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新中国一同成长｜张纪中：当制片人，得有胸怀

编者按：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们邀请了几位在各自领域早有建树的文艺工作者，他们大都出生于1948年至1955年之间，请他们聊聊自己与新中国一同成长的经历。

张纪中，1951年5月23日出生。导演、制片人，监制、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会员。

1987年，张纪中拍的第一部电视剧《百年忧患》，获得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1989年，由张纪中担任导演的《有这样一个民警》获得第十届全国优秀电视剧“飞天奖”。2003年，由张纪中担任制片人的《射雕英雄传》获得新浪2003年年度人气电视剧金奖。2004年，由张纪中担任制片人的《天龙八部》获得第二十二届中国电视金鹰奖。2007年，张纪中凭借《神雕侠侣》获得第三届电视剧风云盛典“最佳制片人”奖。2011年，凭借新《西游记》获得中国电视剧产业20年群英盛典“突出贡献人物”称号。2012年，出席第五届上海大学生电视节颁奖典礼，并获得“特殊贡献奖”。2015年2月23日，张纪中参加“第11届德艺双馨颁奖盛典”，并获得“全国德艺双馨终身成就奖” 称号 。

【以下根据受访者口述实录编辑整理】

生于西藏和平解放那一天

我出生在北京，东城区后赵家楼胡同1号，从记事起我们家就住在那里。生我那一天，1951年5月23日，西藏和平解放的日子。一出生，街上就敲锣打鼓，一问才知道怎么回事——于是我的名字就叫“纪中”，“纪念祖国大陆全境解放。”

我们家9个孩子，我排行第三。上世纪50年代，社会上运动不断，从“镇反”、“三反五反”，前后数下来五六十场运动。我父亲当年在北京有一家石棉厂，公私合营的时候，他一路被贬下来，从厂长变成了经理，再到股长，最后成了工人，好在他工资还比较高，所以那个时候家里生活条件说得过去。

小学在史家胡同小学，现在一听，嚯，名校！从1951年到1961年，这十年对于小孩子而言还是挺快乐的。课余时间基本上都消磨在看连环画了，当时一分钱两本，《水浒》、《三国》、《东周列国志》、《儿女英雄传》……大家轮着看。学校里也在宣传战斗英雄黄继光、杨连弟、罗盛教的事迹，少年时代的英雄情结是这么来的。那个时候家里没电视，有一台红灯牌收音机，我每天早上起来爱听评书，8点上课，我总是踩着上课铃进校门，经常迟到几分钟。我妈也是老师，为这事没少教育我。我现在干什么事都必须掐点儿，拍戏的时候也是最烦别人迟到。

1959年到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是饿。我那时喜欢游泳，去玉渊潭公园八一湖，坐公交车，愣是有钱在长安街买票坐“大1路”去，游完泳再“坐11路车”（两腿步行）回家，到家就饿得不行了。还有一次拿着粮票排队，恰好排到我了，饭卖没了，只好饿着肚子在工人体育馆游了一下午，回到家看到一碗放凉的西红柿汤泡米饭，二话不说，端起来吃得干干净净。香啊，现在只要馋了，那个味道还能冒出来。

1964年，小学毕业。那一年有个机会报考解放军艺术学院，景山少年宫那报名，几轮考试我都通过了，放榜的时候一看却没被录取。家姐带着我去问，一问还是爸爸的原因，政审没过。政审这事成了我们家这代孩子面前一道坎，一到考试或者有什么机会，就会感到有个无形的东西挡在前面……没进成军艺，按部就班上了灯市口中学，那是二十五中的分校，当时是男校，没有女生，我和姜昆还是同学。二十五中是北京市传统篮球强校，现在也是，培养了大批篮球健将。

我中学时代个头儿已经长到1米8，有一年就蹿了快20厘米。除了篮球，我也在什刹海体校学习击剑，西洋剑分为轻剑、佩剑、重剑，那时跟我一起练的很多都是高中生，我还没那么大气力，练的是轻剑。当年还参加了舢板队，8个人划水，1个人掌舵，我现在闭上眼睛还可以想起水拍船舷的声音。那时候还有一去处，龙潭湖有个跳伞塔，现在说蹦极是极限运动，呵呵，那会儿跳伞是全民运动，跳伞培养了我对速度的感受，以及一个男子汉的勇敢。除了喜欢体育运动，我课余也参加了电报兴趣小组，当年看了《永不消逝的电波》，李侠给我印象太深了，学电报让我练出一副好听力，后来学外语帮助也很大。

