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一丹：怀旧是为了铭记我们精神的DNA

你有高兴的事吗?

没有。

那你有心事跟谁说呢?

没有谁。

你给你妈妈打电话吗？

没有。没有妈妈电话号码。

那你有事怎么办呢？

不怎么办……

这是2006年8月，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敬一丹与《新闻调查》栏目组在四川农村采访留守儿童时，一个9岁男孩与她的对话。

2006年，《新闻调查》播出了这期留守儿童节目

“当时采访的时候，我就又心疼又担心——一个9岁的孩子，跟人交流的时候竟然有如此深的隔阂和距离，将来他会变成什么样?”

2019年8月，敬一丹回访当年的留守儿童家庭

时隔13年后的2019年8月末，在河北沽源某酒店大堂一个安静的角落，敬一丹回忆起当年采访过的那几个留守儿童，依然充满牵挂，心绪难平。

敬一丹走在当年采访的乡间小路

作为中国老百姓最熟悉的央视主持人之一，敬一丹在《焦点访谈》工作了整整20年，与她名字和时间轴相关的还有《一丹话题》、《东方时空》、《新闻调查》和《感动中国》等几档知名电视栏目。稳健大气又不失感性细腻的主持风格，让她成为许多观众心目中值得亲近和信赖的“国民大姐”。

2015年4月30日，敬一丹最后一次主持《焦点访谈》。同一天，媒体公布了她正式退休的消息。其后为数不多的几次媒体采访中，敬一丹被问及最多的就是“退休之后有什么打算、会去做什么”之类的问题，她的答案几乎都与公益有关。她也曾对媒体坦陈，对公益这件事的态度和行为，甚至已经成为她看人的一个指标。

敬一丹、王梓木夫妇沽源公益行

走下央视主播台的近五年间，敬一丹将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了公益，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选择。她的丈夫、华泰保险公司董事长王梓木携团队发起的“小小铅笔”公益项目于2014年启动，以偏远农村地区的支教活动为主，至今已坚持六年，先后走过20个省、市、自治区，帮扶国内34所学校。这些年来，敬一丹也一直是该活动的忠实参与者。此次与《公益时报》记者面对面，就是缘于“小小铅笔”在河北省张家口市沽源县长梁乡寄宿制小学的公益探访。

仿佛回到童年时代

当天上午的活动，敬一丹担任主持人，由她设计推出的“我要说”环节，吸引了很多孩子的目光。

“从来没有上台讲过话的同学请举手。”敬一丹笑着问，台下呼啦啦许多小手举起来。她就从这些孩子当中挑出几位，让他们上台，先自我介绍，然后给大家说说自己的理想和愿望。有的孩子羞涩，低着头迟迟不敢张嘴，敬一丹就轻轻将小家伙揽在怀里，低头耳语几句，然后拍拍小家伙的肩膀，鼓励他重新面对观众。像是被施了什么“魔法”似的，这孩子刚才还木讷羞涩，瞬间就变了个人，开始落落大方地介绍自己。台下，很多孩子笑得前仰后合，有的连蹦带跳地拼命举手，希望自己也能上台说几句。

站在舞台一侧的敬一丹静静地看着这一幕，也跟着大家一起笑起来，快乐而满足。

“我要说”环节结束时，敬一丹说：“刚才同学们都看到了，平时完全不擅长当众讲话的同学，只要勇敢地走上台来，就一定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我想告诉大家，每个人都是有潜质和天赋的，学会表达自己，你们都能做得到。”

正是初秋时节，沽源山区已经十分寒冷。晚间八点左右，素面朝天的敬一丹穿着休闲防风外套，轻轻捋了捋被风吹乱的短发，恬淡安静地坐在了《公益时报》记者对面。64岁的她面容清丽，身姿轻盈，难怪有人总惊叹岁月垂青赋予了她令人羡慕的年轻态。当然，保持年轻的“奥秘”于她而言再简单不过——活在当下，忘记年龄。

采访中，敬一丹和记者聊的最多的，是她在2018年末，用母亲珍藏68年的家信编著成的一本书——《那年那信》。

当年母亲确诊罹患癌症，为了让母亲在治疗期间有精神支撑，也为了给她留下美好恒久的记忆，敬一丹将原本打算慢慢完成的家信出版加快了进度。她反复品读，精心筛选，从1700多封家信中选出不同年代、不同时期的信件，用“信中信”的结构方式讲述其背后的故事。最终，敬一丹写了30封信给家里三代、四代的孩子们，希望能让他们重温当年厚重的历史记忆。

