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沙龙︱吴政纬：中国第一代明清史家发现“朝鲜”的契机

受清朝文字狱等文化政策的影响，1930年代的部分历史学家对清朝遗留的文献抱有强烈的怀疑，朝鲜文献因此显得珍贵而重要。在清入关前史、明清之际，以及清代前期等课题上，朝鲜文献的丰富记述成为明清史家赖以立论的资源。今天重思这段历程，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朝鲜文献史料？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史青年学术沙龙近期邀请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吴政纬做了题为“明清史研究与域外文献——以朝鲜为中心”的报告，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经授权择要刊出，以飨读者。吴政纬著有《眷眷明朝：朝鲜士人的中国论述与文化心态》（2015）、《从汉城到燕京：朝鲜使者眼中的东亚世界》（2017），研究领域为明清史、中朝关系史，目前关心的课题是十九世纪的东亚书籍环流。本文经吴政纬先生审定，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我今天要尝试“从一位明清史学徒”的眼光来梳理“域外汉籍”研究的脉络，尤其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朝鲜文献。我一直非常好奇，中国第一代明清史学者在什么样的脉络下“遇见”、“发现”，进而研究朝鲜文献。用我自己的话来说：“朝鲜如何进入明清史家的视界”？

在这次的报告中，我打算用几个故事和我较熟悉的史料串联起来回答这些问题，探讨域外汉籍与明清史研究的关系，尤其是以朝鲜为中心。目前我认为整个发展的脉络有三个重要的面向，第一点是清朝的文化政策及其影响，第二点清末民初的读书人，尤其是历史学家，他怎样和日本的东洋史学家沟通与对抗。第三点是科学化的历史学带来的影响。限于时间，今天只能向大家报告第一点。

文字狱背景下的书籍流通

我们先回到熟悉的“清代文字狱”的脉络里面，例如蔡显（1697-1767）的《闲渔闲闲录》案。蔡显不是什么朝廷大员，也没有什么出色的政绩，可以说是一般的读书人。蔡显在雍正七年（1729）中举，到地方上任官，然后写了一些著作。我们之所以关注他，是因为他在1760年左右，五十几岁的时候，开始刊刻他的七种著作，这个出版活动一直到1727年左右，其中就包括《闲渔闲闲录》。

在过去出版技术门槛较高的时候，不是人人都有能力刊刻自己的文集或著作。如日本学者大木康所说，从明朝中晚期开始，出版技术的革新，成本降低，贩夫走卒都能加入出版事业。其中不少人为了夸大自己的声势或者壮大自己的名望，在书的前面列举了非常多的编辑和赞助名单，同样的情况出现在《闲渔闲闲录》。第二个是古代的读书人喜欢抄书，汇集成一本书。蔡显便摘录了他觉得很好的诗词，例如“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他其实讲的是“紫牡丹”，没有其他的意思，但对于经手查办的清朝官员而言，这显然是一种嘲讽。

蔡显在1767年遇到大麻烦，他带着自己的著作跑到松江衙门投案自首。为什么会投案？因为在他的家乡那一带有非常多的士绅，认为蔡显的著作有“怨望讪谤”之语，于是在当地张贴字帖、字报，上头说要告发蔡显。蔡显感到害怕，便自行将整个过程写了下来，主动跑到官府投案。后来此事经松江府知府钟光豫（1720-1789）、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明德审阅，高晋、明德发现里头摘录的诗文问题很大，遂变成大案，牵连许多人，官方也开始追索《闲渔闲闲录》。

现在透过档案重建这个案子，研究者发现无论是两江总督，或地方上的松江知府，他们都费了很大的力气处理这件事，最终却没有办法追回全部的书籍，因为这些书已经跑到商业的流通网络中。加拿大学者卜正民（Timothy Brook）在《明代社会与国家》就有一章谈到这个概念，他说我们读了这些关于“文字狱”的奏疏、自白书之后，可以得到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卜正民指出清代中叶以后有大量的商业流通，而清朝没有管理书籍的专责单位，或者专门检查书籍的行政组织，所以官方在追查书籍的时候只能依赖现有的官僚体系，导致查禁图书异常困难。书籍既然是沿循着商业而非私人管理散发，则官方永远无法追回全部的书籍。

