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平：1949年钱穆为何移居香港？

1949年，钱穆在广州私立华侨大学任教两个月，随后移居香港。这一年，大批知识分子精英汇集广州，有的留下，有的出走，形成大分流。广州私立华侨大学是我国第一所华侨大学，堪称华侨高等教育的里程碑。这所大学的部分建筑依然幸存，为这段重要历史留下见证。

钱穆

钱穆“暂避”广州

史学大师钱穆是江苏无锡人。时人有尊之为“国学大师”者，并不妥当。他在《国学概论》弁言开头即开宗明义：“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近数十年，学界也有人把他列入“新儒家”，然据其得意门生余英时所称，“钱先生生前却雅不愿接受此‘新儒家’荣衔。”

1948年，出于乡情关系，钱穆出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长，创办该校的是大名鼎鼎的无锡荣氏家族。原在中央大学的哲学家唐君毅教授，此时也在江南大学任教，两人交往甚密。随着解放军逼近长江，钱穆正在急切盘算下一步的去向。唐君毅跟广州华侨大学校长王淑陶有交情。王淑陶办学之初，急需聘请著名教授来校支撑场面，不断催请唐君毅、钱穆来华侨大学，甚至将文学院院长职务虚悬，专门留给钱穆。

钱穆、唐君毅等合影

在钱、唐方面，则是江南大学不断挽留，盛情难却，一直拖到1949年春，解放军即将渡江，钱、唐从自身思想立场出发，感觉难以适应新政权，不得不考虑南迁。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说：

徐州既沦陷，时值春假，适广州有一华侨大学来函相招，余遂决意暂避。时共党广播称荣德生为民族资本家，嘱勿离去。荣氏集团中人，亦劝余留校，可随队同迁。又族叔孙卿乃子泉孪生弟，亦屡劝余勿离去。言下若于共军渡江有深望。……余既受多方挽留，临去只言春假旅行，学校寝室中床铺书籍安放如故。……民国三十八年春假，余与江南大学同事唐君毅，应广州私立华侨大学聘，由上海同赴广州。侨大创办人王淑陶，与君毅旧识。此校创于香港，迁来广州。余念于人事素疏，上下无交际，一旦战氛渡江，脱身非易，不如借此暂避，以免临时荒惶迫。（《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1册，第285-287页）

按钱氏自述，钱基博孪生弟弟钱基厚（即钱锺书叔父）似曾代表地下党方面要求钱穆留下。但钱穆去意已决，遂假借春假旅行名义脱身，没带多少行李。4月4日，钱穆从无锡到上海；4月7日，钱、唐两人“同乘金刚轮赴粤”。11日，船抵广州，王淑陶人在香港，派人把他们接到一家旅馆住下。当晚，华侨大学总务长戴诗成教授为他们设宴接风。第二天，两人首次来到华侨大学校园，跟同事见面吃饭。4月19日，因嫌旅馆附近过于嘈杂，迁入学校居住。（《唐君毅日记》上册第16页）

初来乍到，他们除了游玩黄花岗等名胜外，还拜访了在中山大学任教的黄艮庸、朱谦之。黄艮庸，广东番禺人，北大毕业生，与唐君毅都师从著名学者、思想家熊十力。这个时候，熊十力隐居广州番禺化龙镇，住在黄艮庸的祖屋“观海楼”。5月7日，钱穆与唐君毅一起来到观海楼探望熊十力，并留宿一夜。这个地方距广州市中心20多公里。

熊十力

在《师友杂忆》中，钱穆写下“十力亦无意离大陆，后去北平，闻其卒于沪上”一句，极端简略。余英时说过：“《杂忆》的文字还是太洁净、太含蓄了。这是他的一贯风格。但读者如果不具备相当的背景知识，恐怕很难体会到他的言外之意，更不用说言外之事了。”（《犹记风吹水上麟：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第13页）他没有记下熊十力的谈话内容，但可以肯定的是，际此巨变，钱穆一定会请教进止之道，究竟是赴台、赴港还是留下。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言外之意”与“言外之事”。熊十力的判断是：台湾绝对守不住。

