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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都主要运输哪些货物？

[德]罗德里希·普塔克著，史敏岳译

2019-11-15 17:08

直到15世纪，汉语文本也许是我们大致评价“海上丝绸之路”上重要货流所参照的核心作品。这些文献经常提到的中国进出口货物有数百种。后来谈到这些货物的是欧洲的史料。接下来，本书将对那些我们至少在贸易中经常遇见的商品作一列表式的介绍。

据推测，在古代，丁香花干只有在马鲁古群岛北部方可获取。早期的产地有特尔特纳、蒂多雷、马吉安（Makian）和莫蒂（Moti）等岛屿，有时也包括哈马黑拉岛（Halmahera），但比较少见。无论是中国人、印度人，还是希腊人，都了解未开放的丁香花苞的芳香和药用价值。尽管古代的史料对丁香花干的起源有着模糊的记载，但长时间内，能够进入真正产地的只有当地的商人。经过爪哇北部各港口，这些丁香进入了国际贸易，其余有少量经过苏禄海流向北方，但相关的线索后来才形成。

肉豆蔻同样来自印度尼西亚，特别是班达群岛。这里展示的是一幅类似的画面：爪哇北部港口是主要的提货点，和丁香花干一样，肉豆蔻经过印度和黎凡特被带到欧洲。

许多不同的物质都被称作“Kampfer”。它们大多是指油脂和类似结晶的小块。其中最贵的一些是从一种叫作龙脑樟（Dryobalanops aromatica）的树里提取的。在古代，这种树主要生长在加里曼丹岛和巴鲁斯腹地，马来半岛上也有零星分布。另一种叫樟脑（Cinnamomum camphora）的产品性质略有不同，它最初产于华南、日本南部、台湾，以及越南某些地区。最后，还有一种提取物叫作艾纳香脑（Ngaicamphor/Blumea camphor），它为英语国家居民所熟悉。从丹那沙林等地开始，这些物质进入了商品贸易。这些物质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均可相互替代，但龙脑香始终独占鳌头。其价格之高，让人们有充足的理由沿着苏门答腊岛西侧一直开到巴鲁斯。巴鲁斯主要面向印度洋周边的市场，而加里曼丹岛，特别是其北部港口，大多向东亚供货。

白檀的原产地主要在小巽他群岛和印度南部。它多用于木刻、香料、膏药以及一般的医疗。长期以来，帝汶岛是其最重要的产区。这种商品经过爪哇，后来又经过望加锡出口到中国和东北亚。其他檀香木种的价格大多低于白檀。

沉香木，多产自中国大陆南部。海南岛也产优质沉香（右图），广州所产沉香品质稍低（左图）。图出自《证类本草》（1249年版）

沉香木名称很多，是指一系列珍贵的热带植物，其中一些被归于沉香属（Aquilaria），大多也作药用。根据传统观念，最好的沉香产自今天的越南和柬埔寨。另外，海南也是重要的出口地。除了在马来世界部分地区和南亚发现的许多种类之外，还有些分布在非洲的树种。在葡萄牙时代，常出现的迦南香（calambac）一词渐成一时之风，特指格外珍贵的沉香木。其价格极高，常用等重的黄金交换。

红木，在欧洲又称巴西木，是纺织工业最重要的颜料来源之一。热带区分布着不同种类的红木。在历史上，今天泰国、菲律宾某些岛屿和印度尼西亚的红木尤其重要，它们被中国、朝鲜和日本大量进口。在明朝，红木甚至被用来支付官员的俸禄，作为薪金的替代物。在欧洲时代，主要是荷兰人从暹罗进口红木，他们经常将其运往日本。

乌木产于印度、斯里兰卡和东南亚,主要用于生产家具、小物件、筷子，在传统的处方中也是一味药材，但大多研磨成粉之后使用。汉语史料中记载的产地主要是东南亚大陆。至于乌木是否和红木一样属于大宗货物，似乎已无法确定；没有任何地方有大量运输的记录。