我自己将卜正民的说法称为“商业流通说”，藉此解释何以清代禁书总有漏网之鱼。不过最近的研究却提出一种截然相反的思路，即“中研院”院士王汎森老师所说的“权力的毛细管作用”。 王汎森老师表示，我们常常觉得官方宣布一条法律的时候，是官方透过各种管道途径告诉你这件事情，但其实不少是通过想象、猜测来了解政府的政策和法令，加上当时没有一套完整的禁书目录出现，所以很多时候你在了解官方的东西，你是猜的和想象的，而这种猜测、想象出来的界线，可能比现实状况还要严厉。

所以翻阅明清时期的古籍，例如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讨论志怪小说《三冈识略》，里头便出现“有目无文”，或是“自行删节”的现象。按照王老师的意思，即便书籍跑到商业流通渠道中，官方无法追回，但其实在这种“权力的毛细管作用”的状态之下，编辑、作者、卖书人都可能产生“自我压抑”。他们有默契地、按照官方期待地完成整个出版过程。换句话说，哪怕是流通到商业出版的回路，官方还是有办法影响书籍出版的内容。

大规模的集体遗忘

容我继续引用王老师、北京大学刘浦江教授的研究成果说明清代中叶的状况。伴随着清代前期“自我压抑”以及乾隆四十年代以降的禁书政策，其结果是一种大规模的集体遗忘，至少是公众话语中的“遗忘”，人们的知识和记忆空间被重新规范了，具体地说有三种结果：

第一个是“种族意识”淡薄，王汎森老师发现在嘉道咸时期，很多“禁书”重新出版，比如说《扬州十日记》、还有涉及“嘉定三屠”事件的书籍，那时候就能读到这样的书了。比如李慈铭读到《荆驼逸史》本的《扬州十日记》的时候，他只说“悚然增沟壑性命之感”，他感到那时候的性命怎么这么不值钱，但这似乎没能挑起我们今日想象中的“民族情绪”。

第二个是“倒错”的华夷观。北京大学刘浦江教授《正统与华夷》其中一章注意到乾隆年间出现了一种很特殊的现象，他把它称之为“倒错的华夷观”。例如盛清时期扬州学派的士人像黄文旸（1736-？）这些人往往不是站在汉人的立场上来写政论，而是站在过去我们称为“异族”的立场上来谈，所以这样讨论的过程里面，它的政治倾向和文化立场总是偏向异族王朝，而且没有任何批评，刘浦江就用“不妨从乾嘉士人民族观念普遍淡薄”来看。

接续前两种结果，第三就是集体遗忘，例如清代的读书人可能会觉得满洲人和明朝不曾发生过任何关系。我们都知道努尔哈赤接受过明朝的官衔，但一位清代中后期的读书人，可能遍寻书籍都找不到相关记载，他们甚至不会知道满洲是从何处冒出来的，因为官私的史书都不会去讨论这些事情。

用“外国史料”发清人隐晦

站在民国初年思考这整个过程的结果，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它产生了一个“后清朝历史学”的课题。我注意到部分民国初年的历史学家，他们强烈怀疑清代文献的真实性，例如朱希祖（1879-1944）在《编纂南明史计划》说：“本期史事虽清代官修之史亦有记载。……实则扬彼抑我，真相难覩，一方且大兴史狱，摧毁私史，阳以搜罗《四库全书》，阴实纠集明季史籍，大举而销毁之。”或是如孟森认为清朝官方“务使祖宗所为不可法之事，一一讳饰净尽，不留痕迹于《实录》中，而改《实录》一事，遂为清世日用饮食之恒事”。彷佛清朝历来有一种计划缜密、前后一致的大阴谋。

正是在“后清朝历史学”的结构和脉络下，“朝鲜”开始进入第一代清史学家的视界。顾颉刚（1893-1980）回顾民国初年的清史研究，认为贡献最大的是孟森（1869-1938）、萧一山（1902-1978）。孟森、萧一山着实是第一代明清史大家，但顾颉刚提孟森的著作，他居然认为成就最高的是《明元清系通记》，这反而是现在较少注意到的著作。

为什么这本书这么重要？顾颉刚讲得很清楚，他说“清代对此种史实均极力为之隐晦。孟氏搜集群籍，更旁及外国史料，作为长编。以弥补明清两史的阙漏，兼发清人隐晦的痕迹”。满洲人入关前的历史，以及明清之际的许多历史，既然清朝文献不可信，那史家就得另循途径。我们现在翻这部书便知，里头十之七八引用自《朝鲜王朝实录》（当时都称《李朝实录》）。