“这本书信集中经过的很多年代都是我们大家有集体记忆的，比如饥荒年代、十年动乱以及后来的社会发展变化。比如我跟我妈妈写的几封家信就很有时代烙印—— ‘妈妈，今天发布票了，一个人24尺’，或者说‘今天给你寄去15斤全国粮票’，还有‘过春节了，今年春节每家给半斤花生、半斤大鱼、半斤小鱼、半斤肉’等等，这些记忆都是很有时代感的。”

说起每一封信背后的故事，敬一丹十分动情。她说，当年写下这些家信的时候，她和弟弟也不过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因为生活的重负，他们不得不变得非常琐碎。现在回头再看那些充满柴米油盐的信件时，觉得格外珍贵，亦凸显着独特的价值。

让敬一丹感到安慰的是，《那年那信》这本书的诞生让病中的母亲十分开心和欣慰，这也是老人在2019年4月离开人世前，读的最后一本书。

“我妈妈身边的医护人员也看到了这本书。我觉得这些医护人员在看过这本书以后，与我妈妈相处的时候，应该会有更深的精神沟通。那些护士都很年轻，看完书以后主动跑来和我妈妈合影，说‘奶奶还有这样的经历啊!’”敬一丹对母亲最后的时光刻骨铭心。

与敬一丹四十分钟的交流过程中，《公益时报》记者总能感受到她对家庭与亲情的眷恋，对弱势群体的悲悯与关怀，这个时候的她，散发着浓浓的人文气息和俗世温暖。

而作为职业媒体人，在观察今天这个时代，述说媒体人的职责和使命时，她又十分趋近于“冷色调”——逻辑严谨、冷静理性。

当记者问起“新闻深度报道在新媒体时代是否还有未来”时，她的回答严肃而笃定——“如果人们失去了深层次思考问题的能力，那就是一种危险。在目前的媒体发展现状下，还能坚持做深度报道的人，显得特别可贵，这样的媒体人是需要职业感的。”

采访中最让记者难忘和动容的，是敬一丹的几次哽咽，还有她终于没能控制的热泪——讲到自己对当年采访过的留守儿童生活成长的担心，她哽咽了;讲到那些承载着一家人历史记忆的家信，以及那段岁月对于自己生命的意义，她哽咽了;讲到母亲在终将离去之前的那些日子中品读《那年那信》的情景，她终于无法自持地流下了热泪。那一刻，她毫不掩饰自己对母亲深深地爱与思念;那一刻，她流淌着热泪的双眸充满无声的力量;那一刻，她是如此真实的敬一丹。

那么如何看待公益?“公益的内涵绝不仅仅是给予，真正深入公益的人都会觉得，其实自己从中获得的更多。”敬一丹如是说。

访谈

公益本真：

获得远远大于给予

《公益时报》：很多人站在外缘看公益，觉得很热血、很激情，但真正深入其中去做公益项目的时候才发现并不容易。这方面您有没有体会?

敬一丹：仅就“小小铅笔”这个公益项目而言，从最初立项、设计及至联络沟通这些前期的具体工作，我并没有介入，但在后期参与过程中，我也是有思考的。“小小铅笔”公益活动立足于教育，主要体现于支教。而随着近年国内教育发展形势的变化，我们的支教内容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比如早年间，国人大都很熟悉“希望工程”，参与度也较高。“希望工程”最初是以建校舍为主要支持方式，随着该项目的推动和深入，慢慢地你会发现，很多农村最好的房子大多是校舍。我们的“小小铅笔”也是同样，最初是给孩子们建电脑教室，捐赠一些文具和学习用品，尽可能提供一些物质帮助。随着时间推移，你会感觉到，现在即使是一些穷乡僻壤的乡村学校，对物质的需求也不是唯一的，有的学校其实更需要另外一种支教，比如有关素质教育的一些内容，比如拓展孩子的视野，还有怎样才能给孩子更多快乐，这些更多属于精神层面的助力和支持，可能是当下孩子们成长过程中最为需要的。

敬一丹鼓励孩子们“我要说”

我在“小小铅笔”活动中跟孩子们交流的主题是“我要说”。我告诉孩子们，“我”，意味着你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不管你生在城市或农村，不管你身处光鲜之地或无名角落，你都是独一无二的，你可以有自己的思想;“要”，你要有愿望，要有作为一个正常人应有的各种追求和欲望。我们应当鼓励孩子们拥有自己的愿望;“说”，你要有自己的表达。人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才能，每个人表达的方式有所不同。有的孩子是通过绘画、跳舞、唱歌等这些艺术的表达方式呈现自己，而说话则是一种最基本的表达方式，不管将来做什么，它都应该是一种基本能力。所以我对孩子们说：“你们要勇于通过说话来表达，我也相信你们每个人都有这种潜质。”

