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农信 | 闽西是红色金融家的摇篮

红色农信

红色金融家的摇篮

闽西

闽西是中央苏区的主体和核心区域，是中国共产党人最初学习治国理政的实验基地。当年，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指导下，创建了全国最早的一批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由苏维埃政府组建的红色信用合作社，闽西由此成为中国红色农信的诞生地，成为红色金融的发祥地。同时，通过在闽西丰富的金融工作实践，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和造就了全国早期的红色金融家群体，从而使闽西成为红色金融家的摇篮。

01

从闽西成长和走出的红色金融家

▲坐落在龙岩市区街心花园旁的闽西工农银行旧址

作为中国红色农信的诞生地，闽西通过创办红色信用合作社和闽西工农银行的实践，培养了一批从事金融工作的专业人才，并为后来建立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作了准备，这批人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培养的早期的红色金融家。

在这批人中，与闽西革命斗争有关的非闽西籍红色金融家有被称为苏维埃财金先驱的毛泽民。他于1931年7月通过中央红色交通线到达永定的虎岗，暂时留在闽西担任闽粤赣军区经理部部长，同时兼任闽粤赣军区兵工厂厂长，他在虎岗和上杭白砂时与闽西工农银行的曹菊如等人有过较多接触，直到10月才离开闽西到江西瑞金，协助筹备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11月“一苏”大会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他以闽西工农银行的人员和一套运营管理制度为基础，用了2个多月时间的筹备就使国家银行正式营业，并担任第一任行长。刚成立不到一个月，他又以中央财政特派员身份随红军东路攻打龙岩、漳州，筹到了大批现款和物资，为国家银行发行纸币，规范运营管理打下良好基础。因此，毛泽民与闽西有深厚渊源。

▲“永定太平区信用合作社”圆形印章

还有一位非闽西籍的红色金融家是李六如。1931年初夏，李六如被调派去中央苏区瑞金工作，因交通阻隔，滞留在永定虎岗，担任闽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1932年3月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在汀州成立后，担任省苏财政部长兼内务部长。后调瑞金任临时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部税务局局长、国家银行总行副行长、代理行长等职，对苏区的经济建设和金融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闽西本土成长和走出的红色金融人才

阮山，曾任永定县苏维埃政府第一任主席,是丰田区(第三区)信用合作社发起人,1930年6月调任闽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1930年11月负责筹建并担任全国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闽西工农银行的首任行长,首创的一整套管理制度,为其他革命根据地开办工农银行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也为后来创办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从事苏区的教育管理工作，主力红军长征留下坚持斗争后牺牲。

▲永定县太平区、丰田区等信用合作社创办人——阮山

赖祖烈,丰田区(第三区)信用合作社主任,后来担任闽西工农银行营业科长、总务科长和秘书三职,1932年随毛泽民筹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和福建省分行,担任福建省分行行长兼福建金库主任,还兼任中华同业总公司经理。是从信用合作社走出来的“大管家”。

▲永定第三区信用合作社第一任主任赖祖烈

曹菊如，1930年参与筹建闽西工农银行,任闽西工农银行会计科、总务科及营业科科长;1932年参与筹建苏维埃国家银行,先后担任会计科科长、稽核处、国库处和业务处处长，负责管理国家银行的日常工作，成为毛泽民的得力助手;参加长征到陕北后,任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副行长,陕甘宁边区银行翼热辽分行经理,中共中央财政部副部长,晋察翼边区银行翼热辽分行经理,东北银行总经理,东北财经委员会秘书长等职,是革命根据地银行会计的始祖,革命金融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全国解放后,曾历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行长。

黄亚光,因“肃清社会民主党”事件被关押，于1931年底为毛泽民所救下,参与设计国家银行纸币,设计第一枚苏区邮票,后调任苏维埃国家银行调查处处长,是党的金融事业早期领导人之一。全国解放后,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西北区行行长、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副行长等职。

曹根全,1931年10月起到闽西工农银行当挑夫、出纳,1933年2月奉调苏维埃国家银行出纳员,常冒险采购印刷苏维埃纸币、公债券的纸张和油墨等。长征期间肩挑“扁担银行，”到陕北后历任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券务科科长、钞票印刷厂厂长，东北银行嫩江省银行经理、辽西省银行经理。全国解放后,曾任中国人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党组书记、行长和中国农业银行黑龙江省分行行长等职。

