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中国式大片”是这样诞生的

让共和国的故事成为全民记忆

著名导演、《我和我的祖国》总制片人 黄建新

开始筹拍《我和我的祖国》是在去年10月。我们希望拍出一部跟普通老百姓关系比较密切的献礼影片，主角是普通人——不是全国劳模，不是出现在报纸上的人物，而是日常生活中那些有缺点、然而内心深处非常善良的人，在做好事的那一瞬间，他们会心生骄傲之感，感觉到自己的伟大。

我们成立了一个小组，整理出从1949年到今天中国发生过的大事，继而从中选择出让全国人民都有记忆，能够让人产生浓烈情感的历史事件。经过多次筛选，我们从三十几件事中确定下来7件事，分配给7位导演。导演根据他们各自的艺术特点和偏好“认领”其中的某一个历史事件，比方宁浩说他拍“奥运”，徐峥说拍“女排”。最难拍的是“开国”，因管虎当时在国外，最晚“认领”，只好接受了这个任务。

由几个短片组合成一部电影，这样的创作是很有难度的。我们把全世界的资料查了一遍，成功的例子比较少，因为最大的问题是人物、事件都无法连贯。讨论了一个多月，大家达成共识，能让7个短片具有连贯性的是影片的总体气质和浓烈情感。我们成立了7个摄制组——参与这部电影制作的工作人员超过3000人，加上后期特技则达到了5000人。这样做是为了充分展现每位导演的风格和特色，保证艺术创作的自由度，将情感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这样才能与观众共情，与人民共情，与共和国的历史共情。这是全片的核心，抓住了这个核心，一切就好办了。我们有7个最好的导演，有7个最好的团队——优秀的编剧、优秀的摄影师、优秀的美术师、优秀的作曲，当然还有优秀的演员。每一个导演都在暗暗较劲，都觉得自己应该做到最好。

拍摄这部片子的过程中，我们在许多细节上做到了精益求精。我们构思用毛笔、钢笔、铅笔的书写进入一个个历史事件，然而电影的团队不擅长拍摄这样的镜头，于是我们找到中国最好的广告团队去完成。又比如，每部电影片头都会有电影公司大大的动态logo，然而对于《我和我的祖国》这部电影来说，这样的方式并不合适，所以我们商量，在片头静静飘扬起一面红旗，公司名以其他方式出现，而红旗则是升格到2000格拍摄的，飘扬起来如流水一般，极为动人，王菲的歌声也让观众迅速进入电影的情境中。

尽管从情感上实现了整部片子的连贯，我们心里还是没有底。在点映过程中，有一场观众是“90后”的孩子，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他们哭了。有过那些经历的中老年人哭不足为奇，我万万没想到，它能让年轻的“90后”落泪。我一个好朋友平日很少看电影，他特地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他看了《我和我的祖国》，哭得很厉害，“故事里说的就是我们呀”。我想，正是电影里的那些普通人打动了观众。当然，电影里还藏着一个最重要的主角，那就是共和国，这些故事展现的正是共和国如何在这70年里一步一步地成长发展起来。多少年来，共和国取得的成就一直装在老百姓的心里，在70周年华诞的这个时间点，《我和我的祖国》瞬间点燃了人们的激情。

我们以前拍的很多主旋律电影在豆瓣上评分并不高，不过6点几分，然而《我和我的祖国》在豆瓣得到了8分，在猫眼是9.7分。在网站开展了多年的观众满意度调查里，《我和我的祖国》在200多部电影里名列第一。

观众的认可带给我们启示，一部电影想要产生摄人心魄的力量，一定要从感性层面去打动观众——只要与时代共鸣，与观众共情，我们电影创作的空间就会变得越来越广阔。

让“中国式大片”扛起中国电影市场

博纳影业董事长、《中国机长》出品人 于冬

前两天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五周年，回顾博纳影业的这五年，我们正是贯彻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推出了一系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的“中国式大片”。其中，《中国机长》在国庆档取得26亿元票房，令人瞩目。

《中国机长》的选题有很大难度，影片根据2018年5月14日四川航空3U8633航班机组的真实经历改编而成。川航机长在危急关头成功备降，成为中国的民航英雄，这一事件轰动了全国。当时有很多电影制作公司想拍这个题材，我记得参与竞争的有20多家，最后确定由博纳影业来拍，我们很是兴奋。然而，兴奋的情绪很快变成了一种压力。这个题材没有悬念，观众在进场之前就已知晓结果。何况真实事件不过35分钟，如何在两个小时的片子里展现？这就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要面对的问题。

博纳想把这个题材搬上银幕，其目的更多的是一种对抗——对抗遗忘。文字的记录也好，新闻报道也好，往往转瞬即逝，事件很快湮没在时间的洪流中，包括那些普通人身上不平凡的闪光点。电影以影像的方式对故事进行真实再现，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从而让人们长久地铭记。这又让我想起《烈火英雄》，7·16大连输油管道爆炸事故的影响那么大，却没有人将它搬上银幕，时间过去，事件也渐渐被人遗忘。博纳将它搬上银幕，让全社会又一次将视线投向消防员，对他们表达深深的敬意。