记录最完整的商品是胡椒。在历史上，它的主要产地是马拉巴尔海岸和马来世界的某些地区。印度的胡椒出口西亚、东非和欧洲，而东南亚的胡椒则卖给中国、朝鲜和日本。我们可以认定，买方不断增加的需求，很早就刺激了各产地的胡椒种植业，并且导致了新种植区域的开发。在远东，这一现象早在宋朝就已出现。多个群体参与到胡椒贸易中，除了福建人和琉球商人之外，尤其重要的还有古吉拉特人和葡萄牙人。当然，好望角航线的勘探也和获取胡椒的愿望不无关系。

小豆蔻（Kardamom）给历史学家制造了术语上的难题，因为这个名称之下是一系列性质类似，但却必须被归为不同植物的事物。因此，在东南亚大多被当成香料交易的马拉巴尔小豆蔻与汉语文本所载的东南亚或华南山区的小豆蔻不一定是同一种事物。显然，印度和东南亚的小豆蔻有一小部分出口到了中国。马拉巴尔小豆蔻同样也出口到了西亚和欧洲。

肉桂，在8世纪或9世纪的欧洲就已经常被提及。“最有名”的产地一直是斯里兰卡，该地向不同市场输送了大量肉桂。葡萄牙人通过好望角把一部分货物分流到了里斯本，后来，其他欧洲大国也开始参与肉桂贸易，比如西班牙。但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对斯里兰卡的肉桂大多没有兴趣。

桑布克帆船（Sambuk），这种阿拉伯帆船被用于采珠业。其结构说明它受到过欧洲的影响。

玳瑁，一般取自玳瑁海龟，是深受喜爱的装饰品生产原料，此外也可入药。玳瑁的加工最初大概主要在中国进行，后来更多在古吉拉特。在宋朝，玳瑁可算是中国最重要的进口货物之一。大多数捕捞海龟的区域分布在东南亚、南亚周边、马尔代夫地区以及亚丁湾和东非的某些海岸带。

珍珠，主要在四片区域采捕：苏禄群岛附近、海南岛沿岸、马纳尔湾和波斯湾。在中国，珍珠在古代就是昂贵的异国奇珍，而且和众多传说联系在一起。某种观念认为，最美最大的珍珠产自苏禄群岛。珍珠历来是各地热烈追求的首饰，作为这种珍贵商品最重要集散地之一的霍尔木兹因此享有盛誉。

琥珀，主要来自波罗的海地区和今天的罗马尼亚，西西里似乎也是产地，西亚的琥珀均来自这些地区。经常有少量的琥珀从霍尔木兹出发，经过印度到达中国。在古代中国的文献里，琥珀是一种常被提到的贡品。

宝石或半宝石主要和斯里兰卡及缅甸联系在一起，包括红宝石、蓝宝石、猫眼石等。但在术语方面始终存在一定的困难，因为我们提到的物品和物质往往无法清晰归类。类似“蓝宝石”这样的名称，可能指天青石（Lapislazuli），也可能不是。我们不知道具体有多大的交易量，但肯定的是，参照销售额，货物价值有时非常之高；我们只需想想印度的钻石贸易就可理解。另外，有人推测，许多珍品是从孟加拉湾域经过缅甸和云南到达中国的。

珊瑚，指的是红珊瑚，主要产自地中海，很早就途经黎凡特和波斯湾，运抵印度和中国。在中国，珊瑚常被用于制作人造珍珠、项链、护身符和小偶像，也做佛像的装饰。除了红珊瑚之外，汉语文本还提到了其他种类，如黑珊瑚，但我们对黑珊瑚的贸易规模几乎一无所知。在东亚，生长姿态完整而均匀的“珊瑚树”被视为特别奇异的物件。因此，红珊瑚一再出现在文学作品当中。

