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人研究开拓者王赓武：身为华人，何处为家？

原创： 王菁 东方历史评论

撰文：王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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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赓武，1986-1995年间担任香港大学校长，目前任新加坡国立大学特级教授。曾任教于多个国家，在东南亚史、南洋华人史等研究领域蜚声中外。

1930年，王赓武出生在荷兰殖民统治下的苏腊巴亚，如今印度尼西亚第二大城市，距离家乡江苏将近两千公里之遥。在接下来的十几年中，王家人数次试图回国未果，最终落脚在了英国治下的怡保，如今马来西亚霹雳州首府。

在耄耋之年，当王赓武撰写回忆录时，他写道：“等待回归中国，但最终回到马来西亚的早年经历，对我人生道路的影响超出乎我的意料。”但也是这一转折，令他走上了海外华人研究之路，并成为主要的奠基人、开拓者之一。

王庚武

这一切，还需从王赓武父母的移民经历谈起。

王父通常对家谱闭口不谈，对年轻时的往事也绝口不提。关于父亲及其祖辈的故事，王庚武多是从母亲那里，经年累月，如同拼图般，用历史学家的细腻笔触，拼凑而来。

王父名宓文，字艺初，祖籍河北，1903年出生于江苏泰州。1911年，他父亲周年八岁，与祖父母在武昌见证了起义。后来，王家人在朋友帮衬下，逃出武昌，回到了泰州。不过，即便按照当今的标准，祖父王允成也算不上什么成功人士。他不善经商，在朋友介绍下进了银行，但事业也未见些许起色。

所幸，子未承父业。自小，王宓文在家族中最钦佩的就是叔祖王宗炎。当年，王宗炎是出了名的儒家学者，而叔祖的儿子王冶山则在武昌办学。王宓文追随叔祖父子的脚步，在武昌系统研习了儒家经典、颜体书法及古代诗歌。然而，12岁之后，王宓文开始涉足西学。他进了泰州一家新式学堂，专攻英语和数学，甚至在大学毕业后还曾回到家乡，于该校短暂任教。

王宓文真正走上教书育人的道路，还得追溯到他在国立中央大学的时光。该校创办于清末，几经易名，成为如今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和台湾国立中央大学的前身。当时，校长郭炳文深受美国教育哲学影响，曾师从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和保罗·孟禄（Paul Monroe，1869–1947）。在郭的竭力推动下，杜威和孟禄在国立中央大学讲学数月，使该校一时声名大噪。郭还诚邀陶行知担任教育学院院长，进一步推动教育改革。

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中，王赓武的父亲选择了英语文学和教育专业。毕业后，王宓文延承母校开放自由的教育理念，在东南亚华侨教育中身体力行。1929年，王宓文出任印尼爪哇岛苏腊巴亚市华侨高中校长，那是当地第一所华人高中。

当王宓文在东南亚的事业步入正轨时，他在泰州的父母也开始为他物色结婚人选。当时的王家并不富裕。事实上，一家之长王允成正值失业，家中开始需要依赖王宓文的海外工资接济。谁家的女儿愿意过门之后立即远赴东南亚，开始完全陌生的人生之旅呢？这时候，王家父母看中了附近东台镇上丁家姑娘——丁佩兰。

丁家祖籍镇江，文官世家，祖上在盐务局办事。19世纪中期，太平军逼近镇江，丁家这一支逃到了东台。虽然丁家族长希望后代子承父业，考取功名，但20世纪初结束的科举制度，迫使一些丁家子孙另谋生路。过去务盐的人脉和经验派上了一些用场，丁家的生意为他们在东台立足起了不少作用。但清朝垮台后，他们原来的人脉瞬间崩塌，擅长儒家经典的文笔并不能帮助改善生意，一些家族中的男子相继染上大烟，丁家开始分崩离析。

从小见证家族由盛转衰的丁佩兰，明白知识的重要，但也相当务实。1905年出生的她，上有一个哥哥，下有一个妹妹。丁佩兰出生时，丁家还未衰落，诗书礼仪、琴棋书画都是丁家女儿的必修课。她练得一手漂亮的小楷，喜读流行小说，甚至包括父母不允许接触的《红楼梦》。在丁佩兰看来，如果男孩在很小的时候就对学习充满热情，并且聪明过人，那么求知也无妨。但若是资质平平，父母家人也当支持其发展更为实际的才能，以便将来在社会上立足。这种性格上的务实性也体现在了她后来对儿子人生选择的支持上。