1966年“文化大革命”，“五一六通知”下发的时候我正上初二。不上课了，全国各地的学生跑来北京交流革命经验，北京的学生则四散到各地去革命串联，这就是“大串联”。学生们一路坐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住宿也不要钱。我前后有过三次串联：第一趟去了广州，回程时又转遍了武汉三镇。到广州以后，先去了黄埔军校，然后去看黄花岗烈士墓。第二趟基本跑遍半个中国，先去上海，再转道江西和湖南。进了四川后先到重庆，渣滓洞，白公馆，《红岩》里出现过的景点我都去了，朝天门也去了，就为验证小说里描写的场景。然后坐宝成铁路，钻山洞转战成都。之后又去西安，再直奔青海，从青海又回到四川，又到广西桂林，一直到湛江，最后回到北京。第三趟出山海关闯东北，大连、营口、沈阳、长春，哈尔滨……

“免费”走遍全国，之于我们那代人是荒唐岁月中的一桩幸事。“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旅行排在读书前面，祖国大好河山在我，不再是地理书上的文字，而是能历历在目的景象。上世纪90年代决定拍《三国演义》，那么多战争戏，选景是一大问题。串联的经历这时候就用上了——当制片人你得能当着一片空地“指点江山”，好的景点才能激发创作者的灵感，而好的嘴皮子才能让你把灵感完整地表达出来。比如“秋风五丈原”那场戏本来选址在云南元谋一处土林，后来改在云南陆良县彩色沙林拍摄，气势更磅礴。

从小学到中学，我不是个省心孩子，搁现在就一“熊孩子”。所以，特别感谢母亲的陪伴和教育。母亲给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我记事起父母就相敬如宾，即便在父亲总被“运动”的岁月，母亲也从来没有对他有过半点怨言。后来我读金庸先生的《雪山飞狐》，讲胡一刀和胡夫人之间，“她的丈夫在水里，她就在水里；她的丈夫在火里，她就在火里”，读到这，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父母。母亲性格极好，却也发过怒。有一次我偷抓了一把摊贩的蜜枣，母亲知道后痛哭失声，她对我说国法如炉，“你看见那生火的炉子没有，犯了法就像是把你扔在炉子里一样。”

小时候母亲会给我读《朱子家训》、《增广贤文》这类典籍，比如“黎明即起，打扫庭除”，再比如“来说是非者，必是是非人”……教给我许多朴素的人生道理。母亲还有一句，“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后来我一查，《尚书》里的话。这话在“文革”期间给我很大的警醒，就是别趁乱干坏事，打架斗殴什么的别掺和。当时有一个大型歌舞史诗《红卫兵战歌》，“拿起笔，做刀枪”，我也参与了汇演，拉大幕、搞灯光、弄舞台，反正能干什么就干什么。

到了1968年，我们这代人就该去插队了。我看到内蒙古牧区插队有报名，“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内心也向往就去了。可报名归报名，还是因为政审没有通过，没通过的还有几个“黑帮子弟”，都是父母被打倒，大家凑在一块，说不让我们去，咱们就自己去。9月份出发，走到坝上就开始下雪，靠着身上带的毛主席像章给卡车司机和牧民，让人捎上我们，借宿在人家，这样一路才到了西乌旗，到那就不能再往北走了，要查边防证。在西乌旗呆了差不多小一个月，公社找过来了，不让我们呆了。到了锡林郭勒盟知青办，大家血气方刚，当场撕了一块红绸子，划破手指写血书，“坚决扎根边疆，坚决扎根农村”。我也是第一次知道，红绸子上写血书，字是黑的。

