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灵庚：坎坷的经历 无悔的选择 ——回顾我研究《楚辞》的历程｜70·初心

编者按：

治学严谨、学术领先，他们是与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浙师人，传道授业、教育报国，他们将育人初心与报国之志书写在这片黄土地上。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崇尚“士以弘道”的价值追求，看到了“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执着坚守。70 · 初心，这些灿若星辰的名字，是浙师不断向前发展的底气与动力，他们孜孜不倦、上下求索，他们潜心笃志、求真务实，这样的初心和精神，将激励着每一位浙师人一往无前走向未来。

我的毕生愿望是：为后人留点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将来有人研究《楚辞》，非得看我的书，想绕过去也不行。尤其在物欲横流、利势熏天之际，反复提醒自己要保持清醒头脑，搞学术研究，得循规蹈矩，按其自身的规律一步一个脚印走。心浮气躁，急功近利，是做不出一等的业绩来的。我的学术梦大致可以告一段落，惟将寄厚望于矢志于《楚辞》研究的后生。

从一篇《怀沙》开始的《楚辞》研读生涯

在历史上，屈原是个不幸的人物，令人费解的是，以后研究屈原的人也多遭不幸。我研究屈原已四十多年，也是经历坎坷，大概不能例外。古人说，屈原的书是“不祥物”，我深有感触。

从事《楚辞》研究，我是先天不足。首先，我不是出身于具有厚实的家学源渊的“书香门第”，父母世代为农，我的童年教育差不多是在牛背上度过的；其次，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正好赶上“十年动乱”，白白失去了一生中最好的读书机会，五年大学生涯，中文专业的知识似乎没什么学到。

所以，命运决定我的《楚辞》研究，只能选择一条艰难坎坷的道路。虽然，我的成绩微不足道，但是所付出的代价相对要比别人多一些，其间某些曲折的磨难，实在不是顺顺当当从书院里出来的人所可想象的。

1968年夏天，我与千千万万的发过“高烧”的红卫兵一样，在盲目地跟着狂热了一阵子之后，已经日益厌倦于无谓的“火热”政治生活。于是逍遥起来，整天捧着一部残缺不全的《史记》以消磨时日。当我读完第八十四卷《屈原列传》时，立刻被屈原的高尚人格和不屈精神所感动。既同情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不幸的人生际遇，更折服于他那种遗世独立、横而不流的不妥协的精神。在这以前，我虽然知道《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可是并没读过，更未曾接触屈原的全部传世之作。当时，所读到的，仅是收入《史记》的一篇《怀沙》而已。

《楚辞集注》。

我生性倔强，不肯服输，还有个爱钻“牛角尖”的毛病，遇到愈是不明白的东西就愈不肯放弃，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于是乎我捧起屈原的《离骚》、《九歌》、《天问》等作品读起来了。当然，这算不上是研究，可是以后研讨《楚辞》的漫长生涯，正是从这篇《怀沙》起步的。

从1969年到1976年

七年钞书，只为读懂《楚辞》

在开始《楚辞》的学习时，不得其门而入是当时的我最大的困难，幸好的是当时正在攻读《楚辞》的郭在贻先生为我提供了帮助，为我开了书目。可尽管如此，知道了该读什么书却无书可读依旧是摆着我面前的难题，十年动乱这些书早已成为禁书。

幸运的是天赐良缘，终于认识了一位家藏万卷古书的朋友，知道他家藏有清代以前的十几种《楚辞》注本。可是，书的主人嗜书如命，他的藏书是不肯外借的，只允许在他的寓所里查阅。起初，我在他家看了几天，后来在他的儿子“担保”下，方破例允许每次可借一种，但是必须在十天内归还。

第一次向他借的是宋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时间在1969年的年底。十天内要看懂《楚辞补注》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只能采用钞书的办法，不管懂不懂，先把它原封不动地钞下来再说，以后再慢慢推敲。

