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消失在29年前的黑夜

“姐姐，油棉厂后面发现了一具尸体，快去看看。”1993年3月的一天，一个50来岁的妇女跑进蔡朋娥家喊道。

蔡朋娥大女儿郭桂芳三年前在单位值夜班时失踪，家人四处寻找，发寻人启事，杳无音信。当时，河北邯郸肥乡县很多人知道这事。

蔡朋娥和小女儿慌忙骑自行车，一路飞奔到2公里外油棉厂后的枯井。井边已经拉起了警戒线，几十个附近的村民正围着看。

蔡朋娥凑过去，只见遗体蜷缩在井里，裙子、皮带、卷发、身形都和失踪的女儿相似，牙少了一颗——郭桂芳那儿刚好有颗虎牙。她一下子瘫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哭了半个来小时，她们回家叫人，想把遗骨收回去。等再折回现场时，已经没了。围观的人说：“公安局收走了。”

郭家人再没见过这具遗骨。他们心里觉得：这就是失踪的郭桂芳。2015年，蔡朋娥和老伴郭建民相继去世。至死，他们都没搞清：失踪的女儿，到底经历了什么？

这成了盘桓在郭家三代人心口的结。26年了，枯井早已被填平，恐惧、怨怼、隔阂，在这个家庭潜滋暗长。希望看上去越来越渺茫了——直到，2019年4月，12块骨头从这个井中被挖出来。

遗骨

发现第一块骨头的时候，郭会增已经挖一整晚了。

4月24日晚上8点多，他叫来挖掘机师傅，来到1993年发现疑似姐姐郭桂芳遗骨的地方，打算挖井。

26年前，这里还是个沙坑，十几米深、数百平米大。一侧临着河道，另外三边是田地，种着玉米、小麦。一道斜坡由河道伸进沙坑。枯井，就在斜坡半腰，青砖砌成，一米来宽，至少三四米深。

如今，城市的垃圾已经将整个沙坑填平。在灰黄的建筑废料和垃圾碎片中间，蹿出了杂乱无章的野草。

这几年，郭会增经常来这儿转，期盼找到点线索。他自小由姐姐带大，感情很深，姐姐失踪时，他不在家，知道后大受打击。

一个多月前，3月5日早上，他又转到了这儿。回家路上偶遇散步的黄飞（化名），聊起来，发现他竟然是当年发现遗骨的人之一。

黄飞记不太清具体日期了，只隐约记得，那会儿不是很热，穿着长袖。清晨，他和三四个朋友到沙坑玩，摔跤、练拳。一个朋友拿根树枝到处戳着玩，无意间挑开了枯井里的一块小青砖，发现有头发，吓得大叫。其他人闻声围过来，一看都傻了，纷纷往家里跑。

第二天早上，黄飞和朋友一块到离枯井几百米远的肥乡看守所报案。一位民警跟着他们去了现场。

他们壮着胆用树枝将沙土掸开，遗骨露了出来——头朝东、面朝南，蜷着腿，脸还没完全腐烂，头发带卷，一个五十多斤重的大青石压在胸口，身上还残留牛仔裤衩、小皮带头、肉色丝袜。

几个人在井边分析了半天，腿骨一边粗一边细，“不是瘸子就是拐子。”

听了黄飞的话，郭会增很吃惊——姐姐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平时看不出来，跑的时候有点拐。

另一位当年去现场看过的村民回忆，他去的时候，遗骨已经不在了，井边还留着一只带跟的女鞋以及丝袜。围观的人在议论说，“看鞋子像一个女尸”。

26年前，当蔡朋娥和小女儿郭红芳看到遗骨后，她们相信这就是郭桂芳。

郭红芳记得，姐姐失踪那天，穿了件碎花连衣裙，裙上有腰带，脚上穿着丝袜——与尸骨特征一致。

郭家人多次到肥乡公安局了解情况，想确认这具遗骨是不是郭桂芳，一直没有回复。2016年10月，郭会增向肥乡公安局申请公开遗骨的司法鉴定信息。

次年9月，肥乡公安局回复：1993年受理了两起无名尸体案，一是尸长为148厘米、年龄70岁左右的女尸，二是5月9日在一坑内井里发现尸长为168厘米的男尸，特征都不符合郭桂芳，与她无关。因此，没有义务向郭会增公开。

