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祁观︱告别后冷战：大国竞争军事准备

冷战胜利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红利，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得到巩固，政治上定于一尊，军事上独孤求败。

单极时代的美国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与许多敌人交过手，而这些对手的体量、技术及组织能力都与美国不在一个“位面”。后冷战时代美国的多次主要军事干预与战争均发生在欧亚大陆或欧洲腹地，这些对手虽处在地理上的腹地，却是地缘上的“帝国”边缘。

当前，美国开始以“大国竞争”的回归作为自身全球战略的基调，其焦点又回到了如何在东半球、欧亚大陆及其周边域内（如近海、远洋）预防和阻止“新王登基”。在西太、东欧这两个潜在的新战线上（特别是前者），美国所要面对的是技术能力、装备质量与数量、训练水平、作战思想、后勤动员等方面均在提高的对手。

当美国的对手在阅兵场上、训练场上一次次检验、打磨和展示新质战斗力时，美国开始了告别后冷战时代的军事安全战略大调整。在新兴大国奋力争取机会窗口的同时，美国也在强调面对军事大国时如何确保战略和战术上的“优势窗口”。

大战略回归

大国军事竞争定位的确立，标志着地缘政治“大战略”的回归。相较后冷战时代和后9·11时代在“帝国边缘”地带的军事介入及长期的治安战，回归的大国竞争“大战略”要求美国从全球、跨地区、跨领域的层面进行军事安全准备，而非聚焦于单一地区、国家或领域。

这种回归相承于美国自参加一战以来对欧亚大陆的战略认知。在某种意义上，欧亚大陆之于美国类似于欧陆之于英国。任何一个有可能大范围集中欧亚大陆资源和力量的国家都会成为美国的离岸平衡对象。

麦金德与马汉的结合，或明或暗地主导了美国的大战略思维。确保美国能够相对自由和低成本地获取东半球的资源与将东半球纳入其全球经济版图，是美国大战略的长期主题，无论美国政客与政策决策者是否如此明确表态。听其言，在官方战略中，如最近的重返亚太、印太战略，都表明了这一定位。观其行，美国过去一个世纪的战争经历、军力发展重点、结盟策略等等，无不指向这一战略定位。

基于这一定位，美军始终是一支进攻型的外线作战军队，拥有最强的远程力量和火力投送能力，拥有遍布欧亚大陆关键节点的基地、补给、预置力量、情报监控网络。

在大国竞争思路下，欧亚大陆出现以下两种情况的任一一种或同时出现，美国便会做出军事上的准备：一个或多个大国可能在欧亚大陆及其周边各域（近海、远洋、电磁、太空等）获取压倒性战略优势；欧亚大陆的美国盟友及伙伴国家无力对这一新兴大国进行遏制。

威慑与战争准备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大国竞争成为美国军事战略基调后，迅速成为美国军费政治的主要元素。无论是军费鹰派，财政问题上较为保守的共和党人，还是坚持国防与非国防开支挂钩的民主党，在大国竞争需要也应该花更多钱的观点上是一致的。从奥巴马执政后期到特朗普上台这几年，这种意见一直是主流。

如果参照美国自身的高标，由于整体财政状况、赤字压力、两党政治和程序成本掣肘，现在的军费局面并未达到大国竞争旗手们的理想状况，或者说单靠大国竞争的定位无法支撑高标的军费增长与扩军、换代，但不断攀升是事实。

大国竞争给了美国过去几年军费持续增长、创新高的原动力。

目前美国的军事准备在战略与常规力量、威慑与作战思想、重要资源的使用、军事动员能力几个方面都有所展开。战略力量方面，五角大楼做出了几年内战略威慑能力现代化的数十亿计划；未来将装备新型战略导弹核潜艇、新型隐身轰炸机；不断提高多层导弹防御网的建设，从侦察探测能力、指控系统到杀伤载具，升级工作全面铺开；退出《中导条约》，加强陆基中远程火力建设，提高对军事大国的区域威慑能力、对时间敏感目标的打击能力。

常规力量方面，美国的军事准备重新回到针对同级别能力和体量的对手，将作战能力聚焦于规模相对大的高强度、高技术常规军事冲突。这与过去几十年在欧亚大陆腹地与中小国家及非国家行为体作战是完全不同的。

为此，美军加速空中力量的隐身化；在海上重新强调制海权的争夺与掌控，由后冷战时代的由海向陆与近岸作战能力建设重新转向舰队防空与反舰能力；加强各军种远程打击能力；提升本已独步全球的情报、监视与侦察能力，包括太空军事能力；强化电子战与赛博空间的攻防能力，特别开始着重攻的环节；多管齐下开发高超声速武器，提升对时间敏感目标的快速反应能力；将无人化与人工智能技术引入指挥和杀伤链条，从情报收集与分析、目标甄别到任务规划，在“人在回路”的前提下缩短杀伤链，提高大国竞争中对稍纵即逝机会的把握能力，维持并尽可能重新扩大“优势窗口”。