“中研院”研究员翟志成精心研究熊十力与友生的近百封来往书信，总结熊氏这一判断的依据，在当时来看都无法辩驳：“兵败如山倒，国军斗志全失，一也；人心已溃，当局犹不肯洗心革面，二也；闽粤与台湾唇齿相依，闽粤不保，台湾决不能独存，三也；外援决不可恃，美国决不会为台湾作战牺牲，四也；台共里应外合，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五也。基于以上五大原因，熊氏断定台湾最多只可支撑三个月。”（翟志成：《熊十力在广州》）熊氏认为，为了多玩三个月，而陷自己于危地，甚至惹来杀身之祸，是愚不可及。

熊氏是钱穆1930年进入北大就认识的老友，哲学造诣深邃，哲学史家陈荣捷推尊为近代哲学第一人，在学界有着崇高声望。熊十力对台湾前景的判断，势必影响到钱穆的选择。熊氏不愿赴港，是他本人在香港难以生存；不同的是，钱穆有王淑陶所办的香港华侨工商学院（华侨大学兄弟院校）作后盾，最佳方案是先撤到香港，观望时局变化再定去留。钱穆最初选择不去台湾，要在这个背景下去理解。

“反侵略大同盟”

1917年起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政权，他曾把广州叫做“粤京”。淮海战役以后，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1949年2月5日行政院迁至广州，随之党政军各部门也陆续迁穗，是为第二次“粤京”时期。南迁的行政院设在中华北路迎宾馆（今解放北路广东迎宾馆）南楼，即原广东民众教育馆。

行政院南迁广州的办公楼

钱穆此次来穗，以任教华侨大学为契机，参与了国民党高层的反共政治活动。事后，他本人力加掩饰，各路传记作者对此也沉默不语。实则，这一段经历使得钱穆在暂不赴台的情况下，唯有逃港一条出路。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如此陈述：

……及共军渡江，上海战事日紧，政府大部分机关已迁至广州。一日，应行政院长阎锡山邀，晤之其官邸。同受邀者，多青年、民社两党党员，以学校教授资格者，惟余一人。（《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1册，第288页）

钱穆应阎锡山之召，赴其官邸参加一个会议，在座者大多是青年党、民社党两党党员。这个会议的目的，乃是筹备组织“反侵略大同盟”，而所谓“反侵略”的具体内容，是联合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以及无党派“社会贤达”，组织“反共抗俄”的统一战线，会议时间在1949年5月15日。

阎锡山失去山西，已无实力，唯以老资格充当蒋介石与“代总统”李宗仁的调停人，此时窥知行政院长何应钦有辞职意，加紧活动，希望取而代之。“反侵略大同盟”的组织与此有关。果然，到6月3日，“立法院”通过决议，授权阎锡山组阁。

阎锡山在广州

综合省港各报消息，可以大体复原钱穆参加“反侵略大同盟”这一段历史。解放军渡江后，留穗党政要人感到形势万分险恶，必须加强团结，遂由阎锡山、吴铁城、陈立夫、朱家骅发起，邀集国民党中常委、立法委员、监察委员，以及青年党、民社党首脑等，于1949年5月15日下午四点在留德同学会（今文德北路75号大院内）举行茶会，会商成立一个跨党派的反共联合组织，到会者50多人，公推阎锡山为主席。

阎锡山率先发言，认为自和谈破裂后，中共积极向华中进攻，在此情形下“中国人民”必须加强团结，联合东亚各国人民组成反侵略阵线，粉碎中共的“侵略企图”；国内各党各派以及无党派人士，亟应先有反侵略的组织，进而联合世界上反侵台国家，制止“侵略行径”，提议成立反侵略机构，共策进展。陈启天（青年党主席）、万鸿图（行政院政务委员）、钱穆、张其昀等先后发言。会议最后决定，凡参加本日谈话会者，均为发起人，并选举阎锡山、陈启天、程天放、万鸿图、张其昀、钱穆、王师曾、袁守谦、杨公达、蒋匀田、谷正鼎、马超俊、高信13人为纲领起草委员。（1949年5月16日广州《国华报》、《越华报》）