警方的回复没有消除郭会增的疑惑。有传言说，遗骨又埋井里了。他想挖出来看看，兴许能找到点证据。

他找了媒体全程拍摄作证。挖掘机挖了一整晚，他和儿子、儿子的朋友则戴着头灯，用铁锹清开石块，还是没找到井。第二天，在三个目击者帮忙定位后，井终于找到了。12块小骨头，从距井口1米左右的地方相继被挖出。

仿佛有一束光亮穿透迷雾，照了进来。郭会增把骨头小心翼翼收好，放在卧室。那晚，姐姐来到梦里——郭会增很想让姐姐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但姐姐什么也没说。

失踪

失踪看起来毫无征兆。

1990年6月16日，大弟弟郭桂增从老家来县城赶集，郭桂芳留他吃饭。饭后，她送弟弟到路口，说要到单位值夜班。

那年，她32岁，在肥乡县农业局（现为肥乡区农牧局）当团委书记。她高中学历，做过打字员，聪明能干，“年年是先进（员工），要啥啥中”。离婚后带着3岁儿子和妹妹住单位附近。

17日早上，郭红芳睡醒后发现姐姐没回家，急忙和父母到农业局找人。他们找到当晚值班的局长，局长说不在一个屋，不了解情况。遇到了食堂职工，说晚上11点多还看到她值班。

四处不见人，蔡朋娥吓得瘫坐在地上哭，埋怨丈夫，“你把孩子害了”。

年轻时，郭建民是省劳模，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放弃银行工作到村任职，不要工资，事迹多次登报；妻子蔡朋娥曾是全国妇女代表、省人大代表，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

在子女的记忆中：郭建民清正、耿直，爱谈家国大事，一说就停不下来；他关注国家形势和反腐新闻，看到电视中包青天审案，会激动得站起来鼓掌。

他“爱管闲事”，看到“不合理”的都要管，为此，有人说他是“精神病”、“不正常”；也有人称他“肥乡包公”，找他反映冤屈。家人劝他，他反驳，“我是党员，我不管谁管？”

有人到家里送礼，被他骂了回去；送来的苹果烂了几个，他买好的补上再退回去。他严厉，脾气暴，家里孩子都怕他；但看到乞讨的人，郭建民自己饿肚子也要分点吃的给他们。

据郭家人回忆，郭建民担任公社书记时，发起了几次反腐行动：1981年举报砖厂贪污群众22万元；1982年揭露当地党代会选举中的反常现象，惊动了中央，三四十名领导干部被处理，落选的县委书记恢复职务；1983年又举报肥乡县工作组在整党工作中弄虚作假、编造政绩……他因此得罪了不少人：先是大女儿郭桂芳，1984年被单位辞退，愤而喝下30粒安眠药、割腕自杀，被抢救了回来，几个月后才恢复工作。之后郭建民自己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停发工资，上访两三年，才调换工作、恢复党籍。妻子蔡朋娥1986年党员登记没通过，被开除党籍、停发工资，还被拘留13天。大儿子郭桂增1986年被抓入狱20多天，挨了打，留下后遗症，经常头疼……

一家人过得战战兢兢。郭桂芳发现有人半夜敲门，心里发慌。郭会增提着棍子去追，发现是因父亲反腐受牵连的人指使的。

但郭建民不怕这些，他一心想为家人遭遇的不公讨说法。

郭桂芳性格和父亲相似，是他的“左膀右臂”，常帮他写举报材料。一次，郭建民在北京上访，身上没钱了，郭桂芳立马把攒了一年多钱买的新自行车卖掉，钱寄给父亲。

寻女

郭家人寻遍肥乡，在电视、报纸上登寻人启事，也搭车去过张家口、北京，到北戴河认尸，甚至烧香拜佛，都一无所获。

女儿的意外失踪击垮了郭建民夫妇。蔡朋娥突发心脏病，住了10个月院，整日念叨着“（女儿）被人害了被人害了”。郭建民三次脑出血，后来患上老年痴呆。

他们不愿相信女儿被害了。听说有人和郭桂芳像，哪怕没了双腿的，他们也要跑过去看。他们也找过算命先生，问，桂芳什么时候回来？

女儿的好，女儿的聪明，是最常挂在嘴边的话，“要是桂芳在，多好啊。”说着说着就哭了。

弟弟妹妹们也觉得，“如果姐姐在，生活肯定会不一样。”过去，姐姐经常给他们买衣服、好吃的，家里的家具、日用品，很多都是她买的。

这个家像缺了一角，快乐被抽空了。家人默契地不提失踪的事，一提就难受。

蔡朋娥常埋怨丈夫，“要不是你反腐得罪这么多人，女儿怎么会出事？”

