大成就，为人类思想做出原创贡献。目前绊住中国人，使之在人类文明大步前进的这个世纪裹足不前的，并不在于中国人缺乏思想能力，原因仅仅是他们用来探索大自然和心灵的方法之老旧。方法论是知识的钥匙。假使中国人一改对现代思想活动的态度，中国那浩如烟海的知识宝藏造福全世界的时代必定会到来。

先秦时期产生了整个中国哲学史上最丰收的原创思想。随着文明的潮水浩浩汤汤，再加上有利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国人的心灵便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对生活和宇宙的大胆思辨中。它不受过去的羁绊，完全地表达自己，大踏步走入一片从未被人类涉足的处女地。自然选择还未曾将哪一种对生活的定义，“钦定”为普遍适用于中国人的国家、道德和思想特性的学说。诸子百家，百花竞放，竞争自由又激烈，时代仍未宣布哪一家是最合适的生存者。儒家不过是苦苦求生的诸子之一。道家则还未成有系统之一家。所谓的异端，与正道狭路相逢，毫不畏惧。由于言论自由，不受传统和学问的专断裁制，每个有独特想法的人似乎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听众。如果当时的印刷和流通技术和现在一样发达，无法想象这一先秦时期的中国思想世界会呈现出何等盛况！

中国人的心灵似乎在这一时期耗尽了血气，因为在接下来的悠长岁月中，再也没有类似原创的思想横空出世。有些煊赫一时的思想甚至完全湮没于后世。随着儒术被定于一尊，哲学家们忙着以更目光如炬的方式或更通俗易懂的方式阐明儒家思想，其他学说是不被鼓励的，基本得不到生存空间。在这方面，秦朝之后的中国思想史和欧洲的中世纪哲学史如出一辙，只不过前者的因循方式较为温和罢了，因为儒家和中世纪基督教不一样，对于各种迷信、狂热和非理性并不感冒。儒家思想在根本上是道德化的，也是功用主义的，拒绝被掷入形而上学的深渊。于是乎，道家思想中那些幽微的部分，便遭到窒息，无法有任何进一步发展，即便在遇到印度思辨在中国的典范——佛教，也依然如此。庄子可谓老子一派哲学的高峰，没有体系，也没有方法，但是充溢着神秘的表达以及模糊的假设。因此我们说，先秦时代的中国哲学，远比后来任何一个时代在思想上更丰富，在视野上更宏阔，在思辨上更大胆。

妨碍中国哲学全速前进的诸多原因，表意汉字的使用至少是一项。汉字自身难记又笨拙，而且其语法建构也极为松散。动词没有变位，名词无词尾变化，时态关系也不能语法化地进行表达。语言是理性的工具，与此同时它也是理解的钥匙。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如果无法装备到好工具，恐怕很难打造出我们理想中的产品。对于作者意欲表达的内容，读者也会茫然。第一流的思想家怎么可能满意于用中文表达自己呢？简洁有力在某些文学形式中优是点，中文在这方面有极佳表现。但是当逻辑上的精准度和文字上的确定性是第一要务时，中文的上述修辞优势不但毫无意义，而且实际上对哲学书写造成一种不便，甚至障碍。

中国人心灵所缺失的，还有逻辑学，这在先秦乃至后世的中国哲学中都历历可见。在印度和希腊，当思想文化达到和先秦中国类似的高度时，希腊人有了逻辑学，而印度人有他们的因明学。这两个文明在推理上非常严格，在给出结论过程中极为系统，其心灵构成材料似乎比中国人的更为纤细。中国人的心灵充满了常识和实用知识，不想将精力浪费在明显与每日生活不相涉的“无用之物”上。他们不一定追求思想的清晰与表达的精准，因为在我们身处的尘世中，并没有什么东西是纯然抽象的。中国人也许无意识地观想到，没必要使自己陷于精微术语与抽象思辨的泥沼中。故而，中国哲学并未委身于神秘主义的薄雾——虽然道家哲学略有所不同——它骎骎进于日常生活之经验，在这里没有绝对存在，没有神迹启示，也没有死后的永生。

《铃木大拙中国哲学小讲》

作者：铃木大拙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