现在每当我走到孩子们中间，这(鼓励每个孩子大胆表达自我)就是我很想做的一件事，我觉得这件事的意义甚至超过了送给他们一些文具或者其他物质上的帮助。

这次我们来张家口开展“小小铅笔”活动，我觉得最有意义的是，除了给当地学校捐赠电脑教室以外，华泰保险还和中国儿童中心合作，请来美术老师，送给孩子们十个月的美术课支持，既培养孩子们的美术素质，同时也培养他们的美术老师。我特别欣赏这种做法，这就是适应今天需要的一种支教。在此过程中，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在今天的教育环境下，我们的支教要如何做到“雪中送炭”?其实这个“炭”是因校而异、因人而异的。

《那年 那信》：

拼接民间不可替代的岁月烙印

《公益时报》：2018年夏天，您甄选了若干封家信，出了一本新书《那年那信》。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您出版这样一本颇有年代感的家信集，只是单纯对家人、亲情记忆的一种纪念，还是想跟读者分享更多?

敬一丹：我小的时候，我家保存了很多家信，就放在床底下的一个木箱里。最初是我爸妈之间的信件，后来孩子们慢慢长大了，我妈妈就有意识地培养孩子们养成一种写信的习惯。最初还不太认字的时候，就画一幅画，放在我妈给我爸的信封里;后来慢慢会写几个字了，就在我妈妈信的末尾附上几句话;再到后来自己也能独立写信了，就成习惯了。等我少年时代的时候，写信就成了生活必须。上世纪60年代中期，社会非常动荡，很多家庭离散，我们家也是如此，一家人被分成了四五个地方，我爸我妈分别在干校和学习班，我姐成了北大荒知青，家里就剩下我和我弟弟。这种情况下，我就成了我们家负责四方联络的写信人。那时写信就成了一种沟通和寄托情感的表达方式，后来我妈妈就将其中的大部分信件保存了下来，晚年的时候她专门整理了一下， 从1950年到2018年，时间跨度为68年，大约有1700多封信。

此时的我也开始怀旧了。(哽咽)我在重读这些信的时候，又是笑又是泪。我从中看到了我的少年，看到了我们家从1950年一直走到现在四世同堂的轨迹和记录。后来我越读越觉得，这个记录不仅仅是一个小家的记忆碎片，它更是一种社会记录。其实中国千家万户的个体记忆在时代的洪流中都是一种碎片，将这些碎片予以拼接，它就是一个社会的图景。它是一种来自民间的不可替代的岁月烙印，所以我就越来越觉得很想和读者分享这份来自家庭的个体记忆。

敬一丹为读者签名

《公益时报》：1700多封家信的精华，如何取舍、如何体现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敬一丹：我从1700多封家信中选出不同年代、不同时期的信件，用“信中信”的结构方式来讲述这些信背后的故事。最终我写了30封信给家里三代、四代的孩子们，希望能让他们重温当年的厚重记忆。因为我不愿意忘记这段岁月。也很想让我家的孩子们知道。但如果一下子把那些泛黄的上千封信件堆到我女儿面前，她可能会无从下手啊，这跟她有什么关联呢?这时候我作为媒体人的惯性就起作用了——我就想到，可以用讲故事的方式，抽出这些信里最能和他们共鸣的那部分内容，以家信为基础给孩子们讲故事。我采取了“信中信”的这种方式，给我的女儿、侄子、外甥写信，讲述和他们最近的那个亲人与信相关的故事，这样就把那些最有年代感、最能和他们产生关联的、最能和读者产生共鸣的信件编选了进去。等我编完这本书看的时候，自己也觉得很有意思——家信么，就要这样!就是七大姑八大姨的，就应该充满着浓厚的人间烟火味道，弥漫着那种特别久远的历史感。

本来这件事情我是想退休以后慢慢做，让我可以从容地考虑。后来我加快了进度，是因为我妈妈得了癌症，我想让我妈妈的这份珍藏成为一本书，让我妈妈看到。(哽咽)最后编成这本书的时候，我妈妈正在做放疗，我把书送到了她的病床前，给她带来了一种特殊的精神支撑。因为这是她用了几十年时间用心经营的一个家，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无比珍惜留下来的这些信，现在变成了可以和大家分享，也能为她带来精神慰藉的这样一本书，这也是我妈妈读的最后一本书。书完成之后，我觉得我好像是我妈妈和我女儿之间的一个接力者，我用我女儿这一代能够接受的方式，给他们讲了一个家族故事，我也从我妈妈保留的几千封信里找到了最有价值的东西进行传播，我觉得这件事很有价值和意义。

