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的一堂非虚构写作课

何伟（Peter Hessler），生于美国匹兹堡，著名作家、记者。1996年，赴中国重庆涪陵生活两年，后于1998年至2007年移居北京，担任记者与自由撰稿人。2010年后，举家移居埃及开罗。2019年8月，搬至四川成都，并于同年秋季起任教于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著有关于当代中国的三部纪实文学：《江城》（River Town）、《甲骨文》（Oracle Bones）、《寻路中国》（Country Driving）。

文 | 萨库拉

本文由作者授权转载，首发于豆瓣

川大江安校区的文科楼不大，但因为走错了区，等找到正确的教室，离上课只剩一分钟。能容纳四十人的教室已经坐满，从隔壁搬来一把椅子放在靠墙的过道，陆续还有人加座，最后上课的人大约有五十个。

何伟身穿一件绿色格子衬衣站在讲台前，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已经五十岁，手边放了一瓶百事可乐。

2011年，《寻路中国》中文版出版，我第一次读到何伟。同年何伟从美国举家迁往埃及，这时他已经离开中国四年。仿佛一个时空错位，当何伟书写中国的时候，还没有人认识他，而当读者迷恋上他笔下的非虚构世界时，他已经不在中国了。

失去了何伟的观察和记录，对中国来说是一种损失，而何伟离开中国还有整个世界。

所以八年后，得知何伟出版了关于埃及的新作，决定搬回中国时，只想到四个字，失而复得。他不仅再次定居在我的家乡四川，计划呆五年，而且还在川大开课教授非虚构写作。简直是失而复得三重大礼包。

尤其是他要教非虚构写作课。

这门课全名Introduction to Journalism and Non-Fiction，由川大和美国匹茨堡大学合作成立的匹兹堡学院开设。学院一年学费六万五，全英语授课，学生可以在大三或者大四选择赴匹茨堡大学，毕业时同时获得两个大学的学位。何伟正出生在匹茨堡，不知道跟他选择这里作为回归的落脚点有没有关系。除了非虚构写作，他每周还会教两节英语课。官网上显示他的职位是助理教授。当然，他不会在乎。我猜他回中国来首先选择教书，大概是为之后的写作做经济和素材上的储备。毕竟从目前获得的信息来看，他计划只教一年。

课程的名额只有15个。想上课的学生需要先向何伟提交自己写过的文章，最后被选中坐在这个教室里的都是幸运儿。开学第一堂课是同学们一对一采访，然后写一篇人物短文。这次是第二堂课，一开始，便是何伟选了其中三篇，请作者亲自读出来。

“Read it loud。”何伟说大声读出你写的文字，会更容易发现问题。他写作的时候需要一个单独的房间，因为他会反复朗读，特别“聒噪”。每当一个学生读完，他便着重圈出其中的一个段落，引出一个写作要点。比如非虚构写作中，有时可以用一大段对话来表现人物，比如当采访对象不愿意向你敞开时，可以用“I tried to take a guess”来进行推测性的叙述。他表示以后的作业都会公开在课程内部的网站上，同学之间可以彼此阅读，不要害羞，因为“Nobody is perfect in this class。”我很喜欢他说的这句话。

读完作业，正式进入这堂课的内容。何伟在投影上列出了三个问题，给每个人发下一张小纸片，要大家写下自己的答案：

1. 你怎么描述你的社会阶层？

2. 你怎么描述你父母在你这个年纪时的社会阶层？

3. 你怎么定义现在中国存在的社会阶层？

第一直觉是，何伟对中国现在的阶级问题感兴趣。他收回大家的答案，像收集某种素材，并没有进行任何具体的评论，转而引出乔治奥威尔的答案——乔治奥威尔定义自己是“lower-upper-middle class”，上中层阶级中的底层。

何伟问学生中谁读过奥威尔，一位男同学说读过。

“哪本？”

“《1985》。”

“是《1984》的续集吗？”何伟笑。

简直是今日最佳。

他介绍奥威尔的生平：父亲是政府官员，出生在印度，考入英国最好的伊顿公学，周围都是富家子弟，毕业后却选择去殖民地缅甸当警察。他说奥威尔有一种“class insecure”，是他读大学时也感受过的。那时他因为拿了奖学金，需要为学校工作，被分配到食堂分发饭菜。他站在那里，“serving my classmates”，而每个人都知道他为什么会干这个。“Tense”，何伟用这个词形容那时的氛围。讲到奥威尔后来深入底层过穷苦生活，他问，“哪个中国现代作家也是对阶级的衰败有感知的？”有人答莫言。他说，是鲁迅和张爱玲。

何伟是想用奥威尔讲“Immersive Journalism”，他在投影上打出这两个词。为了写圣诞节时的监狱，奥威尔想方设法让自己住进去。何伟也分享了自己的故事。他读中学时，地方上兴起摩门教，因为一夫多妻制等教义，引发很多争议。为了真正了解他们到底是什么，他跟着信摩门教的同学去传教，穿着和同学一模一样的摩门教服装，挨家挨户地敲门。他强调服装很重要，如果他穿的是平常的衣服，不会感受到人们对摩门教的态度。他建议大家可以穿成农民的样子，去试试看别人会用什么不同的态度来对待你。这个故事真的是“三岁看老”。跟他后来在涪陵当英语老师，在怀柔三岔村租下房子，开车从东到西自驾中国，都异曲同工。他一直身体力行着Immersive Journalism。

