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婷︱闺蜜史：友情是磅礴的革命

历史学家田安（Anna Shields）曾在《知我者：中唐的文人友谊与文学文化》（One Who Knows Me: Friendship and Literary Culture in Mid-Tang）一书中写到，白居易、元稹、韩愈等大家的友情是一种大有裨益的社会行为，因为友情让他们调协、滋润自己的文学实践，也由此获得对文人身份的进一步肯定，因为交友和交游都是个人的社会面向的伸展和滋长，也有助于巩固彼此社会地位。但在中古中国和大部分古代社会，这种具有社会性和知识性的交友和交游，仅限于男性。

女性友谊在今天被视为理所当然，但历史上只有男性才被认为具有发展和维持这些有意义关系的情感和智力深度，正如斯坦福大学“女性与性别研究所”资深研究者玛丽莲·亚隆（Marilyn Yalom）在与合作者德蕾莎·布朗（Theresa Donovan Brown）的新作《闺蜜：女性友情史》（The Social Sex：A History of Female Friendship；猫头鹰出版社2018版名为《闺蜜：观看女性友谊的历史》）中写到的。

这本书的灵感来自于亚隆本人在好友病逝后的反思和回忆。身为女性，年纪越长，越体会到更多歧视、压力、病痛、不公，也更明白这些不公正的历史性和结构性，越能体验身为“女性”这一群体所面对的不易，更珍视女性之间的理解和友情，也更希望能为所有弱势群体所作的哪怕微小的努力。

在女性成长历程中，理智、冷静、才华、能力、知识、智识、权威……等等素质，大多来自男性模板和榜样；女性通常被认为是情绪化的、不理智的、有失偏颇的、欲望的、身体的。我们习惯将男性作为榜样和权威的同时，也更习惯将女性作为假想敌和欲望的载体。那种solidarity——共同团结意识的出现，才是女性意识觉醒的时刻。当然，更广泛的solidarity是跨越所有族群的，也应该是超越性别角色本身的。也因此觉得，广受称赞的上海滩1930年代《玲珑杂志》中的“不如玩玩男人”太简单，何必性别残杀，何不玩玩医学、政治、金融、学术，或百种人生？

女性友情在历史上，很多时候是超越私人领域的，因为拥有友情本身意味着拥有独立的社交空间和能力，而正如亚隆所说，这两样东西，古代只有男性才能拥有。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的友情陪伴她也鼓励她走出不愉快的婚姻和相应的家庭局限，从政治生涯中找到自己的声音。她和女友们曾在信中讨论流产等当时尚无法公开谈论的问题；换言之，处于私人领域的友情前兆了公共领域的变革。

亚隆从圣经时代写起，写到修道院里的修女之间的感情，一直到女性开始进入大学教育和职业竞争的现代社会，还有美国特有的姐妹会、经典电视剧《欲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为我们设立的闺蜜模式，也讨论到女性友情如何陷入市场经济的资本化怪圈。就如玛丽·比尔德（Mary Beard）在《女力告白：最危险的力量与被噤声的历史》（Women & Power: A Manifesto；联经出版社，2019）一书中写到的，前现代的公共空间、知识生产和传播都被男性垄断，历史记载也由男性说了算。但男性友情在人类社交史上的垄断性不仅是作者和读者的单一性别问题，而是这种垄断的目的不仅在于个体独享，而在于在构建一种特定的军事团结性和公民的团结性。

进一步说，也正是一种这种团结性的长期男性化，最近美国几个州的反堕胎法案通过，正因为顺应了公共事务不为女性考虑、不将女性纳入讨论主体的历史传统，哪怕这件公共事务与女性身体、权利息息相关。

遗憾的是与玛丽·比尔德一样，亚隆也只将讨论局限于西方历史，并在书中道歉和表明自己因为训练局限。这一点已经无法满足当今的读者，因为我们不再满足于看到仅以单一历史、模式和视角为模板的论述。加州大学的日本史专家铃木美智子（Suzuki Michiko）在《成为现代女性：战前日本女性的爱和身份》（Becoming Modern Women: Love and Female Identity of Prewar Japan）中描绘了丰富的女性成长图景，用日本女性关于“爱”的自我书写来论述新的自我意识、性、性别、社会性等概念的出现，而不似我们通常看到的学术研究和大众话语，仅仅将女性的现代化作为现代国家的投射。女性社会性在不同语境中的表现，值得有更多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