郭建民要么低头沉默，要么反驳，“必须和坏人斗争到底”，他大声朗诵自己写的诗：“风雨交加四十年，为国为民无怨言”“生死规律何辞惧，邪恶面前不低头”……因为女儿失踪的事，两人没少吵架。

郭红芳也接受不了父亲的想法。她高中毕业后，到供销合作社当生活员，后来进入肥乡劳动局工作。领导不让她做重要岗位，她急忙解释，“我不像我父亲爱管事，别人的事情我不管，逼我说我都不说。我不惹事，害怕了。”

“我们心里都埋怨父亲，但是不想伤害他。”郭会增说。四邻没人敢来家里，不敢跟他们走得太近，怕受牵连；周围人一听是郭建民家的人，眼光马上不一样了；找工作时，有些地方不敢收他们，怕得罪人；子女不好找对象，担心女儿嫁过来有危险……“一家三代人都受影响。”

恐惧，像风灌进了这个家。

大女儿失踪后，郭建民屋里常年放根棍子，夜晚12点前没睡过，怕出什么事。他反复嘱咐孩子们：晚上别出门，遇到坏人怎么自卫，在外要注意安全，“看前看后，看左看右”，有时干脆跟着他们出门。

孙子郭伟记得，小学时，晚回家5分钟，爷爷就会紧张地盘问他干什么去了。出去买个馒头也不忘叮嘱，“生怕你突然没了。”

前几年，有一天晚上，郭会增骑着自行车，就被两个骑摩托车的人用铁棍打了。

郭会增听母亲说，父亲偷偷哭过。他能感受到父亲的内疚，痛苦：他整日沉着脸，不再像以前那样拄着拐棍到街里邻坊，大着嗓门跟人唠嗑，一聊大半天。他整日戴着眼镜在屋里写日记和材料，“像变了个人似的。”

寻找女儿失踪真相，成了两个老人余生的信念。

最早，主要跑县公安局等政府部门，向领导反映情况。后来开始向市、省、国家各部门逐级上访，陆续寄了几千封信。

郭桂芳儿子郭超记得，家里以前有个黄色包，装着姥姥姥爷十几年上访的汽车票、火车票、邮票，厚厚地摞着。

两个老人生活节俭，没下过一次饭店，最多吃个面，钱全攒着上访。有时还跟亲戚朋友借钱去，直到前几年才还完账。

郭会增跟着父母去过几次北京。国家信访局门口排队的人多，有时大冬天，从晚上开始排到第二天早上，下雨也得去。他自己排队，让老人在宾馆待着。

蔡朋娥有关节炎，身子站不直，得被人架着走。她有时坚持要去，站一会儿、地上坐一会儿。郭会增知道，母亲是想亮亮自己全国妇女代表的身份，让领导重视一下。

遗孤

32岁的郭超，已经不太能记起母亲的模样了。对母亲的记忆，依赖于3岁前模糊的印象、家里遗留的照片，以及老人们的念叨。

他隐约记得，母亲那时好几天没回家，他到处找，嘴角都哭裂了。家里人哄他，你妈上班去了。

那段时间，家里来了很多人，气氛紧张。一商量事，就让他出去玩或者去睡觉。他经常哭，问有没妈妈消息。再后来，家里人讨论起骨头和牙齿的事，他渐渐知道，母亲失踪了。

学生时代，他敏感、内向、自卑，不爱说话，也没什么朋友；有人问起他家里的事，他一声不吭地走开。所有母亲会出场的场合——放学后、家长会、运动会……都会让他想到自己的母亲，想起来就难过。

