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量子波动速度”与培训骗局；技术革命与贫困

【国内】“量子波动速读”再掀教育培训骗局内幕

“1-5分钟看完一本十万字的书籍并且可以完整复述内容”，“闭着眼睛就和书本发生感应”。近日，一段“量子波动速读”视频在网络上流传开来，迅速吸引了大众的眼球。视频中，孩子们飞快地翻着书本的画面让人不禁思考，为何这类骗局总是层出不穷，家长又为何总会相信这些毫无根据的“科学道理”，一次又一次地交上智商税呢。

对于“量子波动速读”的宣传，媒体和广大的网友纷纷表示“毫无科学依据”“交智商税”“教育欲速则不达”。“这不是一目十行，是一目十本了”，“翻页这么快像扇风一样”，“遇事不决，量子力学”，诸如此类的调侃遍布全网。更有网友称诺贝尔物理学奖颁早了，真是“玻尔看了会沉默，爱因斯坦看了会流泪”。

光评论调侃还不够，有认真的网友抱着刨根问底的心态直接付诸行动，“深入敌营“体验这个忽悠了广大家长的骗局。微博网友@毕导THU加入了一个“量子波动速读”班开始自学。上完九节所谓的培训课后，该网友觉得毫无作用：“对方先用一些没毛病的测试让你相信，再用你不懂的问题唬你。于是你心里就种下了焦虑的种子：哎呀这个我（的孩子）不会，怎么办呢？”他表示，这类培训的思路其实并不复杂，“类似的骗局我能马上开发好几个，比如电子跃迁心算法：让孩子边跳跃边口算，感受跳跃过程中能量跃迁的变化，领悟数学运算的本质等等”。

据多家媒体记者调查发现，杭州、成都、深圳等多个城市均开设有类似的培训班，收费在6000元半年到26万元的“终身制”不等。家长对孩子的教育越来越重视，在越来越激烈的教育军备竞赛面前，动辄上万元的培训费用家长们都交得心甘情愿，这也让各类违法培训有了可乘之机。

近些年，以高深科学理念为噱头的类似营销在市场上可谓屡见不鲜。“打开松果体”，“全脑开发”，“觉醒大学”，一个个说得神乎奇神。对此，早有专业人士作出解释，“科学上并不存在任何专门开发孩子脑潜力的技术”，延安大学神经学外科教授周志武一语道破玄机。然而，当无良商家们不断变着法子地推陈出新，从“蒙眼辨色”、“七天成诗人”、“过目不忘”到“自动翻译外语”，这些看似无稽之谈，不难看穿的假把戏，却依旧有不少家长趋之若鹜，奉为神话。

对于此类骗局为何能屡屡得逞，央广网的评论一针见血：“培训机构看透了当下众多家长挥之不去的教育焦虑，利用他们的攀比争胜心理，再辅以有鼻子有眼的‘科学’包装，不怕家长不出现‘宁可信其有’或‘宁滥勿缺’的心理抚慰。”有这种心理在作祟，难怪有硕士学历的家长也会被“蒙眼识字”蒙蔽了双眼。

看似五花八门的教育培训骗局，其实都是换汤不换药的相同手法。“抛出一个唬人噱头，挂靠一个科学理论，强行嫁接两者关系，推出一套高价产品。”《北京日报》评论指出，家长应正视客观规律，不要抱着试一试的侥幸心理，盲目追求玄乎的培训方法。“对于大众而言，辨别伪话术有一定难度。但面对蹊跷之事，还是应该多长点心、多一些思考，至少应对‘目不阅字却能读书’等营销保持一分理性。”

“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是很多中国家长共同的想法。然而正是这种思想加剧了家长们对孩子教育的焦虑心理。部分家长千方百计地想寻找所谓的捷径，让孩子能够比别人更胜一筹。“只要神童情结在，这种骗局，就算被揭露100次，也会在第101次换上新的名头卷土重来。而渴望子女与众不同的家长，就算被忽悠100次，也会在第101次垂直入坑。”《科技日报》的评论更加引人深思：“真正好的教育，是对人的培养。人不是磁带。不是灌入A，然后输出A，就叫成功。读书不是背书。就算真的记下了10万字的内容，这种训练的意义又在哪里呢?量子波动速读，交的不是智商税，是焦虑税。”