作战思想方面，美国对于亚欧大陆新兴军事强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力量担忧已久，即便反介入与区域拒止不是这些国家的官方战略，其军事力量发展也并非单纯以反制美国为目标。美军以此为假想作战环境，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探索，如陆军与空军的“多域作战”、陆战队的“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海军的“分布式海上作战”。

这些新方案虽都处在不成熟的发展阶段，且各有侧重，但在战争规律演变的大方向上，体现了一些共同特点。它们都强调：进一步深度融合；多个域的打通（陆、海、空、天、电、网）；战场密度进一步降低，即每一级作战单元的责任区范围继续上升；在提升单一平台能力的基础上同时弱化平台作用，更加侧重平台间网络的作用；提高新概念、新技术的开发和使用，如无人化和人工智能。

能力建设方面，由于对手逐渐缩小了与美的军事能力代差，五角大楼内外开始更加严肃地看待美国国防技术与装备的开发与采购效率，核心目标是提速，连带目标也包括减缓成本攀升。这些目标的达成无法单独依靠五角大楼自身的改革与合理化流程实现，也不仅仅是政-军-工互动的结果，而涉及到更大范围的国民经济调整，如从奥巴马到特朗普政府都一再强调的产业回流和再工业化。不过开发流程的合理化非常必要，如新的“804条款”，将产业和产品开发的优先级别重新置于五角大楼冗繁的办公室、案牍工作之上，在武器系统开发流程节点之间形成优化和必要的重叠，给予军方特别是作战部队更大的发言权。

同样在能力建设方面，为了应对大国竞争，美国开始重新关注国家动员能力与潜力的建设、战备水平的维持与提高。在这方面，经历过世界大战与冷战对抗的美国并不陌生，也并未自废武功。但是在与类似体量与质量的对手交锋时，在高技术、高强度、高烈度冲突中，如何确保后勤、人员、弹药、信息等方面的持续保障，对于当前的美国来说仍是个相对新的问题，如其关键军兵种的战备水平便是一个问题（相对美军自身高标而言）。不同于对付那些“我家大门常打开”的中小对手，美国将无法自由、安全地确保战场单向透明，无法将弹药消耗视为“去库存”而开始大规模提高关键装备（如防区外导弹）的储备，无法维持绝对的制空、制海权，无法以相对低的成本自由进出作战区域。

总之，美军将不再是那支拥有“上帝视角”和动辄“开挂”的军队。在大国之间即便是短周期的冲突中，美军乃至美国如何保证可持续的战斗力输出，都会是一个新挑战。

长期斗争准备与韧性

美国政界与军方认为大国竞争与“帝国”边缘地带最大的不同是长期存在的斗争灰色地带与所谓的“混合战争”。情报、赛博攻防、舆论战等领域的交锋将长期存在。

“多域作战”概念便不再把大国竞争和军事冲突简单理解为交火，而是在冲突光谱的左右两侧均做了延展，“冲突左”包括政治影响、颠覆活动、网络攻击、信息舆论战等，冲突过程包括各个域能力的综合使用，强调一体化、融合、远程打击，冲突右则是重新进入威慑与僵持状态或更理想的在战略态势上成功削弱竞争对手，完成对东半球崛起大国的压制。

为了在这条延长了的冲突光谱上取得优势，美国不仅在做着前述调整，也拥有很好的基础。对于美国所认定的战略竞争对手来说，今天的美国依然是太过强大的存在。在硬件上，美国有全球基地网、质与量皆超班的航母体系、最好的攻击和导弹核潜艇、隐身化程度最高的空军机队、遍布全球的海底声纳阵、最为完善的卫星网络等等。在软件上，美国在过去百年经历了世界大战的洗礼、两极对抗的考验、单极世界的红利收割，在资源动员和整合、训练和作战思想创新等各方面都拥有最为丰富的经验。

此外，美国拥有坚厚的技术等能力积累，并在此基础上拥有很强的纠错能力。在后冷战时代的“误判”坐实后，便展现了很强的调整能力，如从装备到思想重新对制海权的重视、在平台代差优势逐渐被缩小后重网络轻平台的转向等等，无论是“第三次抵消”思路还是空海陆军的“穿透型制空”、“分布式杀伤”、“多域作战”，以及特朗普政府通过建立“太空军”对于太空资产整合的特别强调，从历史尺度来看都是在极短时间内做出的反应。落实过程中虽有军费水平不尽理想、国民经济去工业化后的质量和成本控制问题等困难，但对于美国这种体量的霸权国来说，能够在沉重的“帝国包袱”下做出战略和行动层面的迅速调整，不能不说是体现了其军事安全机器的强大、弹性和韧性。

面对这样一个从质到量都依然优势明显、且颇具弹性韧性的美国，对于被其所认定的军事竞争对手来说，过去几十年的成就巨大而令人鼓舞，但前路依旧坎坷，唯有俯首砥砺，与时间赛跑，与自己赛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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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祁昊天，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