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史｜我变聋了

回想起来，为了适应一条在过去10年里不断升高，然后又有所下降的噪声曲线，我可能放弃、甚至永远失去了一部分听力。

虽然住在一栋临街的房子里，一开始我没有意识到噪音可能会成为一个问题。中介打开房门后，我看到的是一间打扫得干干净的空房，除了客厅采光略微不佳，其他地方都显露出20年前多层公寓的特点：注重功能，方方正正，大厨房，以及朝南的卧室。这些特点显然都符合我的期待。

房子北面邻街，卫生间和厨房窗户下临绿化带，那里错落种植着一些常见的篱笆树种：月桂、红叶李和珊瑚树。绿化之外是小区围墙。围墙外是人行道，和上海许多街道一样，沿街是一排高大的法国梧桐。

房间朝北的窗户都关上了。我打开窗户，听到一种并不强烈但持续不断的街声。我想这都只是细枝末节了。

的确也是细枝末节。上海的房价处在第二个快速上涨的周期末尾，恐慌气氛虽然不像后来那么浓厚，但工作带来的稳定和满足已经荡然无存。工作较早和有先见之明的人已成功摆脱了这种恐慌，反过来指点说，资产价格这种脱离工资上涨曲线的不正常飙升，是无法维系的，而敢于冒险的实干家这时候正忙着寻找一切可能加杠杆。

缺乏经验和首付金的新手莫衷一是，本能地倾向于相信那些符合自己性格的判断。这些人中的一部分之所以能够买房，要么因为她们是女性，拥有不可思议的经济本能，要么就是作为男性，到了结婚的年龄。

这证明了家庭社会学的一个常识：在外部环境动荡，社会发生剧烈转型的时候，往往是女性的决心和行为维系了作为社会制度的婚姻。并且，通过稳定婚姻制度，她们让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进程多多少少变得平滑了一些。阶层对抗最剧烈的时候总是带有性别歧视，就是这个道理。

一年后我们搬进了这套房子。从北边街道传来的声音存在感也随之变强了一些。要知道我们当时从事着很容易导致神经衰弱的职业，生活和工作没有明确的界限，长时间阅读，高强度的脑力劳动，都对睡眠有程度不一的影响。如今，这些无法度量的影响有了一个明确的抱怨对象：街上的噪声。

那并不是一条繁忙的街道。上海的私家车数量也许比现在要少一半，离窗户不远处有一个公交车站，但公交车的班次不多，停靠频次也不高。和街道上的人流一样，噪声在一天中并不是均匀发布的，也有早晚高峰和一些次高峰。

但噪声的问题不在于剧烈，而在于持续。你醒来的时候就会听到它，你睡去的时候它并没有消失。就像长期独居的人突然要接受一个室友一样，困难的环节在于心理建设。你必须容忍它的存在，承认自己对此无能为力。

实际上，噪声在过去10年中的分布也是不均匀的。这条街道再也不会回到10年前，它上空的噪声水平同样如此，但噪声的高峰期也过去了——一条地铁和两个大型商业中心已经完工，周围能拆迁的房子已拆迁殆尽，临时性空间几乎都消失了。

我们对噪声无休止的抱怨也渐渐消停——我不知道是环境真的安静到了不会激起愤怒的程度，还是身体经历漫长的调整后，最终适应了噪声。也有可能是我变聋了。我想这是一种社会性和有选择的身体失能，也就是通常所谓的人到中年。

（作者系摄影师，现居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