1949年5月16日《国华报》

第二天继续开会。对于组织的名称，有“中华民族大同盟”“国际反侵略大同盟”“保卫中华反侵略大同盟”等等建议。同盟将包括各党各派、自由主义者、无党派人士、社会贤达等，国民党内的元老派、CC系、革新派、政学系、三民主义青年团等均加入。该同盟将组织一个执行委员会，选举37人为执行委员，阎锡山可能出任主任委员。大同盟的目标包括促成全国团结、争取美援、向政府提出政策建议等。（1949年5月17日《广东商报》）

5月23日，起草委员张其昀、余家菊、梁寒操、洪兰友、钱穆、张剑珉等，在这一天中午举行座谈会，对宣言字句进行润饰。（1949年5月24日香港《华侨日报》）

5月25日，确定了“中国反侵略大同盟”为正式名称，于当天下午3点在广东省议会举行成立大会，出席的盟员数百人。会议通过了大同盟宣言，阎锡山发表长篇讲话。（1949年5月26日香港《华侨日报》）

5月31日，香港《大公报》发表评论《从钱穆之流说起》：“报载，阎锡山、陈立夫、朱家骅、居正、陈启天、余家菊、钱穆等组织的所谓‘中国反侵略大同盟’，于二十五日在广州宣布成立。据说，这个组织依据四大自由与四大平等的主张，确定奋斗目标为：……鬼话连篇，读了令人作呕！……只是挂学者招牌到处招摇撞骗的钱穆之流，到今天日暮途穷的时候，还在帮凶帮到底，其中却多少存在着一个值得一谈的不大不小的问题。”文章接着以不屑的语气，将钱穆称为“三家村学究”，指控他“不惜曲学阿世，指鹿为马，终于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帮闲与帮凶。……到今天，看他努力于什么‘中国反侵略大同盟’的组织，‘人望高来水望低’，大概他又要再升一级，做美帝的帮凶了。”

《大公报》批钱穆

被毛泽东点名

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以新华社名义发表他亲自撰写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点了钱穆的名：

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1374页）

毛泽东文章发表的这一天，钱穆跟好友唐君毅正在香港，尚不知情，当天晚上还两人跑到坚尼地城海边观看夜景，唐君毅写道：“风景甚好。”（《唐君毅日记》上册，第22页）第二天，香港《大公报》转载了新华社这篇雄文，他们应该看到了。

8月16日，唐君毅写道：“上午与钱先生到大华吃饭并谈话。”两人谈了些什么，虽没有记入日记，但可以肯定跟毛泽东这篇文章直接相关。钱穆此时暂住香港，并没有断绝回到大陆继续教书、研究的念头，毕竟妻儿老小都留在江南。这篇文章让他下了最后决心，滞港不归。

下定决心之后，他杀了个回马枪。8月17日，唐君毅送他到车站，坐上回广州的火车。他收到阎锡山的邀请，参加在广州举行的祭孔活动。“行政院长”阎锡山郑重其事，专门为这次祭孔出版了《先师孔子二百五千年诞辰纪念特刊》，特刊的报头请李宗仁题字，第一版4篇重头文章，分别由阎锡山（行政院长）、朱家骅（行政院副院长）、杭立武（教育部长）、钱穆撰写，钱穆是其中唯一没有行政职务的大学教授。（1949年8月27日《先师孔子二百五千年诞辰纪念特刊》）钱穆所写的这一篇《孔子二千五百年诞辰纪念辞》，在《钱宾四先生全集》中似乎没有收录。

钱穆为纪念特刊撰文

幕后的张其昀

在钱穆参加“中国反侵略大同盟”活动、移居香港、创办亚洲文商学院（新亚书院前身），有一位几近“隐身”的重要人物，他就是建议蒋介石退守台湾的著名地理学家张其昀。张其昀（1900-1985），字晓峰，浙江鄞县人，是蒋介石统治台湾最重要的智囊之一。