面对诸多毫无下限的骗术，监管部门当然也不能坐视不管。江苏盐城大丰区的市场监管部门到相关培训机构现场拆除了不当宣传内容，并勒令其整改。

教育学者熊丙奇表示，让孩子接受伪科学培训，会对孩子身心、人格成长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相关部门必须加强对培训机构的监管，不能让违反科学常识和教育常识的培训大行其道。要杜绝此类教育骗局，除了家长和学生们要提高辨识能力之外，相关部门也应加大对违法培训机构的打击力度，加强对市场培训机构的监管，从源头上杜绝骗局的发生。

【国际】技术革命与全球贫困的加剧

英国《卫报》在上周发布了一组文章，集中讨论了当下的技术革新，包括人工智能和算法等技术手段在社会福利领域的应用，以及这种带有“自动化”特征的福利体系如何一步步地让穷苦的底层民众进一步遭受剥削。在《卫报》官网的“贫困自动化”主题（Automating poverty）下，如今一共有10余篇文章，既包括《卫报》长达三个月的调查报道，也有对各地数字福利体系案例的介绍，同时还有来自联合国方面以及技术提供方的不同观点。这组调查报告用真实的案例阐释了数字反乌托邦如何“惩罚”贫困人口；在他们看来，一个处于21世纪的狄更斯式的反乌托邦正在飞速成型。该报记者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以及印度调查了各国和各地方政府如何将先进的技术应用到社会福利体系之中，尽管这些政府都在承诺技术革新和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技术应用将有助于改善社会福利体系，例如减少浪费、精准帮扶以及提高整个系统运作的透明度等等，但事实上在该报记者看来不够人性的算法，却又通过单纯的风险评估为每一个人的命运定下基调，不同肤色、不同收入、不同教育背景会导致冷冰冰的算法所得出的，对不同人群的区别化和标签化对待，从而加剧社会不平等，与之相伴的还有不知道何时会降临、又会引发多严重后果的系统运行故障。

在针对英国就业与养老金部（DWP）调查中，该部门投入巨资引进的数字化管理系统，在记者和受访对象看来，无异于一个社会福利的“黑洞”。DWP花钱引进并推广应用的计算机系统Universal Credit Computer如今似乎接管了该部门与许多寻求协助的保障金受益者的沟通工作。在DWP的前一份年度报告中，这套系统据信“改善了用户的使用体验”，但现实却是，不止一位受访者表示，自己因为对于系统的不熟悉、或者操作上的失误，不单单损失了金钱，就连日常生活也陷入了难以想象的困顿。一位在伦敦南部工作的已婚男士，因为系统误报了他之前的收入数据，而被剥夺了本应享有的福利金；和妻子育有一对双胞胎的他尽管向DWP展示了正确的工资收入清单，但政府工作人员却表示对此无能为力。其他受访者还包括老人、阅读障碍者、有学习障碍的残障人士等等，他们也在这头数字巨兽面前无能为力。而更严重的是，大规模数字化的社保福利体系让诈骗犯也有机可乘，许多骗子通过简单的个人信息搜索结果就可以直接威胁某个英国公民，并以他的名义向DWP申请预付款，使得受害者在系统里的信用评分被算法自动下调。

DWP还在持续投入，并且与包括IBM在内的诸多技术巨头合作。而在地方上，英国的布里斯托尔已经着手利用IBM的算法技术，对该市将近四分之一人口进行“风险评估”，调查内容涵盖酗酒、吸毒、精神健康问题、反社会行为、缺勤、未成年性行为和家庭虐待等。根据报道，这套系统可以在短短几秒钟内，就一个居民的“危险指数”绘制出一张风险测评图表。这一系统也引发了后续的争议，一旦负责监控数据的部门意识到了相关“风险”的存在，是否意味着他们有义务干预风险的出现？而他们的干预程度、干预手段都会成为难以避开的争议话题。尽管布里斯托尔地方当局的相关人士预感舆论会对此有所异议，但一个事实是英国有三分之一的地方议会正在利用算法就福利政策进行决策。不过这也并不意味着这套数字化、自动化的评估和筛选机制会在短时间内成为主流，因为不止一个组织已经出面发声，质疑数据库的安全问题，以及类似评估机制可能带来的种种风险。

