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鹏飞：波澜壮阔的新中国外交

​作者简介：齐鹏飞，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伴随着“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三次伟大飞跃，外交经历了由“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到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局面。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为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和发展营造了一个对我有利、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和国际环境。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正焕发出强大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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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过70年的开拓进取、锐意创新，我国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为积淀和支撑，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并不断开辟新境界，步入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时代，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和地位逐步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

70年的新中国外交，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经历了大起大落、大开大合的沧桑巨变，其历史发展进程之复杂，绝不逊色于同期新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领域的风云变幻，同样给我们留下了丰富而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和现实启示，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思想遗产，值得我们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总结和汲取。

站起来的新中国谋求“和平共处”

自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前，新中国以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崭新形象逐渐站稳国际舞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经济建设创造稳定的国际环境。

1949—1959年：“和平共处”外交的奠基和逐步成型。新中国成立伊始，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彻底清除旧中国遗留的丧权辱国的外交遗产，抵御和破解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于新中国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维护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努力争取以完全平等的身份和地位重返国际舞台并发挥积极作用和影响。为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以“三大外交政策”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本内容的一系列外交理念、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经过卓有成效的工作，初步打开了新中国外交的新局面。同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建交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其中同苏联签署的标志性和示范性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为新中国第一个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顺利推进，建构了一个战略大后方和支撑点；抵御和破解了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军事干涉和战争威胁，通过抗美援朝、抗法援越以及在我国东南沿海的解放战争，赢得了朝鲜停战、印度支那和平和解放东南沿海岛屿的胜利，创造了相对稳定的周边和平环境。通过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两个重要的国际舞台，树立了新中国“热爱和平”“维护和平”的国际形象，新中国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逐步为国际社会理解和认同。新中国在成立的第一个十年，同32个欧亚非国家正式建交，迎来了历史上第一个建交高潮，逐步在国际社会和国际关系体系中赢得了一席之地，为以后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重大、更积极的作用奠定了一个较好的基础和历史起点。

1960—1968年：新中国“和平共处”外交的曲折发展。这一时期，美国对越南的侵略战争把战火烧到了中国南部边境，构成了对中国的严重军事威胁；同时，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交恶后，苏联百万大军进驻中苏边境地区，对中国进行讹诈和军事威胁。由此，我国外交工作的重点，由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一边倒”，逐步转向了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霸权主义并同时发展与两个“中间地带”的关系，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和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以及一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对于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已经独立的国家维护民族独立的行动，新中国不仅给予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支持，而且尽最大可能提供经济援助，这一工作是当时新中国外交打开新局面的突破口和重中之重。这一时期，周恩来三次访问亚非国家，正式提出了处理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和对亚非国家援助的八项原则，并再次强调，世界上所有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应一律平等。在这个过程中，新中国同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得到了全面发展和加强，1960年至1964年，新中国同14个亚非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迎来了以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第二次建交高潮。推进睦邻外交政策，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有所突破。通过友好协商和外交谈判，我国先后同缅甸、尼泊尔等陆地邻国妥善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签订了正式边界条约，使新中国与这些邻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由于彻底摆脱了历史纠葛而得以全面发展。同时，在发展同法国、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有所突破。这一时期，我国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使新中国在国际社会和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地位、形象和影响力逐步提升，已经成为独立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9—1978年：“和平共处”外交的大调整。面对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为抵御苏联的霸权主义，毛泽东提出了联美抗苏“一条线”战略，外交政策出现了大调整和大突破。60年代末，我们党敏锐捕捉到美国尼克松新政府释放的改善中美关系的信号，并予以积极回应和互动，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走向和解。从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乒乓外交”、基辛格秘密访华，一直到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两国领导人经过直接会谈，于1972年2月发表了举世瞩目的《中美联合公报》，中美关系的改善取得重大突破。1973年1月，中美决定互设联络处，中美开始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在此冲击下，日本政府也积极调整对新中国的外交政策。1972年9月，中日两国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宣布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揭开了两国关系发展的新篇章。在欧洲，从《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到1973年，欧共体9国中除爱尔兰外均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三次建交高潮。同时，1971年10月，在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下，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打开了多边外交的新局面。这反映了新中国在国际社会、国际关系体系中地位、形象和影响力的全面提升，标志着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敌视中国、孤立中国政策的彻底失败。

富起来的新中国推进“和平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我国外交理念、战略和政策也开始进行全面的调整和嬗变，在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反对霸权主义的目标外，还要努力实现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对我有利的、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和国际环境的新目标。

1979—1989年：新时期“和平发展”外交的大转折。邓小平将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十年国家外交的指导思想精辟地归纳为“两个重要的转变”，“一个是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一个是根据这个判断相应地调整对外政策，这是我们的两个大变化。现在看来，这两个变化是正确的，对我们是有益的，我们要坚持下去”。这一时期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尽管波折不断，但是都经受住了严峻考验，总体发展态势平稳；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长期陷入僵持局面的中印关系、中越关系逐步改善并实现正常化；中朝关系、中巴关系的传统友好关系在新形势下得以进一步巩固和提升。1983年，同非洲国家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四项原则的提出，为新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全面、深入地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在推动南北对话、南南合作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多边外交方面，我国积极参与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外交活动，全面加入各种国际公约和国际多边条约，坚持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和地位主持正义、担负责任，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截至1989年年底，新中国的建交国总数上升到137个，超过了联合国成员国总数的三分之二。一个对我有利的、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和国际环境正在初步形成。

