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铮强：“猿猴盗妇”与边地意象

作为边地故事的“猿猴盗妇”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猿是一种重要的动物意象，高罗佩甚至为此撰写了一部专著《长臂猿考》。在中国的猿文化中，“猿猴盗妇”又是一个特殊的故事母题，对此有不少学者曾撰专文予以讨论。这其中，陈志勇《论“猿猴盗妇”故事的文人想象与宗教叙事》一文，相当细致地梳理了该类型故事经历过两汉六朝逸事实录、唐代文人遐想、宋元明道佛宣教三个不同的阶段。根据该研究不难发现，“猿猴盗妇”故事不但涉及异兽、性与宗教等问题，而且与生俱来与边地想象密切相关。这里所谓边地，自然是指中华帝国核心区域以外的边缘地带，既指统治疆域的周边区域及中央集权官僚统治难以深入的地方，也指文化意义上夷夏对立中的“蛮夷”。

根据陈志勇的研究，“猿猴盗妇”本是西南边地流传的民间故事，最早在汉代蜀地画像石中频繁出现，进入晋代的《博物志》时故事地点仍是“蜀山南高山上”。第二阶段唐代文人遐想时期以传奇小说《补江总白猿传》（简称《白猿传》）为代表，故事地点在广西长乐，仍属于典型的边地故事。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一〇“桂林猴妖”被认为是《白猿传》的延续，故事发生地仍在广西。宋代的重要演变是出现了南戏与话本小说《陈巡检梅岭失妻记》，故事讲陈辛往广东南雄赴任，途经江西梅岭时妻子被猿精劫走，就地点而言仍属于边地岭外故事。该故事又通过广东或南雄本地方志的转述，演化成为梅岭当地的著名典故。进入元明时期，一方面该故事类型深度宗教化，另一方面边地色彩逐渐淡化，比如杂剧《时真人四圣锁白猿》讲古杭城人沈璧出外泛海经商，妻子在家被猿精烟霞大圣霸占；又比如《初刻拍案惊奇》故事之一《会骸山大士诛邪》的会骸山在浙江盐官，猴妖所盗则是平民之女，此外还有不少非盗妇类猿精故事的地点也由边地转型到江南，故事主人公的仕宦色彩也逐渐消失。但是明代瞿佑《剪灯新话》所收《申阳洞记》仍然是发生在桂林的故事，保留了其边地色彩。

不同的边地想象

“猿猴盗妇”故事内涵十分丰富，可以从各方面加以探讨，除文学史、宗教史、民俗史之外，性别史、旅行史研究中也多有涉及。这里依据唐代《白猿传》、宋代《陈巡检梅岭失妻记》（简称《陈巡检》）、明代《申阳洞记》三则故事，对传统中国文人的边地想象略做探讨。用这三篇文本来讨论文人的边地想象，当然基于三者的共同特点，比如《白猿传》一般认为是长孙无忌讽刺欧阳询貌类猕猴而作，故事讲欧阳询父亲南征长乐，其妻被白猿精劫走之事，属于士大夫（士族）之间流传的故事；《陈巡检》虽然是南戏或话本小说，但故事发生在主人公陈辛赴任途中，应该是下层文人对官僚边地生活的想象；而《申阳洞记》的作者瞿佑是文人官僚，人物主人公虽然是游侠少年，但故事发生在少年投依父友“桂州监郡”期间。总之，这三篇故事的共同点：一是作者或者故事人物属于文人官僚（士大夫阶层）；二是都发生在主人公原籍地以外，属于旅行故事（南征、宦游、投依）；三是都发生在岭外边地（广西桂州、梅岭）。

在《白猿传》之前，“猿猴盗妇”故事原本是蜀地民间传说。这类传说一旦进入士大夫视野，便为文人的边地想象提供了契机。《白猿传》故事发生的背景是：

梁大同末，遣平南将军蔺钦南征，至桂林，破李师古、陈彻。别将欧阳纥略地至长乐，悉平诸洞，冞入险阻。纥妻纤白甚美。其部人曰：“将军何为挈丽入经此？地有神，善窃少女，而美者尤所难免，宜谨护之。”