张其昀

钱穆与张其昀相知相契，始于抗战期间，是时浙大内迁遵义，钱穆曾受浙大竺可桢之聘，赴遵义讲学，两人多有往还。1941年8月，张其昀创办《思想与时代》月刊，钱穆、谢幼伟均为主力作者，这三人也是在广州最后的日子预定的亚洲文商学院负责人。1949年6月，张其昀赴台担任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秘书组主任，接过陈布雷衣钵，7-8月作为主要随行人员陪蒋介石访问菲律宾、南韩，商谈组织“亚洲反共联盟”，次年4月出任“中宣部长”，8月兼任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秘书长，1954年8月出任“教育部长”。钱穆回忆在广州时：

有一日，在街头，忽遇老友张晓峰。彼乃自杭州浙江大学来。告余，拟去香港办一学校，已约谢幼伟、崔书琴，亦不久当来，此两人乃余素识。又一人治经济学，余所未识。今亦忘其名。余谓：“民二十六秋起，屡荷浙大之邀，仅赴遵义作一短期停留，有负盛情，每以为憾。此次来广州，本无先定计划，决当追随，可即以今日一言为定。”晓峰又告余：“近方约集一董事会，向教育部立案，俟事定再告。”但此后不久，闻晓峰已得蒋总裁电召去台北矣。（《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1册，第288页）

说得好像他们的相遇纯属偶然，此乃大师巧妙的障眼法。张其昀乃是钱穆通向蒋介石的主要中介，是帮助钱穆在港办学的幕后人物。张其昀去世后，钱穆终于透露香港亚洲文商学院、新亚书院的实情：

人皆谓余创办此校，实则幕后真创办此校者乃晓峰，而非余。尤可异者，余自三十九年冬来台北，此后几于每年必到，到则必晤晓峰。晓峰任教育部长，部内各项学术专门会议余亦多参预。……凡新亚事，有所请托，晓峰无不允，尽力为之。但晓峰从不与余谈及新亚事。此校之创办，晓峰岂不知。其推余为校长，晓峰亦岂不知。而晓峰乃置身事外，绝不问闻，一若此校与彼绝无关系。在晓峰意，似因未克身赴香港，亲预其事，乃于此校现况与其前途展开之理想，绝不过问，以免作局外之干预。此种朋友相交之一番深情厚意，乃有达于一种难于以口舌阐申之境界。一日，在文化学院有一师生大集会，余亦在座，告在会者，张先生创办此校，但以前又尚创办一学校，即香港之新亚书院。余乃详述新亚成立前之经过。晓峰继余发言，乃于余发言既不否认，亦不承认，几若无所听闻。其情态有如此，而其用意所在，乃使寻常人难以理解。此见晓峰人格修养之一斑。（《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1册，第414页）

1949年的新亚书院

钱穆首次正面参与政治活动，正是在广州期间参加“反侵略大同盟”活动，而张其昀也是“大同盟”发起人之一。故此，钱穆后来承认：“……而余之于国内党政稍有兴趣，稍加注意，则亦由晓峰启其端，而亦惟晓峰之是赖。”（《素书楼馀渖》，《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3册，第101页）。意识到这一点，才能明白所谓“街头忽遇”纯属饰词，因为这两人都参加了5月15日阎锡山召集的筹备会，都被推选为纲领、宣言的起草人（1949年5月16日广州《国华报》）。

此时，解放军已包围上海，指日可下。张其昀来穗，很可能是帮蒋介石观察广州政局动向，监视桂系与粤系将领，同时也笼络反共知识分子。在明白广州守不住的情况下，张其昀出资创办亚洲文商学院，收容南下青年学生，请钱穆出面当院长，是两人充分协商后的计划。撤退到港后，蒋介石急于出访菲律宾、韩国，建立“亚洲反共联盟”，需要张其昀陪同并参与意见，急电召他赴台，从此进入“中枢”，是以在办学方面让钱穆站到台前，他自己隐身幕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