象牙和大象的贸易各处都有，而中国显然是这方面的大主顾。供应这两种货物的，主要是东南亚大陆国家。但珍贵的象牙也从非洲和印度流向东方。几百年间，中国本身的大象存量有所减少，但象牙作为制作小型艺术品和首饰的原材料却依然深受喜爱，这种状况或许可以解释中国对象牙的大量需求，特别是在宋代。当然，象牙也和犀角一样可以入药。在印度、斯里兰卡和东南亚，情况略有不同。这些地区发展出了驯养野生大象的特殊技术，把大象用于耕作、骑乘和战争。在此期间，特别是在沿海地区，出现了大象的大范围海运。从社会学角度来看，驯养和买卖大象是很有趣的，因为相应任务大多落在特定种姓的身上。

马匹的贸易量同样巨大。几百年间，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马匹进口国。印度诸侯对坐骑也有大量需求，于是形成了横跨阿拉伯海的定期供货现象，他们进口的主要是纯种马。相反，远东主要海运小型马，这种马和蒙古矮种马类似。一般来说，这种运输活动只在短途进行，相关的例子有琉球群岛、海南和东南亚一些地区的朝贡活动。直到15世纪初，才有马匹经过西亚和印度南部运到中国。另一个角度涉及军事内容：水师船队的甲板上常配有战马，用于登陆作战。我们可以想到汉蒙联合在东北亚的军事行动。日本和朝鲜之间的一些小岛由于曾被忽必烈军队短暂占领，发展出了数量可观的马群。因此，海上运输还促进了某些马种的传播，但具体细节还有待详细研究。

在最古老的时代，史料就提到了异国鸟类和鸟羽。虎皮鹦鹉、大鹦鹉、绯鹦鹉以及其他能说话的鸟类作为家养宠物，不仅在古代西方使人欢乐，在中国、印度和西亚也同样受到喜爱。产自印度尼西亚的天堂鸟羽毛是海上贸易货物之一。翠鸟的羽毛主要从中南半岛流向中国，被用来制作发饰和装点贵重的衣服。各种犀鸟的头和喙上的角质部分也是受人追捧的原材料。小说、歌谣、诗歌以及医学或历史地理文本当中也存在关于各种鸟类的线索，如孔雀、隼和雉鸡等。

麝香，一种流行的香料，产于云南和西藏的高原地带。麝香首先经过陆路到达中国和缅甸的港口，然后才运到海外的最终买主手里。汉语和后来的葡语文本经常称麝香为昂贵的中国出口品，将它们与丝绸和陶瓷并列。日本史料也记载过这种物质，并认为它有药用属性。

锡和铅，在后来的时代属于传统商船的压舱货。但这个现象未见于更早时期。锡大多产自马来半岛，史料提到的产地还有印度。重要的是：印度货币的锡含量经常很高。邦加岛（Bangka）的锡储量很大，其开采大多记载在欧洲史料中。铅的开采也和印度相关，其他的铅产地包括今天缅甸的掸邦等地。

铜和在中国铸造的铜币，最晚至唐代就已遍及亚洲的许多市场。在国际上，中国铜币所享有的地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欧元和美元。至少考古发现可以证明日本和东非之间到处都有中国铜币流通。但要找出运输者，却很困难，他们很可能大多不来自中国。其他的产铜国有印度和日本等。在一些时代，某些国家和地区在贸易中输送了过多的铜，反而导致输出地区缺铜，因此，铜的价值一度超过了与之竞争的其他金属。

白银很早就是几个货币体系的固定组成部分，包括在中国的。16世纪，明朝需要大量白银，不仅从日本，而且还经过马尼拉从美洲新大陆进口。同时，通过欧洲，白银渗透进了现存的贸易体系中。市场上流通的除了银币还有银条，以及银盏等银器。特别是在东南亚，包括首饰在内的银制品深受喜爱。

黄金和白银一样，从不同的地方进入贸易。大量的黄金始终来自非洲内陆。另外一处萦绕着许多传说的黄金产地是苏门答腊岛。黄金产量的一大部分消耗在印度，包括东南亚的黄金。铸币和其他考古发现证明，在罗马世界和南亚次大陆的关系中，黄金起着核心作用。

铁和青铜一样，和参与国际海上贸易的一些沿海文化的崛起有关。中国是重要的出口国之一。但出于战略原因，中国有时禁止铁的出口。铁以各种形式流通到远方的市场上，如用来保存货物的大铁罐和其他容器。