前不久我去了北戴河的阿那亚，当地社区有一些非常珍惜家史的业主，他们已经出了三本厚厚的家史集。他们和我坐在一起讨论如何能更好的记录家史，留存家史。我觉得大家都有这种感受很好，说明大家都不愿意忘记。有人说“你这样过于怀旧了”，的确，有的人面对某一段有痛感的历史时都会有意识逃避，但我就是要怀旧，就是不愿意忘记过去。我们付出代价的那些经历不应该被忘却，而且要让我们的后代知道。有人就说，知不知道又怎样呢?现在的80后、90后、00后生活比他们的前辈要幸福多了，有那么丰富的生活内容，面前有那么多的选择，为什么一定要让他们知道先前的事情呢?但我觉得，只有知道了他们前辈所经历的，他们才有更多的参照。怀旧是为了铭记我们精神的DNA，也让我们知道自己的血液里流淌的是什么。

忠实记录：

媒体人助力社会进步的职业使命

《公益时报》：作为央视资深主持人，你经历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转型等最重要的几个节点。你曾说“道德问题”一度成了自己职业生涯中最为困惑的事情。其实这也是我作为媒体人一直在试图寻找和探究的。不知道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你是否有了答案?

敬一丹：只有探寻，没有答案。我们做的每一期节目都不是句号，都是逗号，删节号，都等待着下一个探寻。当年我办《一丹话题》的时候，是把一些问题停在了道德问题的层面，然后我就去了《焦点访谈》。到《焦点访谈》之后，依然有一些问题是持续关注的，好像几乎是我从业一直到退休，这么多年始终在持续关注某些相同的问题。比如说教育、贫困，而且教育和贫困经常是缠绕在一起的，且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们记录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媒体人该做的。记录它，不一定能够解决它，但记录它可能会唤起更多人对它的关注，也许可以推动它往前走一步，走一步也是好的。你不可能说，我们做一个节目就能促成一个问题彻底解决，那就对我们这个工作认知过于简单了。

留守儿童刚刚出现的时候，我就开始关注这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特殊现象，它既是经济问题，又是教育问题，还是社会问题，最终引发了个人命运问题。最初我做经济节目的时候，关注的是流动人口，那时候这个群体被称为“农民工”，再后来叫“进城务工人员”，这些称呼也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不停地变化。当这些人慢慢在城市增多，不知不觉他们身后也多了一群孩子在出生和长大，留守儿童出现了，同时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务工人员的孩子也出现了，打工子弟群体因此形成，这些我一直都在关注。

13年前我曾经做了一期节目就叫“留守儿童”，今年8月初，我到四川回访了13年前我采访的三个留守儿童。按说13年后的我已经都退休了，为什么还要去回访呢?因为我退休的时候曾写了一本书叫做《我遇到你》，在那本书里有一章叫“草样年华”，这一章里收录的都是我采访过的孩子，这些孩子都是有着不同的困境，都是在很边缘、很角落的地方默默生长着，有着像草一样强大的生命力，但有时是被忽略的。他们不是“花样年华”，他们是“草样年华”。比如说“艾滋孤儿”、麻风村的孩子、被忽略的女童、打工子弟和留守儿童。

那时候我就想，退休以后，是否能有一种方式让我与他们再度相遇。我特别想知道，在这个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后来的他们变成了什么样子?他们个人的命运会怎样呢?他们个人的变化又折射出社会的哪些变化呢?终于，就在这个夏天，我和新闻调查的原班人马，又回到了四川的邛崃和遂宁，去寻找我们当年采访的留守儿童。这三个孩子都找到了，他们都已经长大成人，有的已经成了妈妈。我很欣慰的是，他们还好，没有像我当年担忧的那样，成为“问题儿童”。

原班人马 重返故地

但现在问题是，他们的孩子又成了新一代的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仍在外打工。变化在于，新一代外出务工者所从事的工作，不像父辈那样盖房子、修路等单纯出苦力的体力工种，他们现在做的是安装互联网宽带、开塔吊、设计城市街道的广告牌等相对富有技术含量的工作。而且他们拥有了非常便捷的通讯条件，可以每天和自己的孩子视频，这就使得孩子不像他们当年那样，有那么多的思念之苦，以至于带来性格上的封闭和扭曲。