“他在学校经常被欺负，有的同学打他骂他，说他是没妈的孩子，他就哭。”堂哥郭伟和他在一个小学，曾看到有人指着郭超说“他是孤儿，打他没事”。

“现在不知道小时候怎么过来的。不想回忆。一提这事，心里还是会自卑难过。”7月9日，坐在从小生活的屋里，郭超声音很轻，被10岁儿子和2岁女儿的嬉闹声盖过。

打小他跟着姥姥姥爷相依为命。两个老人忙着上访，顾不上管他学习，他也学不进去。读了两年技校后，他去当兵，回来后结婚、生子，到城管局工作，一个月工资两千来块，养家压力大。最近，他请了长假，开翻斗车拉材料，晒得黝黑。

工作后，姥姥常叮嘱他，“在单位干什么事别太出头了，免得招来麻烦。”他心领神会：老人吃过亏，害怕。单位有什么事，他都回避，不参与。单位领导也不敢将重要的事交给他做，“升职都受影响”。

姥姥怕影响他工作，不再让他参与这事。

他不是没埋怨过姥爷，但长大后，好像可以理解了。记忆中，两个老人除了他参军和结婚的时候，几乎没笑过。

他做过不少关于母亲的梦，都是好的——她回来了，一家人一起吃饭。成年后，唯一一次吐露思念，是结婚时，醉酒后一直喊“妈妈妈妈”。他驾驶证里，藏着母亲的照片，翻了又翻。衣柜里，挂着母亲生前爱穿的黑色大衣，姥姥以前经常拿出来晾，后来衣服留给了他。

他有时会想，如果母亲在，“我的人生肯定跟现在不一样。”

更多的时候，他不想，不提。似乎，母亲只是失踪了，他还能找到她。

弟弟

郭会增也有一双儿女，但他已经八年没工作了。家里生计全靠妻子王俊兰做仓库保管、在门诊店上班维持。

初中毕业后，他到县粮棉厂做临时工。父亲因为反腐“惹事”后，他连带受影响，没了固定工作，整日和朋友喝酒、打架。1996年结婚后，他从粮棉厂下岗，开小吃店，卖油，拉煤，做建筑……什么都做过。

姐姐失踪后，他在日记本上写道，“找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姐姐。”

这些年，只要有线索，他都会逐一核实。前年，一个江苏的电话打来，说看到一个人和郭桂芳长得像，他也赶过去看。

2012年，父母身体不行、“跑”不动了，给姐姐讨公道的任务交给了他。母亲说：“家里只有你有能力跑这事，只要你坚持，我相信你。”

这成了他生活的重心：他基本每个月要到北京上访，有时一去上十天。到现在，寄出的上访信已经有几千封了。

没出去的时候，就在家写信、研究材料。厚厚几摞材料，已经刻在脑子里，可以一口气讲出来。

妻子起初不支持他跑这事，郭会增说：“家人被杀，你要是不管，还有没有人性？这样活着没有尊严，我受不了。他们不管，我要管。”

因为这个，两人没少置气。

郭会增觉得没人理解他。有时跟妻子絮叨，她上班累，不想听。于是他经常自言自语，就跟父亲生前一样。

现在，王俊兰已经妥协了：“他愿意跑就跑吧，说他也不听。我不支持，就没人支持他了。”

为跑这事，家里花出去十几万。在北京，为了省钱，他吃最便宜的盒饭，夏天不住宾馆，就到公园长椅上躺到天明，或者包里带个垫子，累了铺开歇歇。

有时没钱了，他打电话问妻子要。王俊兰就找姐妹借，找娘家救济。

和父亲、姐姐一样，郭会增较真。很多人劝他注意安危，妻子、妹妹直截了当跟他说：“你要是出事，家里没人敢替你讨公道。”他头一横：“我不怕。”

但王俊兰怕，她经常告诫孩子要注意安全，“这个家庭和别的家庭不一样”。

郭会增苍老了许多，他的身体越来越差，眼睛也有些花了，胸口老是疼，整日忧心思虑，睡不踏实。有时凌晨一两点爬起来，边散步边想事。他变得感性，看到悲剧电影，会联想到家人遭遇，刀子扎心般难受。去年在北京上访受阻，妻子打电话嘱咐他在外面要吃好，他在宾馆大哭了一场。

他感觉再跑几年，自己要垮了，“我后半生都毁这里面了”。客厅墙上父亲的照片，他不太敢看，一想起父母是睁着眼走的，想起母亲的临终嘱咐“不管我们遭过多少磨难，我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姐姐，要为她讨个公道”，他痛恨又无力。“谁不愿意少一事，平平安安过生活？ ”