民航人员给人印象深刻的往往是光鲜的外表，我们并不知道他们背后日复一日的专业化训练和所思所感。为了拍摄电影，我们走近民航英雄，深深地被他们感动。刘川健机长说，首先要敬畏生命。他可以跳伞，但机长跟船长一样，都必须最后一个离开飞机。第二要敬畏职责。职责是什么？肩上四道杠，袖上四道杠，比副驾驶多出的这一道杠就是职责。第三是敬畏规章。36个动作，刘川健一个都不少，在完全失压、缺氧的高空环境下，36个动作全部规范完成，这体现的是职业化训练和严谨的作风，很了不起。

谈到这部片子的拍摄，我们首先做到了真实还原。我们努力去还原故事，还原人物的情感和日常生活。演员根据人物原型去摸索自己的表演方式，越真实越好，包括每一句台词。其次是精良的制作。中国没有一个专供拍摄电影的模拟机舱，通过各方面协调，终于在3个月的时间里造了一架模拟机，可以模拟飞机的各种飞行动作，可以拆分成几个部分。当然，制作的精良不仅在于技术层面，还包括在情感上让观众产生共鸣。

这部电影没有一句口号，然而，为什么观众会落泪？我看到网友这样的评语：“即使你事先知道结局，依然会泪流满面。”他哭的不仅是电影里感人的情节，还有电影里自己的影子，虽然是平凡普通的，然而最终被点赞、肯定——这正是观众的共鸣。正因此，电影获得了很多年轻人的认可。

今天，很多影视作品中的人物还不如原型来得感人，这是我们在创作过程中出了问题。我们有很好的现代电影的语境、现代电影的制作手段来展现那些感动中国的人物、事件。《中国机长》正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回顾过去的五年，博纳在主旋律大片的拍摄上做出了不懈努力。《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得到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红海行动》在当年的春节档“逆袭”众多喜剧片，取得36.5亿元的票房。今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博纳影业推出《烈火英雄》《决胜时刻》《中国机长》。三部电影的集中推出也体现了博纳影业在主旋律商业大片上的成熟运作。它们的成功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我们有能力拍好“中国式大片”，“中国式大片”能够扛起中国的电影市场。

让创作难度变成艺术高度

上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攀登者》出品人 任仲伦

我们欣喜于共和国历史上最强的电影国庆档：从9月30日到10月7日，它以50.5亿元票房和1.35亿观影人次，呈现了中国电影繁荣的新景象，并融入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盛典。作为上影人，我们欣喜于上影出品的《攀登者》成为亮相其中的瑰丽风景。

今年也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70周年，每当重要历史时刻，我们总渴望创作出优秀电影，以表达对历史的敬意。作为中国首部讲述攀登珠峰故事的电影，《攀登者》的创作是具有难度的。我们的创作初心是让影片的气质、气势与当年攀登珠峰的中国登山英雄的气概相呼应，拍摄一部表现中国英雄、表现东方叙述、表现现代视效技术的“中国式大片”。于是，我们为自己设定了创作难度。

创作是需要有创新的。

中国英雄是影片的精神脊梁。影片以1960年和1975年中国登山队两次从北坡登顶珠峰为主情节，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下，聚焦以方五洲、徐缨和曲松林为代表的登山英雄群像，或感天动地，或惊心动魄，深入地表现了他们的情怀、命运与情感。吴京、章子怡、张译、王景春、井柏然和胡歌等演员的表演是有力量的。有网评说这部影片没有配角，我认为这是准确的。

东方叙事是影片的审美特色。我们在筹拍时观摩了许多国外登山题材的影片，它们大多以登山者在生死时刻的人性为重要的展现内容，以纪实性为叙说风格，我们也从中看到了登山题材的局限，比如空间的局限、表演的局限等。我们就想，能否突破西方登山电影模式，借助东方叙事的方法，融合冒险与动作类型特色，拍摄出精彩好看的中国登山电影。我们现在看到的“方五洲飞越冰崖”“大风口众人飞旋”等段落，已经成为影片中最为精彩的核心“唱段”。在此，我表示对李仁港导演和徐克导演杰出想象力的钦佩。

视效技术成就了影片的视听魅力。登山题材的电影若没有最先进的特效，就没有了视听的震撼。这种视效应该源于日常经验，还要超越日常经验。比如，观众对雪崩未必经历过，但对雪的感觉是有的，这就需要影片更加精益求精。现在看《攀登者》的自然特效，达到了既自然又传神。

正是因为把创作难度变成艺术高度，《攀登者》才得以成功，与《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一起，创造了国庆档的骄人成绩。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成就，既来自艺术家的创作，更来自国家力量的支撑，来自观众的共鸣，来自电影工业的蓬勃发展，来自电影市场的广阔空间。共和国70年的辉煌成就激发了观众的爱国主义热情——当观众的爱国情与影片洋溢的激情相遇，便出现了国庆档的观影热潮。这几部电影各有千秋，无论是创作还是制作，都体现了当下艺术家的成熟，体现了电影制作工业的成熟。想要创作出让观众认可的作品，离不开艺术与技术。

三部作品都是中国电影人向祖国献礼的真诚之作，我愿意把“最强国庆档”的出现看成是中国电影从大国向强国迈进的一个信号，它必将裹卷起更大的浪潮。

（原题为《“中国式大片”是这样诞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