而在大洋彼岸美国的伊利诺伊州，“僵尸债务”（Zombie debts）正在让美国底层民众莫名其妙地面对寄自几十年前的债务账单，同时让他们在数字化的社会福利系统中被政府的账单追捕。一旦政府的数字系统在统计上出现偏差，一些领取福利金的底层民众就会收到他们欠公共服务部门一笔资助款项的通知，并且告知他们，一旦未能如期偿还这笔债务，那么他们的福利就会被克扣；另一种情况是，一些劳工，例如利比里亚移民Andrew Dorliae在被雇主解雇之后申请失业救济金，但雇主向发放福利的政府部门提请事实核查，一旦经过核查后劳工被认定不具有领取福利的资格，那么他们不仅会被停掉救济金，还反过来会欠政府一笔债。与之相对的是，许多人福利救济的申请正积压在政府的系统里。Dorliae最终赢得了与政府和他们仰仗的数字化系统的官司，但这期间他的经历和创伤，却绝非是胜诉判决可以抚平的。

在澳大利亚，无家可归的流浪人士、单亲父母或者精神状况不佳的居民，会时不时被暂停发放政府救济金。这个国家的政客对于推广数字化的社会福利体系感到十分乐观，但这套数字化、自动化的运转机制却在近来12个月内先后暂停支付福利金多达100万次。当领取福利的居民没能及时登进系统登记自己参加相应咨询服务时，他们就有极大的可能被停发保障金。对于靠着这点施舍果腹的人们来说，哪怕停发一周他们都有可能直接陷入破产，或者是让孩子跟着自己饿肚子。而发达国家如此，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则普及了一套名为Aadhaar的系统，它根据生物统计数据，为每个印度人提供了一个12位数字的号码，有需要的人士需要提供这一串数字来为自己领取政府救济，只有对应的指纹扫描识别成功，政府才会为他们提供救济的粮食等物资。印度当局的初衷是借此缓解乃至杜绝领取救济时常出现的欺诈现象，但糟糕的基础设施建设、腐败以及相应的人工服务不到位，让这套体系变成了许多需要靠救济过活的印度人的噩梦：一个例子是，一名65岁的村民在饿死两天之后，他的救济粮才运抵他所在的村庄。尽管这套系统的负责人表示系统的运作行之有效，但是指纹识别故障以及支付障碍等技术问题一直存在，而一旦系统出现小差错，可能就会让数量庞大的贫民陷入更大的困境之中。

Philip Alston是一位来自纽约的律师，同时也是联合国极端贫困问题调查专员，上周他在联合国所作的报告就针对了多国采取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数字化举措发出警告。他的调查报告表明，很多类似的数字化操作系统在社会福利保障方面的应用，往往是各国政府未经严肃、广泛讨论就推行的，但其实施和推广的结果却让人震惊，因为政府的点头正让科技巨头们不断优化对底层民众的监控；一些政府声称采用数字化技术手段能让社会福利制度运作起来更加透明，但实际上却是各国公民对于大规模应用数字管理手段的政府以及科技公司来说更加“透明”，反之却不亦然。为此Philip Alston也敦促科技公司需要承担起责任，加强人工的、专业化的监管，不让技术沦为作恶的手段。《卫报》编辑部也在这组报道发表之后撰写了一篇社论。文章提到了这一系列数字化操作体系，不应该是被“默许”的，数字化、自动化对于贫困人口的伤害及后果已经开始显现，各国需要检讨和承担的都超出各自的预期，与之相对的，公众就这一系列数字化体系的应用也理应享有更多的知情权。

DWP的技术部门负责人Simon McKinnon也在这组报道发表之后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在他看来，一味否定数字化带来的进步显然是不合理的，DWP所要做的是不断改善民众的体验，并且旨在建立一套面向未来的福利保障制度，他否认了DWP被数字化、自动化平台操纵的观点，并且表示数字化平台的引入正在让DWP的工作人员有功夫从反复繁琐的工作中抽身，以更好地当面服务有需要的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