1929年，距辛亥革命爆发十八年，距五四运动也有整整十年。新文化运动刮起来的风还未过，江苏附近的上海已成了当时亚洲最多元的城市，女性从着装到生活伴侣选择也正发生各种改变。但在东台和泰州，绝大部分婚姻依然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多年以后，在丁佩兰用小楷写下的日记中，她如此写道：“我与宓文于一九二九年二月完婚，直到婚礼以前，我们素未蒙面。令人诧异的是，我们彼此之间均有好感，照顾彼此，互敬互爱，同甘共苦，几十年如一日。”

婚后不久，王宓文便与新婚妻子一道，踏上了远赴苏腊巴亚的旅程。1929年10月29日，美国华尔街股灾全面爆发。大萧条如瘟疫般，开始在全球蔓延，各国经济均不同程度地感受到了经济衰退的影响。西方对工业原材料和农产品需求骤降，以出口贸易为主要经济支柱的南洋各国，成了第一批国际贸易重灾区，大量在种植园打工的中国和印度苦力被遣送回国。

苏腊巴亚（Surabaya）老城

王赓武出生时，全球正深陷经济萧条的泥潭。他父亲任职的苏腊巴亚华侨高中勉力维持，但由于建校资金基本来源于当地华商，其运作也日益艰难。王宓文与妻子又苦撑一年有余，最后机缘巧合之下，决定接受怡保中文学校的聘书，担任助理校监。在当时的王宓文看来，英国治下的马来联邦是他们回到中国的中转站。带着这种希望，一家人启程了。

对初来乍到的王家人，1930年代初的怡保确实给他们一丝归乡的亲切感。当地经济以采矿业为主，1910年代一场大火将怡保旧街夷为平地，在殖民政府的号召下，当地华人矿家开始更多参与房屋重建和其它市政建设。1920年代飞速发展的采矿业使当地华人获益颇丰，虽然1930年大萧条对当地经济打击很大，但当时市民生活还是基本由华人商铺为主，且还能维持当地华语学校的基本运转。

从1931到1941年，王家人住在怡保的绿镇，距离附近的新镇不远。新镇四周河道环绕，交通便利，华人商铺林立，教育和医疗条件发达。除了政府出资的安德森中小学，本地的天主教修道院，以英文授课的中英女子学校，还有以中文授课、男女分校的育才中学和霹雳女中，以马来语为授课语言的学校则在附近的甘榜——也就是马来语中的村庄。相比之下，绿镇宁静得多，居民主要以非欧洲人为主，大多数居民就职于和政府相关部门。

当时，王家人既感到亲切，又很不适应。其中一个原因，在于语言不通。

怡保的华人华商主要来自广东和福建，大多说闽南语、客家话和粤语。王宓文和丁佩兰的祖籍均在北方，北方方言与国语差距不大，但与南方方言则天差地别。所幸，就王宓文工作性质而言，学校上课、课本、教师之间均能用国语交流。丁佩兰则在与当地人女佣阿兰的帮助下，稍稍学了一些粤语，方便日常交流。

怡保（ipoh）

在区分一代和二代移民体验时，或许语言习得是最重要分水岭之一。对王宓文和丁佩兰而言，他们的母语无可置疑地只有国语和家乡方言，除此之外，王宓文也精通英文。但对年幼的王赓武则不然，当时他所居住的南洋，或许是全世界文化和语言最多样化的地区之一，也是多种语言自然习得的最佳环境之一。

在当时的绿镇和新镇，王赓武的生活环境中充斥着各种语言——女佣阿兰说的粤语，父母讲的国语和江苏方言，来往客人口中的上海话，商铺里的客家话、闽南话，街头的本地马来方言，寺庙中的孟加拉语、旁遮普语、古吉拉特语，邻居的僧伽罗语和泰米尔语，还有殖民政府大力推广的英语。

从五岁开始，王赓武便开始在两种语言世界中穿梭。一开始，母亲希望他能够和当地绝大部分华人孩子一样，进入当地华语学校，担心不久之后若是回到中国，他的中文水平跟不上。但接受过中西教育的父亲说服了母亲，把他送进了家附近的马克斯威尔小学。同时，父亲开始在家教授中文，从三字经开始，辨读文言文，培养阅读经典的能力。这种早年的多语环境和双语教育，无疑为他日后走上海外华人研究的道路打下了坚实的语言基础。

尽管当时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下极其复杂，王赓武的父母并没放弃回到中国的希望。他们一方面省吃俭用，将一部分收入寄回老家，另一方面观望政局，寻找回去的适当机会。1936年，五岁的王赓武已经记事。在他记忆中，那一年，全家人短暂回国探亲，母亲开始一点一滴告诉他祖父母的故事。这是祖父母第一次见到孙子，自然也激动万分。但纵有万般不舍，老人们依然劝儿孙留在南洋工作，继续观望。