作为“猿猴盗妇”背景的边地桂林、长乐，政治上是为叛乱之地，文化上则属于蛮荒之地。唐代士族政治，文武尚未分途。宋代官僚政治重文轻武，但“猴精盗妇”故事盗妇之后必有救妇情节，救妇人物又有武人向宗教神力转化的趋势。在宋元话本《陈巡检》的故事中，一方面已经有道教势力的介入，另一方面主人公陈辛既是武人之后，又参加科举，登第后又受武职“巡检”，体现了宋代文官意识与“猿猴盗妇”故事武人传统之间的纠葛。不过该故事的边地想象完全属于文官游宦生活中形成的观念，主要从个人生活的角度强调边地路途遥远、环境险恶，并没有赋予边地政治上动乱、文化上蛮夷等形象。这一方面可能是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极端自信或者边界意识淡薄的体现，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对仕宦生活既热衷又深感负担与恐惧的心理：

不数日，去赴选场，偕众伺候挂榜。旬日之间，金榜题名，已登三甲进士。上赐琼林宴，宴罢谢恩，御笔除授广东南雄沙角镇巡检司巡检。回家说与妻如春道：“今我蒙圣恩，除做南雄巡检之职，就要走马上任。我闻广东一路，千层峻岭，万叠高山，路途难行，盗贼烟瘴极多；如今便要收拾前去，如之奈何？”如春曰：“奴一身嫁与官人，只得同受甘苦；如今去做官，便是路途险难，只得前去，何必忧心！”陈辛见妻如此说，心下稍宽……

当日，陈巡检唤当直王吉，分付曰：“我今得授广东南雄巡检之职，争奈路途险峻，好生艰难。你与我寻一个使唤的，一同前去。”王吉领命往街市寻觅，不在话下。

陈巡检并一行过了梅岭，直交陈巡检：施呈三略六韬法，威镇南雄沙角营。欲问世间烟瘴路，大庾梅岭苦心酸。山中大象成群走，吐气巴蛇满地攒。

明代瞿佑的《申阳洞记》与前两则故事有明显的传承关系，但也做了大幅度的调整。首先妇人由旅行中的官员妻子，变成了当地平民的女儿，其次救妇的人物也由官员或宗教神力，变成了内地的游侠平民，与官宦生活唯一的联系是少年因“父友有任桂州监郡者，因往投焉”而旅居于广西桂林。故事的边地想象发生了明显的变异，政治文化上的边缘、异端，或者宦游苦旅都不再是边地想象的重点：

陇西李生，名德逢，年二十五，善骑射，驰骋弓马，以胆勇称，然而不事生产，为乡党贱弃。天历间，父友有任桂州监郡者，因往投焉。至则其人已殁，流落不能归。郡多名山，日以猎射为事，出没其间，未尝休息，自以为得所乐，有大姓钱翁者，以赀产雄于郡，止有一女……生挈三女以出，径叩钱翁之门而归焉。翁大惊喜，即纳为婿；其二女之家，亦愿从焉。生一娶三女，富贵赫然。

不难发现故事中富贵乃至艳福成为故事趣味的重点。故事主人公陇西李生“不事生产，为乡党贱弃”，作为不适应内地生活的落拓者而出现，而边地旅居成为他生活上发迹的重大机会，赋予了“猿猴盗妇”故事探险奇遇的色彩。

边地想象的类型与结构

文人的边地想象只反映在“猿猴盗妇”故事演变的一个特定阶段。上述三个故事发生在不同的朝代，也体现了不同时代的特点。如唐代的士族、宋代的下层士人，而明人瞿佑的《申阳洞记》，故事其实发生在元代，当时社会上儒家本位意识可能比较淡薄，海外贸易则特别开放，这与《申阳洞记》中边地求富贵的情节或许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虽然是对不同朝代三个文本的探讨，但“猿猴盗妇”故事体现的蛮夷与叛乱、荒僻险恶、探险奇遇三种边地想象类型，也未必是时代变迁的反映，也有可能是共时性的结构。同时，“猿猴盗妇”故事作为一种怪力乱神现象与儒家正统观念对立。上述三则“猿猴盗妇”故事反映文人的精神世界，同时又是儒家文化以外文化观念的反映，这两者未必矛盾，或许只是反映了显意识与潜意识的区别。值得注意的是，边地想象的三种类型，在今天“内地”对“边地（南方）”的想象中仍可找到痕迹，即南方边地总是与政治动乱、奇异的社会形态、水土不服、探险致富等观念混杂在一起。

（本文摘自吴铮强著《文本与书写：宋代的社会史——以温州、杭州等地方为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7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