▲前排左起：寿松涛、毛泽民，后排左起：曹根全、赖祖烈

02

闽西成为金融家的摇篮

源于火红的现实革命斗争需要

▲《剪刀问题讲授大纲》首页内容

红色农信是适应闽西红色区域经济斗争的迫切需要而诞生。同样的，闽西能够成为金融家的摇篮，也是火红的现实革命斗争促成的。这两者互为前提条件。

1929年7月前后，红四军在闽西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先后解放了永定、龙岩等县城及上杭东北部地区，使以龙岩、永定、上杭为中心区域的闽西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但八九月间，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根据地内尤其是龙岩、永定等县，出现了农产品价格飞快的降低，而城市工业品反而涨价的剪刀现象，直接影响了工农群众的生活，产生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剪刀差”现象造成的危害很大，一方面农民以多量农产品只换取少量工业品,吃亏太大，以致不愿领田耕种或情愿抛弃田禾不收，造成农业衰落;另一方面由于农民缺乏现金，购买力十分低落，无力购买工业品,以致“商场冷落，百货滞销”，“工业缩小，工人失业日益加多，而形成整个社会经济的衰弱”。

▲为发展信用合作社彻底消灭高利贷而斗争的布告（1934年5月）

闽西革命根据地出现的“剪刀差”现象表明,由于国民党对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封锁，红色区域内的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在农村领导抗租、废债，废除高利贷和伪币、劣币，摧毁旧的金融体系之后，农民遇到了告贷无门的困难，需要有一个高利贷的代替物----低利率的借贷组织来进行资金融通。在这种情况下，新生的苏维埃政府急需建立新的借贷关系,以便调节苏区的经济，使之在新制度下健康地运转。闽西苏区刚刚建立，中共闽西特委就意识到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决定首先筹集民间资金，创办群众性的合作形式的金融机构，这就是信用合作社。

在各级党组织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下，通过宣传发动，永定和上杭县区、乡苏维埃政权较巩固的地方，先后于1929年下半年至1930年上半年组建了一批由农民和商店集股创办的信用合作社。这些信用合作社均实行低利借贷,为解决“剪刀差”现象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同时，有部分信用合作社为了“统一币制”，还发行了纸币。

闽西革命根据地是距井冈山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之后，于1929年秋就初步创建的全国最早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在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之前，闽西革命根据地内已普遍成立信用合作社组织。信用合作社在闽西根据地得到广泛发展后，为了开展业务和有效运行，根据地内党和苏维埃政府不拘一格，网罗各方有一定财经知识和业务能力的人才来从事这项新兴的工作，这样，红色金融人才随着根据地经济斗争的迫切需要应运而生。随着闽西工农银行和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创办，这批人才又逐渐得到重用和提升，茁壮成长为金融骨干。以后随着中国革命重心的逐渐北移，他们又从原中央苏区走向全国各地，成为中国红色金融的栋梁之才。

03

闽西成为金融家的摇篮

源于金融先驱为民服务的情怀和奋斗精神

▲永定太平区信用合作社旧址

闽西苏区早期的红色金融先驱，大多是因应革命斗争需要而从事金融工作的。他们一开始并没有办社办银行的经验，而是白手起家，边学边干，逐渐成为行家里手的。

金融先驱曹菊如的经历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他出身贫寒，虽然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和在南洋小商埠管帐的经历，但他怀着一颗对党和人民赤诚的心，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在前进道路上排除种种艰难险阻，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呕心沥血，在平凡的金融工作岗位上作出辉煌的成绩。据他的儿子曹建南回忆：

一九三0年爸爸从南洋回国后，就投入闽西工农银行的筹建工作。他没有办银行的实践经验，连有关银行工作的参考资料也没有。为了革命的需要，爸爸不懂就学边学边干。他根据工作的实际需要参照商店的旧式记账方法，建立银行账目。为了分清会计、出纳的职责，分别制定出收、付款单据。一次偶然机会，爸爸从土豪家得到一本北京某大学商科的《银行簿记讲义》，真是如获至宝。虽然一时看不懂,但总算找到了学习材料。爸爸精心地把讲义里的一张表格绘下来，与同志们反复学习研究。以后,在毛泽民同志协助下，从白区买来一部《银行簿记实践》,初步掌握了银行会计营业、出纳等其它方面的一些知识。爸爸在回忆创建苏区银行时曾对我说过:“当时搞苏区银行，什么都不懂，就是靠着百折不挠的精神，硬是从学习外国经验和苏区的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创建了一整套适合我们当时情况的行之有效的银行工作制度。”

闽西红色农信和工农银行的一些领导人都是我党早期杰出的经济金融人才，为革命金融事业和共和国金融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纵观这些红色金融家的成长轨迹，都是艰苦奋斗的结果，是为民服务的情怀在支撑着他们前进，这也是闽西能够成为金融家摇篮的内在因素。

作者：中共龙岩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苏俊才

原标题：《红色农信 | 闽西是红色金融家的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