关于这一段历史，孟森的学生吴相湘（1912-2007）说得很清楚：

民国二十年（1931）先生北游，……翌年北平馆得李朝实录，先生检阅之余，常于课室言：治明清史学者又获一新宝库，亦其新个人生平大快事；故三年之间，无分寒暑步行往北平馆，逐卷批览，札记满桌。（吴相湘，《李朝实录对于明清史研究之贡献》）

1931年，孟森赴北京讲学，来年他便在北平图书馆看到从京城帝国大学出版的《朝鲜王朝实录》，开启他利用“外国史料”发清人隐晦的历程。

另一个大家较熟悉的是明史大家吴晗（1909-1969），尤其是他摘抄的十二册《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他也注意到朝鲜文献能够协助厘清明清之际的历史，在1934年《燕京学报》的一篇文章提到：“过去研究建州史的学者所能得到的史料只是几部禁毁幸免的明人著作和朝鲜方面的记载，其中最主要的是《明实录》。最近北平图书馆得到一部影印本《朝鲜李朝实录》，记建州初期史实极详尽，从此我们可以拿中国、朝鲜两方实录来勘会证，重新来写明清史中关于建州的一部分的记载了。”仅举这两个例子，一定程度说明当时人看重“朝鲜文献”的背景。

朝鲜文献与明清史家

透过这个“后清朝历史学”与“朝鲜”的脉络，我们能爬梳一张中朝关系史的系谱，例如“中研院”史语所的李光涛老师、以及“中研院”近史所的张存武老师。限于时间，我主要谈张存武老师的例子。张存武老师是山东临朐人，1929年生，1956年台湾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论文题目是《清天聪时代后金汗国与朝鲜的关系》，毕业后先在国立历史博物馆工作，后来很快进入“中研院”近史所，直到退休。

张先生特别有趣的是，他就读硕士的时候曾经一段时间没题目，二年级的时候，郭廷以（1904-1975）先生问他有没有题目，张先生说没有，觉得有点压力，便跑到史语所找李光涛先生。那时候李先生正在研究中朝关系史，他从抗战期间便开始大量摘抄《朝鲜王朝实录》做卡片，李先生建议张先生研究中朝关系史。此后张先生以明末清初的中朝关系史为基地，逐步开展研究课题，加上1960年代台湾史家获见成均馆大学出版的《燕行录选集》，更有助于细致地研究课题。张先生的回忆录《生平絮语》今年即将出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

从李光涛到张存武先生这一辈，继承第一代明清史家的传统，他们兼具“明清实录”、“朝鲜实录”的知识基础，正如李光涛先生他自己说的：“阅明清档案，须再阅朝鲜实录。”这是当时的研究者利用《朝鲜实录》时的概念。现在不一样，不乏研究中朝关系史，或纯粹朝鲜史的学者，不读《明实录》、《清实录》，这当然与整个分科越来越细有关。我自己的反省是，对于1960年代出现的这些历史学家而言，他们是在熟悉明清史的脉络上，进而去读《朝鲜王朝实录》、《燕行录》，整个训练方法与问题意识与现在大不相同。

最后简单整理一下今天的内容。我们从清朝的文化政策向下看，在这个“后清朝历史学”的结构中，1930年代的部分史家强烈怀疑清朝遗留的文献，而朝鲜文献顿显珍贵且重要。在清入关前史、明清之际，以及清代前期等课题上，朝鲜文献丰富的记述成为明清史家赖以立论的资源。

现在看来，当时这种夹杂着“反清”情绪的历史学走向，难免有“拿来就用”的倾向，未能虑及朝鲜文献本身的问题。但是对于现在的研究者来说，材料的“量变”已然导致研究的内涵“质变”，可以说产生非常多新的问题与挑战。

最后，朝鲜史料的位置是什么？我们怎么去理解它？晚近因为学科分类的关系，凡是涉及“域外”、“朝鲜”的文献，往往归于文化交流史的范畴。整理这一段学术史，我自己的收获是，包含自己在内过多地偏重朝鲜文献，李光涛先生一句“阅明清档案，须再阅朝鲜实录。”是熟悉明清史料后的提醒，而非偏信朝鲜文献的断言。

（四川大学中国史青年学术沙龙每月邀请海内外青年学者做客蓉城，分享新知新见，旨在消解断代史的隔阂，拆除新旧议题的门槛，从中国历史出发探索史学未来的方向。澎湃新闻将陆续刊载这一系列讲座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