为守信用，我日以继夜钞写，有时钞到凌晨三点，真的在十天之内把四册书全钞下来了。这一切都是在极“秘密”中进行的。那时上三届同学都毕业了，只剩下我们69、70两届“末代大学生”，学生寝室多空着，一人住一间，所以就是同班的同学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以后，我又钞录了明周拱辰的《离骚草木史》、李陈玉的《楚辞笺注》，于惺介的《文选集林》中《楚辞注》等七种，装订起来，也是“蔚为大观”了。可以说，我的《楚辞》研究，从钞书开始的。这是一种笨工夫、笨办法，相信现在的年轻人，不会重复我的老路。但是，钞书经历告诉我：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钞书。钞一遍比读十遍，印象更加深刻。

黄灵庚教授在查书。

这种钞书的经历并没有维持多久，1970年7月，我与所有的同学一样，被送进省公安厅管属一所的劳改农场“接受再教育”，一时中断了《楚辞》的钞写。

1972年2月，从农场出来后，我被安置在浙、苏、皖三省交界的一所煤矿职工子弟学校教书。这是谁也不愿去的地方，命运却无情地落到了我的头上。初到那偏僻、荒远的地方，诵读屈原和诗句，环顧四周，但见群山环抱，空旷萧条，“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此山中”。隐隐感到有种被“流放”、“遗弃”的味道，处于人生的低谷。

这所学校的条件非常简陋，除了一册语文教本以外，再不见有任何书可供阅读。读书人的日子再也没有比无书读更难挨的了。在百无聊赖之际，我就翻出当日钞录的《楚辞》注本来打发空闲的日子。可是，许多地方还是看不懂，以为这大约读的注本还不够多的缘故罢，发誓要读完、钞完当今所能读到的全部《楚辞》注本。

于是很快我又与朱师辙先生的儿子联系上又重操旧业，钞起书来了。先后向我提供书源的人，除朱先生的儿子外，还有杭州大学的郭在贻、李遵进先生，《浙江日报》的杜永进先生以及其他好友，我至今忘不了他们对我的慷慨帮助。

日复以日，年复一年，我的钞书生涯大约维持到1976年。当时，我已钞录自东汉王逸以来历朝历代的各种《楚辞》注本达47种，连现代郭沫若的《屈原研究》、《屈原赋今译》、文怀沙的《屈原〈离骚〉、〈九章〉今绎》、闻一多的《楚辞校补》、游国恩的《楚辞概论》、陆侃如的《楚辞选》、姜亮夫的《屈原赋校注》、朱季海的《楚辞解诂》等都一字不漏地钞了下来。

开始，我选用日记本钞写，后来改用大16Ｋ白纸钞写，每张白纸钞一句《楚辞》正文，然后再按注加的时间先后钞录注文于其下。这样一来，原先在杭大钞写的那些本子都得重新誊写一遍。几年钞下来，两只大纸板箱装得满满当当的，这些钞本至今依然是我从事《楚辞》研究要经常翻阅的资料。

为了钞录这些书，我确是付出了代价。当时，一方面要躲过他人的眼睛，以免招来不必要麻烦，另一方面又得不影响日常教学工作以及承担起家庭的拖累，所以只能安排在晚上的时间。那个时候，条件非常艰苦，连一张书桌也没有，妻子从医院里找来两只硬纸箱，叠在一起给我当书桌用。我每天给自己规定了钞写万字的限量，常常从晚上六时钞到十二时以后，真是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黄灵庚教授。

冬天，两脚冻得发麻，仍然辍笔不止；夏天，为躲避蚊子咬，钻在蚊帐里钞写，汗流浃背，憋得满身长出麻麻密密的痱子来。不久，我终于累倒了，被送进医院。躺在病床上吊着瓶子，脑子里依然跳动那些钞录下来的句子，好像别的都可以放弃，就是这些书搁舍不下。或者干脆拿一册书看起来，只要有一丝力气，决不懈怠。

生活中的全部乐趣似乎都在读书和钞书上了，如果没这些书，心里便感到空荡荡的，变得无所适从。书，是我个体生活的第一需要了。

自那时开始，我对书的痴迷程度，用“瘾”或者“癖”来形容，不显得有何夸侈之处。然而这一切到底是为了追求什么？名耶？利乎？都不是。实在说不出任何功利目的，只是想把《楚辞》读懂，读通，仅此而已。尽管如此，那时候，我仍然读不懂陈第、戴震、朱骏声、孙诒让、姜亮夫、朱季海等人的注释，决心在文字、音韵、训诂方面下一番功夫。