阿拉伯半岛南部和索马里产的乳香和没药，自古就经常见载于史料。产量的一部分经过红海和不同的商路运抵埃及和小亚细亚，另一部分经印度往东卖到中国和日本。宋朝进口了大量乳香，但后来进口量有所下降。中国等地的药方认为这两种物质是治疗各种疾病的原料。

棉花产品主要产自印度，并从那里出口。孟加拉和泰米尔地区是这方面的主将。关于不同的织物种类、工艺和质量，文献记载了无数的名称。我们并不总是能够清楚地重构这些术语的来源和历史。棉花产品传播的相关情况也一直没有定论。贸易的许多层面也是如此，比如各种棉花产品驱逐类似产品的时间和条件，或者普遍的如棉制品及丝绸与其他材料之间可能存在的替代效应等，都是还不确定的重要问题。大多数商人群体都参与纺织品贸易，在横跨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的生意当中，印度商人所占比重最大，东南亚人和中国人主要控制东部地区。

从日本到东非的大海路因丝绸和丝织品而得名。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它不仅为东南亚市场提供绸缎、织锦和纱罗等织物，而且还供应南亚的一系列地区，甚至南亚以外的地方。除了中国，还有许多地区生产丝绸或类似丝绸的材料来进行贸易。宋代文献提到的产地就有巴格达、科罗曼德尔海岸各地、今天的越南和爪哇等。这些国家和城市是在什么情况下掌握相应工艺的，当然已无从考证。相关技术很可能是经过海洋从一个地区传到了另一个地区。

大米、糖、鱼干、水果和其他食品也是海上贸易的重要货物。随着数个世纪的流逝，它们在一切海上运输和沿海运输中所占的份额似乎逐渐增加，但是也存在强烈的区域性波动。从长江流域运输稻米，以供应元大都，就是一个例子，但在整个情况下，这只是一个暂时性现象，特别是在其他时期，运输往往避开海洋，退到内部水系。另外，马六甲等港口是否真的如声称的那样依赖遥远地区（勃固、爪哇等）的大米进口，今天几乎已无法查明。糖的情况也与之类似。中国南部和印度东海岸都产糖，很晚以后的台湾也是产地，但糖在海上贸易当中究竟有多重要，特别在中世纪或16世纪是什么状况，已经无法重构了。

陶瓷主要来自中国东部和南部。有些瓷窑甚至专门烧制出口瓷器，远早于欧洲人来亚洲之前。尽管如此，东南亚、印度和西亚的制造商也不容轻视。在南海打捞出来的许多船只上，除了中国瓷器之外，还有越南、泰国等地的瓷器。在印度洋海域，中国瓷器主要出现在印度南部、斯里兰卡、马尔代夫、波斯湾周边和东非。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水下考古学必将发掘出更多的惊喜，艺术史家脚下是一片广阔的天地。

正如开头所指出的，上面的清单可任意改变。史料中提到的无数产品，大多来自日本、朝鲜、中国和印度，但要全部列举必然是不可能的。漆器、武器、雨伞、笼子、墓碑、乐器、纸张、著作、家具和席子、篮子和绳索、建筑构件和船体零件等，都只是其中一些例子。药用品和享乐品也不可尽数，如茴芹、龙涎香、槟榔、鸦片等。而有些“仙药”还和趣闻轶事相关。较新的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从葡萄牙人手中购买龙涎香的迫切愿望加速了澳门的诞生。简单地说，龙涎香曾是一种具有强身保健作用的珍稀之物，是皇帝寝宫中迫切需要的香料，尤其用于天子求嗣之用时。但欧洲和中国之间的早期接触并不总是带有这种多产的特征，留下富有启发性的价格和数量说明的，只有极少案例。在这个事实上，韦伯学派（Weberianer）是可以参考的。贸易当中的这些商品和事物似乎并不重要，细看之下却完全值得注意，而贸易本身的景象也永远无法精确，这给热爱遨游的思想者带来了极大的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