迷雾

过世前两年，蔡朋娥走路一拐一拐的，还在为女儿的事奔走。

2013年开始，她向肥乡县农牧局申请认定女儿值班失踪为工伤。一年后法院宣告郭桂芳死亡。2014年5月，她向邯郸市人社局申请认定郭桂芳之死为工伤，被否决后，起诉邯郸市人社局。

2015年5月16日，蔡朋娥突发心梗住院。弥留之际，郭红芳对母亲说：“知道你最放心不下郭超。”老人的泪一下就冒出来了。

同年11月27日，郭建民82岁生日那天，郭家人收到了工伤认定的胜诉判决书。那时，郭建民患老年痴呆症，说不了话。郭会增将判决书念给他听，老人半眯的眼睛忽的睁得溜圆，好似听懂了一样。第二天下午，他去世了。

但收到胜诉判决不久，肥乡农牧局提出上诉，否认郭桂芳在农业局值夜班失踪，称之前出具的2份证明材料，为办公室主任私自盖章。此前在一审审判中，这2份证明材料以及3位证人证言，农牧局没有提出异议，获得了法院认可。

2016年8月，二审法院以依据不足为由，驳回工伤认定诉请。

这个转折让郭家人觉得，“太难了，看不到希望”。大哥郭桂增在老家种地，没参与姐姐的事。郭红芳也不想再参与了，她提醒郭会增“别让人家把你害了”。郭超觉得有心无力，“本来应该我出面去跑，现在让舅舅跑，觉得自己有点自私。如果他不跑了，我也能够理解。”

郭会增有些心灰意冷，“压力全在我身上。”父母过世后，这个家更散了。因为工伤鉴定的事，家人间还起过冲突，这让他感觉亲情淡薄。

他在放弃与坚持间挣扎，看不到希望时，想算了；但一想到姐姐的遭遇、父母的托付，觉得就这样放弃，良心不安。“我不能走出去，让别人说我，姐姐被杀了，他麻木不管。”

至今，郭桂芳失踪尚未立案。2015年4月，肥乡公安局政治处主任袁晓雷回复《法制晚报》记者，称该案没立案，是因为已经过了20年追诉期。他没有发现该案报案记录，“该失踪案发生的20多年间，郭桂芳的家人就没有找过公安局。”

2017年9月肥乡公安局回复郭会增时，也称当年没接到郭桂芳失踪的报案，无报案材料及记录。

郭会增坚称，父母当年第一时间就去报案了。此外，2014年10月，肥乡公安局还采集了郭超的DNA，将郭桂芳录入全国失踪人员信息库。

郭会增称，2018年8月，一位警方人士告诉他，“你姐姐是被黑车拉走的，腿还有点残疾”，这些“是从卷宗里看到的”。郭会增认为，有卷宗，说明当年家里报过案，公安局也调查过。

2019年7月11日，肥乡公安局工作人员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肥乡公安已对此事成立调查组，加派警力参与调查工作，其他情况不便透露。

挖出骨头两个月后，6月28日，郭会增在肥乡公安局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将骨头送到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检验。10天后，鉴定中心打来电话，询问是否对骨头做破坏性鉴定。

郭会增先是同意了，又心中忐忑，不停打电话问朋友、记者、妻子，担心骨头一旦破坏，再也没用了。于是急忙取消，只做普通鉴定。

7月16日，鉴定结果显示，“送检检材中未检见人骨”，骨骼大小、形态等与人体骨骼特征不符。

案件再次陷入停滞。

骨头是肥乡公安局工作人员递交的，郭会增想联系其他鉴定机构再做检验。但找了两个月，没有机构做，“媒体不关注，我可能就放弃了，因为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但他终究放不下，再次向肥乡公安局递交了郭桂芳失踪重新报案以及公开1993年枯井尸骨的申请书，再借钱请律师。他的微博微信上，隔三差五转发姐姐失踪的信息，向当年的目击者打听情况。

7月7日，他来到父母墓前。那是桃林间一处长满荒草的坟包。郭会增一直想，在完成父母托付后，为他们和姐姐立碑。然后，安顿好儿女，去外地生活。

但眼下，50岁的他，被困在这场笼罩了29年的迷雾里，看不到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