从内蒙回京后，家已经被抄了，没地儿住。当时快12月了，班里安排次年1月去陕西延安插队，等不了，干脆先跟着前一拨去了山西原平县插队。我和弟弟，两个人拿一个小皮箱，坐了一夜绿皮车才到。在原平农村插队6年，一面学农活，什么间种、套种、轮种，然后氮、磷、钾，怎么施肥，这些我都门清儿。也组织宣传队，自己编，自己导，都是忆苦思甜的题材。农村生活娱乐少，看书时间是大把的，马克思《资本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包括人民卫生出版社那本《辨证施治纲要》都让我翻烂了，当时还跟村里赤脚医生学针灸。插队的同学谁带着“禁书”来串门，也特别受欢迎。留人吃饭住两天，《红与黑》《悲惨世界》《基督山恩仇记》《茶花女》等等，都是那时候看的。晚上不睡觉，被窝里用手电照亮也得翻完。

都是喊我“张导演”，没人叫我“张制片”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我去山西太原话剧院学习，当年有部话剧特别有名，《枫叶红了的时候》。经朋友介绍，听说孙道临先生那时正在山西电影制片厂，拍一部关于大寨的纪录片。有机会拜访岂能错过？当时孙道临住在山影厂招待所，我记得特清楚，他住在五楼，楼梯还是木质的，走上去吱吱响。进了房间，他让我坐在沙发上，自己在对面搬把椅子坐下。和这么大的艺术家谈什么呢？我诚惶诚恐，就把自己这一路经历的坎坷和有志于从事文艺工作的志向说了说。孙先生就坐在那，认真地听，末了他告诉我，“小张，一切对于艺术的追求都是从爱好开始的。既然是爱好，并没有人强迫，就要坚持下去持之以恒。无论是业余，还是专业，都要坚持。拿我个人来说，也不是从专业院校毕业的（孙道临大学时就读燕京大学哲学系），后来就进入这个行业，也是凭热爱才走到今天。”1980年，我准备去拍峨眉电影制片厂的《舞恋》前，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小食堂又碰巧见到了孙道临先生，他正在北影拍摄《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我上前打招呼，他一下子就认出了我，听说我也要拍电影了，连忙嘱咐“拍戏要注意安全”。

1980年代末，我开始转型做制片人。当时是和山西电视台合作，我做制片，张绍林做导演，拍的第一部电视剧就是《百年忧患》，当时获得了中国电视剧飞天奖提名。在山西电视台，从1988年到1991年，我们拍了很多电视剧，基本都是农村题材，这些短剧拿了不少奖，包括“五个一”工程奖。我、张绍林加上编剧石零在业界已经小有名气，有媒体管我们叫“太阳集体”。

1991年，听说央视要筹拍《三国演义》，我知道这辈子最重要的机会来了。当时张绍林已经是山西电视台副台长了，他有点犹豫，我告诉他，“你听说过某某著名导演吧，可你听说有某某著名副台长吗？”《三国演义》里“南征北战”这段是我们拍的，这段戏讲七擒孟获和诸葛亮六出祁山，基本上都是外景，北边我们到了内蒙，西边到了青海日月山，南边到了缅甸。

“诸葛出殡”这场戏我印象最深。几千人的场面，64个人抬着诸葛亮的棺椁。孝服来不及做完，后排哭丧的群众演员索性身披白布，中间挖个窟窿探出头来，腰间再系根草绳。那场戏里漫天飞纸钱的场景很经典，四吨的纸钱靠人手剪纸根本来不及，也是在饭桌上急中生智，我一看到啤酒瓶的酒标，椭圆形很像纸钱。找到啤酒厂，一打听是用铳子一摞一摞给铳出来。正式开拍那天，我们用了四台大型鼓风机吹得几十米高，漫天都是……对于观众心灵的震撼可想而知。

《三国演义》里我是“南征北战”单元的制片主任，到了《水浒传》我就是总制片主任了。可以这么说，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内地从导演中心制转向制片人中心制，我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一部戏的制片人相当于一个工厂的厂长，或者说董事长之类的角色，而导演就是总工程师。另外，制片人应该是个心理学家，特别是接手大戏的时候，怎么把全剧组上下的心劲调整好？一般而言，剧组开拍两个月的时候是个关，大家心力、体力都在一个疲惫期，容易出点幺蛾子，制片人得有备而来。其实制片人就我体会，还是要有胸怀，《笑傲江湖》里的副导演里有郭靖宇、康洪雷，当年都是富有才华的年轻导演，我愿意推他们，给他们曝光率。都在一个集体里，不要争那些名，比如“总导演”这个名头我就可以不要，但剧组上下见了我也是喊“张导演”，没人喊我“张制片”。大家心情舒畅把事儿做好，这最重要。