时光荏苒，当年的孩子已成了大小伙子

有意思的是，这次去四川采访的时候，我觉得我没退休。到了当年的采访现场以后，很自然就进入了工作状态，好像中间并没有间隔多长时间，一下子就回到了现场。

当年的一位留守儿童如今已经成了妈妈

《公益时报》：嗯，在很多观众的心里，你没有退休，还在一线。

敬一丹：因为从始至终，我对这些留守儿童的牵挂是一直贯穿着的，所以面对他们的时候，我依然有好奇。(哽咽)我特别想了解他们，对他们的未来我依然要有关注，我回来之后和他们依然保持着联系。我想看到他们快乐平安的生活。

点击视频观看本期《新闻调查》

【9月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播出了这期名为《十三年后又见到你》的回访特别节目。敬一丹告诉记者，制片人和编导都看好回访方式，准备陆续开启回访系列。敬一丹说：“我觉得，这种对弱势群体的持续关注，就是一种深度调查，也体现了一种公益精神。”】

深度报道：

保持个体深层思考的镜鉴

《公益时报》：当下新媒体的发展很迅猛，传统媒体被碾压的发展空间愈加有限，甚至一定程度上成了碎片信息发布的集散地。所以有人感慨“深度报道”已死。作为资深的新闻媒体人，你觉得这个时代还需要深度报道吗?

敬一丹：当然需要了。如果没有深度报道，如果我们都是停留在很浅层次的思考，时刻处于那种注意力很分散的情境中，如果人们失去了深层次思考问题的能力，那就是一种危险，是一种让人担忧的现象。但深度报道将来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传播，这是可以研究的，也是我们都要面对的。然而，今天新媒体的发展方式就只能传播那些碎片的东西吗?可不可以传播深度内容呢?其实也可以啊!比如说，我们现在不怎么看纸质杂志了，但其内容通过新媒体方式传播，它依然能够保持自己的深度，而且有着较为独特的观察角度。虽说现在很多年轻人并不看纸质的报纸了，但并不等于新媒体的内容就没有传播价值。比如说，现在《人民日报》纸质印数也就300万左右，但其新媒体用户数量要达到大约3、4个亿，而且我注意到《人民日报》微博微信客户端传播的一些内容也很有质量，所以不是说新媒体就只能传播碎片信息，这也是媒体的今天啊。

《公益时报》：那你觉得对于当下媒体来说，观察和发掘深度报道的难度是否也比之前大了许多?

敬一丹：应该是这样的。在目前的媒体发展现状下，还能坚持这么做的人，就显得特别可贵，今天还能坚持埋头深耕深度报道，这样的媒体人是需要一定的职业感的。

《感动中国》：

慰藉亿万国人的温暖力量

《公益时报》：今年是你主持《感动中国》的第十七个年头。有人会觉得敬一丹是否有“感动疲劳”?特别是当这个社会产生诸如“老人跌倒不敢扶”这样一些社会现象时，“感动”似乎也成了一种奢侈品。你怎么看?

敬一丹：17年和《感动中国》相伴，对我来说是一种幸运的“遇到”，其实我挺需要它的，尽管它未必需要我。因为其他的主持人也可以主持《感动中国》。我需要它是因为，我需要信心。如果我永远是面对着早期《焦点访谈》所揭露的那些阴暗、问题以及各种麻烦，我的心情也会灰暗，也会导致我看待未来的时候未必总是有信心。但恰恰是《感动中国》这些人让我觉得，对未来是可以有信心的。好在还有他们，我始终是有这种感觉的。其实我在没退休的时候对自己就有一个检验指标：假如说我看到《焦点访谈》曝光的那些事情不再动心，不再气愤，那我就不能再从事“媒体人”这份职业了。对《感动中国》也是、假如说看到这些人我不再感动了，那我也就不胜任了。其实动心是一个媒体人的指标。

《公益时报》：良知。

敬一丹：对，你会动心，你才会有特别合适的一种表达。应该说《焦点访谈》和《感动中国》是两极，一边很冷，一边很暖，我恰好是幸运地遇到了这两个节目，它使我达到了一种平衡。其实它们中的哪一个都并非社会的全部——那些舆论监督节目不是生活的全部，而是生活的一面;《感动中国》也不是芸芸众生中的全部，他们是那些最暖的、最让我们有信心的人。当你了解了这两面以后，再加上日常，这就比较接近生活的真实。就不至于很极端地每天抱怨激愤，也不至于说看到《感动中国》的那些人们，就觉得生活是理想和完美的。这些都会给予我一种持久的力量，我觉得平衡的才是持久的。

为什么那么多人在每年的早春时节期待看到《感动中国》这档节目?也许他们这一年来心里积累了各种情绪，经历了不少困难和挫折，当他们看到这些令人温暖的人和事的时候，心里还是会动一下吧。它当然也不会改变生活的全部，但我相信，这种情感潜移默化也是一种力量。

《别喝彩，我们仍在坎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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