全面注释《楚辞》路上

有失也有得，有苦也有乐

从1974年开始，我有计划地攻读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读书杂志》《经义述闻》《经传释词》等，清代的训诂笔记著作差不多翻遍了，而且对每部读的书都做了词条性质的索隐卡片，并按照先秦古韵的韵部编为二十八函，每函又以三十六字母排列，这等于给自己编写了一部非常有用的“辞典”，为以后注释《楚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编卡片的过程中，逐步掌握了上古汉语的声韵知识。

在学习过程中，还是离不开名师的指导和帮助。在训诂方面，给我指导最多的是郭在贻先生。我一本一本读这他与我列的训诂书目，不明白之处时时向他求教，他总是及时来信给我祛疑解惑。

在音韵方面，完全得力于上海复旦大学张世禄先生的帮助。在他的指导下，读完了《广韵》，认真分析了其中每条反切的声韵结构情况，这为我以后着手分析唐宋《楚辞》音切的等韵门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最让人感动的是，张先生还把自己给研究生讲课的讲义以及过去出版的著作寄我学习，并嘱我读后把“意见”寄给他。从75年至80年间，前后给我写了十几封信。

有了这样的“小学”根底，再回过头去读那些《楚辞》钞本，其间是非得失问题，心里就有些了底，于是萌生全面注释《楚辞》之志。

我正式注释《楚辞》是从1981年开始的，由于杂事牵连，时作时辍，至1986年才完成《楚辞校诂》的第一卷《离骚校诂》。继此书之后，原计划有《九歌校诂》、《天问校诂》、《九章校诂》、《远游校诂》四卷，这些都是公认的屈原作品，所以颜曰“屈原赋内篇校诂”，凡五卷，而“屈原赋外篇校诂”只包括《卜居》、《渔父》、《招魂》三篇为卷六，卷七为《宋玉赋校诂》，收《九辩》、《大招》二篇，卷八为《楚辞学杂论》，作为历年单篇论文之结集。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治学计划。自己如此先天不足、孤陋寡闻，实现这些远大梦想，实在有些力不从心，勉为其难了，不加倍努力付出，能成么？

楚辞章句疏證

楚辞章句疏證

黄灵庚教授编写的《楚辞章句疏證》。

从此，更铁了心肠，一心一意闭门著述，规定日写千字以上。寂寞经年，青灯长伴。后来多次改写，力求精益求精，直至1992年送交中州古籍出版社时，又进行过一次大修改，说十易其稿也不为过。这部近76万字的书稿，所参徵的历代《楚辞》注本，达百余种，凡是国内重要的著述都涉及到了。《离骚》异文搜集甚为广泛，“上穷碧落下黄泉”，我几乎翻遍了唐、宋以前的所有文献，达一百七十多种，上万卷之多。

正式出版时，我刚好五十岁。以后，又纂写、出版了《楚辞异文辩证》、《楚辞章句疏证》、《楚辞集校》、《楚辞与简帛文献》、《楚辞文献丛考》5部著作，并在海内外重要刊物上先后发表百余篇论文。这自然要比《离骚校诂》成熟、完善多了，也弥补其书缺陷和不足。

近五十年的治学生涯，可谓有失也有得，有苦也有乐。当看到自己的文章发表，特别是《楚辞章句疏证》—这部长达298万字、倾注了我四十多年心血的专著出版时，其欣喜又当何如？这种心情很难用言语表达明白。

扎根浙师，数十年学术探索

笔耕不辍，与死神擦肩而过

1987年的春天，请调报告被批准的我开始寻找接下来的工作地点，最终在郭在贻、张世禄先生的推荐下来到了浙江师范大学。这一呆，便是从1988年到现在。从1991年评上讲师，到1994年破格评上副教授，再到1998年又破格评上教授。