拍《水浒传》的时候选择演员，我的意见还是很重要的。当时我们先请到著名画家戴敦邦先生给全剧188个主要人物画了像，然后服装、化妆、道具一系列工作向画像的质感靠拢。有了之前《三国演义》的成功，《水浒传》明显更是“戏抬人”。当时首先就定下来李雪健老师来演宋江，他本来是山东人，戏里完全是用山东话表演，后来找配音却生了麻烦。李雪健不仅是戏里的“大哥”及时雨，在片场也是楷模，有他在，剧组风气就正。当年选演员，潘金莲的饰演者是个有争议的“亮点”。在我，从来不认为潘金莲本身是一个荡妇，她其实是一个悲惨世界中的女人。后来挑中台湾女演员王思懿，她的形象很清纯，但一口国语普通话得扳过来。开拍前她提前两个月进组，和饰演王婆、武松、武大郎的演员天天在一起排小品，李明启老师（饰演王婆）教她说台词，虽然不是同期声，嘴型要一致啊。王思懿当时每天还要学和面，学女红针线活，一招一式全得是那么回事。那会儿没有抠像技术，就是得老老实实进行拍摄。《水浒传》当年没用电脑特效，是因为太贵花不起这钱，不过倒也保留了写实质朴的画风。现在什么技术都有了，但人们审美层次上去了，做得差一点反倒适得其反，招致骂声。

《笑傲江湖》是我接触到的第一本金庸武侠小说，看完我就成了“金迷”，十四部小说一口气看下来，简直欲罢不能。电视剧《笑傲江湖》是内地第一次拍金庸武侠剧，在我们面前是港台近五十年的拍摄历史，改革开放后内地观众也已经接受了他们的拍摄模式，但我看到了他们的问题，比如感情线过分强调，地域限制外景单调等等。最主要的是，金庸小说本身博大精深，历史人文、生活细节、壮美景色，这些要素要想全面展现出来，整个华人世界非我们莫属。这部戏在《三国》、《水浒》之后开拍，整个团队气势是延续下来的，所以尽管当时招致一些争议，现如今回过头来看，我想谁也不能否认它的感染力和艺术性。这么多年央视改编版拍下来，我个人比较满意《天龙八部》、《笑傲江湖》、《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鹿鼎记》。《倚天屠龙记》稍逊，《碧血剑》我觉得是短篇里拍得最好的，金庸先生本人也这么认为。

现代戏里，《激情燃烧的岁月》是一个突破，当时主旋律影视剧还没有完全摆脱“高大全”，我们显然找到了主旋律另一种呈现方式。这部剧打动我的首先是石钟山的小说，我当时正在拍《笑傲江湖》，让编剧陈平给我做了个万把字的梗概，没看完就感动得热泪盈眶。第二天边找原著边召集大家，决定拍。当时投资人看到这个题材都犯嘀咕，具体的，吕丽萍是不是要换？康洪雷当时只是《笑傲江湖》副导演，之一，当导演行不行？这些都是我力排众议拍板的。这个戏拍的时候，可以说是艰苦卓绝，播出后火遍大江南北，引发了同类型一批电视剧出来，包括《亮剑》里李云龙（的形象），也是在《激情燃烧的岁月》石光荣之后。

网剧我个人并不排斥，就像现在已经有了不错的微电影，艺术形式归根结底是要为内容服务的，内容足够有感染力，什么形式在我看来无所谓。另外，好的艺术作品不是开讨论会或者靠大数据就能得来的，把流量认作是艺术品质的保证，这本身就很荒唐。作为一个艺术家，还是要按照艺术的规矩办事，不能去随波逐流。艺术家本身是一个很值得憧憬的职业，如果你真的打算去做一个艺术家，作品才是检验你艺术成色的唯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