1990—2002年：新时期“和平发展”外交的大突破。进入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国际格局发生了颠覆性的巨变，面对新机遇和新挑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放在第一位，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中国外交趋利避害、有守有攻、有所为有所不为，在韬光养晦稳住中国这个“后冷战”时代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的阵脚的同时，坚定不移地“走出去”，继续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逐步打开了中国外交在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新局面。这一时期，以“后冷战”时代新型“伙伴关系模式”的兴起为契机，新中国逐步与一些大国建立了不同程度、不同范围、不同性质和不同类型的“伙伴关系”，大国外交继续保持着全面、稳定、均衡的良好发展态势。妥善解决与邻国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中俄、中越之间的陆地边界问题全面解决，中印、中不边界问题，也达成了通过平等协商、友好对话的和平方式来最终彻底解决的基本共识。这从根本上消除了我国睦邻外交的历史障碍，极大地破解和平息了“中国威胁论”。在东北亚，中韩正式建交后，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发展势头迅猛。在东南亚，在同印尼复交，同新加坡、文莱建交后，新中国与东盟十国的关系逐步改善并全面发展，“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同时，我国继续把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作为最重要的同盟军，继续全面支持和援助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这个可以彼此信赖的“全天候朋友”。在多边外交方面，我们首次倡导的多边外交机制从“上海五国”逐步确立并发展为“上海合作组织”，产生了重大的国际影响；从恢复关贸协定缔约国地位到加入世贸组织，新中国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大趋势，对外开放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同时，我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和国际关系体系中，更加全面深入地参与并大力推进以联合国为重点的国际组织的多边活动，包括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改革活动、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发起的一系列旨在促进“南北对话”、加强“南南合作”的活动、由联合国出面主持的和平调解国际争端和地区冲突的活动等；在区域组织上面，我国积极参与创建并大力推进上海合作组织、博鳌亚洲论坛、东亚首脑会议、中国与东盟“10+1”和中日韩与东盟“10+3”定期会晤机制、亚欧首脑会议、中欧首脑定期会晤机制、亚非首脑会议、中非首脑定期会晤机制等的多边外交进程，更加重视有效利用由我国主办的以各种国际会议为载体的多种形式的多边合作机制。这一时期，我国的多边外交呈现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活跃的局面，表现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发展态势，不仅极大地改善和提升了中国在国际社会、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地位、形象和影响力，而且直接推动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截至2001年年底，新中国已经同160余个联合国成员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一个新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前所未有对我有利的、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和国际环境已经开始全面性、整体性地呈现出来。

2003—2012年：新时期“和平发展”外交的大收获。进入新世纪，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我国综合国力稳步提升，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以“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和“建设和谐世界”为核心的外交理念。“按照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总体布局，全方位开展对外工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积极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加强战略对话，增进战略互信，深化战略合作，妥善处理分歧，探索建立和发展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两国关系尽管波折不断，但总体上还是在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的大方向上稳步向前推进。中日进入邦交正常化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但仍然在维护双方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有效管控危机。中俄两国“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型的战略伙伴关系进入健康发展和稳步提升的新阶段。中国与欧盟之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巨大进展，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合作局面。在睦邻友好方针政策指导下，我国积极开展双边合作和区域合作，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将中国的睦邻外交推进到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全面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深化传统友谊，扩大互利往来，通过援助和投资等方式，真诚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自主发展，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和共同利益。高度重视联合国作为国际多边机制的核心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更加积极投身于联合国多边外交当中。新中国日益成为国际社会一个负责任的建设性大国，成为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并努力作出贡献的国家。

强起来的新中国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变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和奋斗目标，有效强化“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底线思维”，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决心和意志，对外交理念、思想、战略不断进行全面的理论和实践创新。

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深刻洞察人类前途命运和时代发展趋势，洞察世界各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的发展趋势，顺应并引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倡议，为人类社会实现共同发展、持续繁荣、长治久安指明了方向、绘制了蓝图，体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同世界共同发展相统一的全球视野、世界胸怀和大国担当。

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普惠均衡的全球治理体系。针对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和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成为大势所趋的新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发掘中华文化中独特的治理理念和智慧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突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意愿，呼吁推进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建立客观反映国际力量对比现实的全球治理体系，提出全球治理观、新安全观、新发展观、正确义利观、全球化观等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为人类破解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等难题指明了方向和路径，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讲好中国故事、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

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深化对外战略布局，深入实施“一带一路”建设，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交往格局更加丰富完整，欢迎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为推动世界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七年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最亮丽的两道风景线——“领袖外交”“主场外交”硕果累累。仅仅是习近平总书记个人出访，就近50次逾80个国家，参加双边或多边国际会议近百场。新中国主场举办了30余场重要的国际峰会，有数百人次的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议会领袖、政党领袖来华访问。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与时俱进地坚持和发展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基本方略，开创性地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积极推动人类社会更加和平和繁荣。

自1949年成立至今，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新中国外交理念、战略和政策的具体内容不断调整，但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宗旨、性质始终没有变。独立自主外交，就是“平等外交”“和平共处外交”“和平发展外交”，就是“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推进共同发展，就是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营造对我有利的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目前，新中国已经由成立当年仅10个建交国发展到近180个建交国，几乎在所有重要的国际组织和国际事务中发出了中国声音。新中国外交经历了自“弱”至“强”、自“局促”至“从容”，一路风雨走来，终成今日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奋斗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外交的新局面，终成今日以“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负责任大国”身份活跃在国际社会、国际关系体系中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外交的新局面。

70年前，毛泽东在新中国开国大典前夕的那番政治预言已经成为了真真切切的现实：“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积极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可以预见，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随着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将焕发出更大的生机和活力，为我国乃至世界和平、繁荣和发展创造更好的国际环境和广阔前景。

文章发表于《前线》杂志2019年第10期，转载请注明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