The Falling Solider

接着讲奥威尔参加西班牙内战，何伟投影出一张著名照片，《The Falling Solider》，是西班牙内战中一名士兵中弹的瞬间。奥威尔自己也喉部中弹差点死亡，他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描述了这段经历。描写濒死经历大概是Immersive Journalism的极致了。何伟向大家读了这段文字。那时的作家纷纷表态对西班牙内战的立场，但奥威尔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却很客观，何伟说他不是那种“take a side”的作家。何伟自己也何尝不是如此。作为一个外来者面对飞速发展的国度中种种光怪陆离时，仍然能保持平和客观的书写，不带预设立场。

但即便奥威尔这样的作者，也会收到退稿信。何伟给大家看一封《动物农场》的退稿信，来自T·S·艾略特。当年也许给奥威尔带来打击，现在已经成为文学爱好者的笑谈。“保留你收到的第一封退稿信”，何伟说。他自己就留着《江城》的退稿信。“我以为没人会对一本写中国的书感兴趣。”而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动物农场》退稿信

课程进行到后半段，何伟着重讲《A Hanging》，奥威尔用此文记述了在缅甸参与的一次绞刑。何伟发下材料请大家阅读，并且分小组讨论，每个小组拿到不同的问题。对学生来说，在短时间内读完英文全文可能有些吃力，何伟也希望以后把阅读材料提前放在网站上，请大家课前读完，不必再占用课堂上的时间。他对旁听生一视同仁，让我们也加入讨论。

讨论时，感觉中国学生对这种比较自由的上课形式不是很习惯。由于时间不多，同组的姑娘建议我们各自分工，每人负责一道题。但其实重要的并不是答案，而是讨论的过程。事实也证明，何伟并不会评判学生答案的对错，他只是引导，启发，最后说出自己的理解。他讲为什么奥威尔在冷漠的死刑现场加进来一条欢腾的狗，讲将死的人仍然下意识避开地上水坑这个动人的细节，他尤其希望学生可以注意到文章中人称代词从头到尾的变化，从“We”到“I”再到“We”，代表着作者什么样的立场转变。

我们小组拿到的问题

最后何伟留了这堂课的阅读作业，读两版《江城》的序言，看看作者为什么要make editing，然后是他收录在《奇石》里的《Under Water》，以及苏珊奥尔琳的《American Man， Age Ten》。

无法知道他下堂课会讲什么内容了。因为课间休息的时候，匹兹堡学院的一个女老师走进来，希望旁听生可以离开教室，没有人反应。她只好委婉地表示旁听生这次可以听完，“但从下周开始，这门课便不设旁听名额”。因为平时几乎没有人的匹兹堡学院，一到周三便出现大堆外来人员，院长有点慌。“这门课太受关注了。”非常中国式的理由。

抛开学院的私心，其实也能理解。何伟决定15个选课名额时有他的考量，需要批改每个人的作业，上课要进行小组讨论，像今天每个小组轮番回答就占用了大量时间，人太多不利于真正的教学。本来还在计划怎么打飞的来旁听完这学期，可惜没有机会了。而小组里一个选上这门课的姑娘却说，因为跟专业课的时间冲突，她要放弃这门课。

只恨自己已经不是学生了。

两小时三十五分钟的课结束。很多人在讲台前围着何伟，拿出准备好的书，何伟一一给他们签名。

我默默离开。走在桂花飘香的校园里，消化今晚接收到的庞大信息，一时还走错了方向。

等走到校门口，忽然看见路边站着一个人，戴着鸭舌帽，背着双肩包，背影像个学生，穿着那件熟悉的绿色格子衬衣。正是何伟。他准备打车回家。心脏一通狂跳，终于还是鼓起勇气走上前去。

跟他聊了刚才的课，他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专门从北京飞来，以后不能再旁听很遗憾。聊到他一本作品的电影改编，曾经跟我接触过。当时想了很久，不想玷污喜欢的作品，最后还是拒绝了，因为对导演没有信心。“他手头应该有很多项目吧。”何伟笑。“那你怎么看自己作品的电影改编？”“交给他们吧，我有我的事情，有很多东西要写。”他很淡然。

那一刻，我突然也豁然开朗。

他一直在摆弄滴滴，无法成功。我帮他看了一下，需要先付清上一笔打车费，但何伟说他明明是第一次用。确实，当他还在中国时，滴滴还没有兴起。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骗子”，何伟说。他用微信支付了9块钱，终于叫到了车。

何伟离开的十二年，中国日新月异，相信他回来后的这五年，会收获更多的惊喜。

我的车先到，他的车还有三分钟，看来他今天回家应该没有问题。我放下心，跟他道别，“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合作”。

我要好好努力才行呢。

还有一句话没有说。

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到你关于中国的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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