我认真检讨一下自己进校以后十多年来的经历，觉得我没有丧失一个学者应有的学术良知和义务。一旦抛开了所有的功利和人间的烦恼事情，全身心地涵泳在《楚辞》研究之中，真有说不尽的乐趣。我的毕生愿望是：为后人留点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将来有人研究《楚辞》，非得看我的书，想绕过去也不行。尤其在物欲横流、利势熏天之际，反复提醒自己要保持清醒头脑，搞学术研究，得循规蹈矩，按其自身的规律一步一个脚印走。心浮气躁，急功近利，是做不出一等的业绩来的。

1998年11月，我的教授职称的文件刚批下来才几天，突然暴发急性胰腺炎，生命垂危，当即被送进医院抢救。整整28个昼夜，不能吃任何东西，连一口水也不能喝。每天高烧不退，两个鼻孔分别插着输氧管、胃管，连睁开眼睛的力气都没有了，处在一种极度疲惫的半昏迷状态，只有脑子还是清醒的。

在生命最危险的那几天，上自学校党委书记，下至亲朋、好友、同事、学生一批接一批来病房探望，心里不免犯起嘀咕：他们是来向我道别的吧？“岁忽忽其遒尽兮，恐余寿之不将”（《九辩》），我是否真的快完了？不能走，我不能走！……手中还有一部书稿没校对完，怎能放得下？心里便焦急起来。于是预作后事安排，万一不测，将《楚辞异文辩证》一书的校对工作托咐给好友蔡根林先生。生命快到了尽头，好像只有这件事放不下！

黄灵庚教授与其主编的《楚辞文献丛刊》。

生命又是顽强的，我居然会奇迹般地活了过来。自1999年以来，便全力整理、撰写《楚辞章句疏证》，2001年底基本完成。又时时从旧稿中清理出一些必须面世的论文，先后在《文史》《文献》上发表出来。

◤近20年来，我独立承担完成国家社科课题6项，一项重大，两项重点，三项一般。其中五项都是以研究《楚辞》为内容的课题，已全部结题，三项获优秀，并入选国家成果文库。

这在国内也只有我一人。还完成教育部重大课题2项，省重点课题3项，跨境与香港大学合作课题1项，主编《吕祖谦全集》、《重修金华丛书》、《衢州文献集成》，一直处在超负荷的紧张状态。

由于身体病根未除，时好时坏，2010年8月，我又被送进了杭州的浙一医院，做了第3次大手术，肝被割去一块。当从麻醉中醒过来的时候，发现全身插着4根管子，已经不能动弹了，生命似乎又到了“炼狱”的关头。当然。这次是我为了根治病灶，是主动“送”上去的，似乎比上次要乐观，相信会慢慢好起来。

重逢劫难意如何？再度开膛除旧疴。

六气微微入地府，三光暧暧见阎罗。

人来尘世欢时少，病到残躯苦日多。

死里逃生今又是，天公肯与度恒河。

现在，身体还可以，精力未減。差可告慰的事，《楚辞集校》2009年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楚辞与简帛文献》2010年被选入国家成果文库，201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楚辞文献丛刋》囊括清代以前重要著作207种，已于2014年由国家图书馆出版，2017年又由该出版社出版了与之配套的《楚辞文献丛考》。这5种著作，是对自己一生《楚辞》学术研究的总结。认为自己一生所写的著作，只有这5种书，差可传之后世。人生一世，感到知足了。惟希望能健康平安多活几年，为《楚辞》研究再贡献一份力量。

从1966年到2019年，五十多年的治学生涯

不仅是黄灵庚半生的主旋律，

更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无数学者

艰苦奋斗，笔耕不缀的人生缩影。

孜孜不倦、上下求索

潜心笃志、求真务实

是一代代浙师学人的初心与使命

许教许国 立德树人

出发吧 坚守初心的浙师人

文章转载自公众微信号“浙江社科”，有删减

图片来源于各媒体报道

今日编辑 | 李韬

责任编辑 | 姜旭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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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黄灵庚：坎坷的经历 无悔的选择 ——回顾我研究《楚辞》的历程｜70·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