这种近乎本能的生存抉择看似残忍，却也是当时许多华人留居海外的无奈之举。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王家人回国的希望开始变得遥遥无期，不仅如此，战争也开始影响到南洋各殖民地。1939年，欧洲战事爆发，英国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战争。1941年底，日军开始入侵英国治下的马来联邦，第一批炸弹在怡保上空爆炸。

“随着[中日]战争的爆发，我日渐发现自己华人的特性太过明显，在学校中格格不入。”多年后，王赓武在回忆录中提起当时的经历，依旧历历在目。“父母和他们的朋友在家关切之事，与学校里老师同学忧心所在，对比着实强烈。我们的老师谈论着大英帝国，还有帝国在欧洲面临的危机，但他们从未提起过中国，也未提[中日战争]对[南洋]的我们可能造成何种影响。甚至，学校中的华人朋友也不曾公开谈过那场[中日]战争。”

虽然殖民政府及所属学校、媒体并不那么关心中国局势，但王赓武的父母、同侪及当地华人华商已经开始为远方的亲人筹集战时资金。他的母亲丁佩兰还加入了当地妇女组织，有时会带上王赓武去附近募捐。父母还开始带他去新镇的影院，观看当时在海外华人圈流传甚广的各种华语影片，从《八百壮士》、《马路天使》到《木兰从军》，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忧虑、困惑、愤怒——各种强烈的情感，在父母和其他成年人口中自然转换成了“救国”、“爱国”、“民族兴亡”。但在当时还未满十岁的王赓武心中，那些都还停留在最本真的情感层面，那些情感如一层层迷雾，将那个他只短暂停留过几周的“中国”紧紧裹在其中。

但对年幼的王赓武而言，那种格格不入的感觉，或许才是其日后不断探索反思的原始动力。作为独子，他经常好奇为何他不像其他华人孩子一样，有兄弟子妹的陪伴。母亲甚至告诉他，由于要准备随时回国，他们需要足够的存款，也就没有经济能力再多要孩子了。除了参与抗战募捐，他的父母也极少参与任何当地庙会、祭祀等社会活动。他既留恋怡保的学校、朋友，也向往父母口中的中国、故乡。大部分时候，他都觉得自己和父母更像是旁观者——确切的说，随时准备离开的留居者。

这种随时准备离开但又在当地留居的人，还有另一种称呼——陌生人。齐美尔（Georg Simmel ，1858-1918）在1908年的名篇《陌生人》中，以欧洲中世纪城市中犹太人为例，认为陌生人虽近实远，既远又近。他们并非朝至夕发之人，而是从一个地方流动到另一份地方，并且安寨扎营、寻找生计，但又与当地人保持一定距离。陌生人有着本地人没有的自由，但也许面临被猜忌甚至迫害的危险。他们的位置决定了他们旁观者的心态，但也赋予了他们得天独厚的流动性，还有鸟瞰全局的视野。

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何王赓武于十岁时，对世界地图产生了强烈兴趣。十岁生日时，父亲送给他一份彩色的世界地图。课后，他不再出去跟朋友玩耍，而是呆在房间里，反复寻找各种大洲、海洋、国家、城市、山川、河流、岛屿、海峡的名字，在笔记本上写下那些名字的清单，想象不同名字背后的故事。那份地图让十岁的他意识到，哪怕是号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其版图在世界上也只占了很小的一部分，而中国虽然距离怡保很远，但在一张世界地图上，也并不遥远。

“从那一刻起，每当我对自己是谁、身处何方感到不安时，我就会想到那张地图和我的清单，内心就会感到一种平静的愉悦。我会想到上海、伦敦，也会想到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1758-1805，英国海军将领）和岳飞。但不管是谁，无论何方，那些地方和人都成了版图上可知的一部分。我开始意识到，没有什么能阻挡我去了解他们。如今回首，我相信当年的无意之举，让那种格格不入不再难以忍受。我开始确确实实地感到，与他人相比，或许我也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二战结束后，王赓武在父母的支持下，于1947年考入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进入外语系英文专业就读。一年之后，内战吃紧，一家人返回中国的最后希望破灭。王赓武回到马来亚联合邦，获得硕士学位，于1957年留学英国，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后，在之后漫长的半个多世纪，先后于马来亚大学、澳洲国立大学任教，并于1986-1995年间担任香港大学校长，目前任新加坡国立大学特级教授。

撇开海外华人学者的各种称号，或许，王赓武一生孜孜不倦探寻的问题不过如是——身为华人，何处为家？

Home is Not Here 封面

（作者注：文中引用的片段均为本文作者翻译，出自2018年出版的王庚武自传Home Is Not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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