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行进与反思：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本土萌生的社会文化史研究从1988年起至今已经走过30年的历史，适时的总结十分必要。作为后发的史学领地，有人把它视为一门新兴学科，有人把它视为一个新视角和新方法，还有人把它视为一种史观或理论范式。它究竟属于文化史的一支还是社会史的一支，该如何定性，莫衷一是。首都师范大学梁景和教授认为，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对它进行深入的理论探索以及在特定理论框架内进行科学的历史研究，把更为丰富多彩的研究成果呈现在读者面前。

为推动国内社会文化史理论与方法的探索，首都师范大学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于9月21日召开第三届“西方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北京师范大学、山西大学、中山大学、湖北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国家博物馆和首都师范大学等多个高校、科研院所的40多位专家学者莅临参会。本次会议以探讨西方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发展和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为主题，以下选取部分报告略作介绍。

作为社会文化史的开创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刘志琴研究员受邀发表致辞。她讲到，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促使她开始关注文化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具体形态，并逐渐把文化研究和社会史相结合，从文化史转向社会文化史。同时，她也表达了对年轻学者的期许，希望他们立足中国本土，把中国文化与现代学术话语相融合，努力实现社会史研究的本土化。而且，在研究社会个案时，背后一定要有宏观的视野与思考，这样才能使研究真正深入中国文化本质，真正建构立足于中国本土的知识与学术理论体系。

与会学者合影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社会口号背后的时代命题

在主题报告环节，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葛静波报告的论文题目是《从歆羡到仇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的形成》，试图从概念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角度审视20世纪前30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形成的历史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社会各界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这些问题的认识变化。

葛静波认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复杂的情感变迁与认同过程，大约有前后相接的三个阶段。首先是“帝国主义”概念在晚清时期的东来，此时，中国的有识之士提出要向日本学习。其中《清议报》在1901年分四期连载的浮田和民的有关帝国主义理论的文章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读者通过日本人的帝国主义视角，开始关注帝国主义，一时间报刊登载与帝国主义相关的文章数量激增。第二个阶段是一战前后，中国人反日意识增强，“日本帝国主义”观念逐步形成。特别是在五四运动期间，当时群众性运动的矛头主要都是指向日本。虽然当时还未出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口号，但这股情绪已经开始急速酝酿，“抵制日本”、“取消二十一款条约”等反日口号遍布各地。到国民革命时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口号已经很流行了，但在当时“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打倒帝国主义”这两个口号之间存在一定的紧张冲突，社会各界反帝观念并不一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虽然很流行，但并不是当时公认的反帝革命的首要目标。在第三个阶段，日本成为中国首要敌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成为民族革命的首要目标。尤其是在1928年日本第二次出兵山东、制造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频繁出现在中国各地的反日集会上，国民党在国耻纪念宣传大纲中也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列在各种口号首位。此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逐渐成为使用频率最多的反帝口号，中日对抗逐渐上升为中外矛盾冲突的核心。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最终成为中国民族主义革命的最高目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也从一种社会口号、文化观念变成了一种实际行动。可以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一社会口号切中了近代中国发展史上的重要命题，是近代中国人挽救民族危亡的重要见证。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常利兵指出，从概念辨析的角度，还需把握好对“帝国主义”本身语义的本意和引申义的理解与区分。比如最初马克思对“帝国主义”的这个概念的使用，可能更多的侧重在世界贸易或者殖民扩张、资本原始积累这样一个意义上来使用。也就是说，要把“帝国主义”概念在中国引进的过程放在当时世界格局里去理解。

研讨会现场（左起：梁景和、刘志琴、李长莉）

“自梳女”、女学生与“武女”——他者眼中的三种女性形象

中山大学中文系彭敏哲副研究员报告的题目是《近代画报中的女性形象的他者建构与日常叙事》。清末民初，画报伴随着知识分子“启蒙思想、开启民智”的诉求应运而生，同时也反映出近代中国社会性别的复杂关系。彭敏哲发现，《时事画报》、《赏奇画报》与《点石斋画报》在当时社会极受欢迎，而且对于女性的书写更多地瞩目于她们的日常生活，从这三者入手有助于探究近代画报对于女性形象的建构并发掘背后的时代话语变革。

首先是对“自梳女”的描绘。自梳女是华南地区一种女性不婚的特殊习俗，这一时期画报更多将之视为社会“陋俗”而进行视觉呈现。如《时事画报》1907年第9期《以死赖婚》记述西樵坑边乡的何姓女子在父母病故后自行梳栊，誓不出嫁，却遭未婚夫家强迫，终于绝食而死。画面表现的正是何氏女被男子强行抓住，路上行人则指指点点，交头接耳的情形。近代画报对于这种“自梳”习俗予以激烈批判，那么，如何改变女性的这种愚昧？画报创作者们给出了一条重要的途径——兴女学。近代画报呈现了丰富多彩的女校图景，着力描绘“女学生”这一新女性形象。如《时事画报》1906年第13期《女子精神》描绘了女学生被大雨淋湿后仍坚持上课的情景。但是，彭敏哲也指出，画报中的女学议题虽有启蒙开智的现代性，却仍然将女性羁縻于传统性别规范之内。“女学生”形象所要表达的其实是启蒙文人所试图建立的一种看似全新、却仍受控制的社会性别规范。

《女子精神》

在近代画报的语境之中，在自梳女和女学生之外，画报还建构出另一种新女性形象，就是体魄强健、身怀武功的“武女”，以象征强健国族与正义精神。《点石斋画报》便曾在《新妇擒盗》中描绘了“武女”阿英，她不仅胆识过人，精于拳棒，还擅用洋枪，在她出嫁当日，还以武力反抗劫匪。图画中的她躲在树后，有勇有谋，打得劫匪落荒而逃。这展现了女性勇敢过人的胆识和强健有力的体魄，也体现出一种济困扶危、匡扶正义的侠义精神。

最后，彭敏哲总结道，中国女性形象的建构与时代话语、社会变迁有极大关联，近代画报记录了近代女性从闺阁走向公共空间，从个体走向群体，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变过程。“自梳女”提供了一个两性观念对峙的案例，她们的诉求淹没在男性所掌握的社会话语权里，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新女性”让两性的话语统一起来，女性的自我追求和男性的期望达成了一种共识。而“武女”是启蒙文人在时代风潮之下的另一种呼吁，是男性知识分子将积贫积弱的国族困境投射到女子身上所形成的时代特征。

国家博物馆与北京师范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后孙颖同样关注近代女性的身份意识与社会参与，与彭敏哲的研究相映成趣。她依靠大量史料详细梳理了1912年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发生的驱逐校长吴鼎昌事件，女学生们在教育环境和师资队伍的改善方面提出了要求，也极力争取女子应享有充分的教育权。她的研究表明，此次学校风潮，与当时兴起的反缠足运动、女子参政运动，一同构成了中国近代女性争取自身权利、积极参与社会的整体景象。

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儿童教育的新任务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张瑜博士报告的题目是《培养接班人：集体化时代儿童的教养之道》。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是集体化时代儿童所接受的核心价值观和幼儿教育的核心目标，具有十分鲜明的时代特色，也成功塑造和赋予了儿童新的角色、定位与属性以及一种新型的“儿童——国家”关系。

张瑜试图从儿童立场出发，以集体化时代不同时期学前教育的发展为线索去揭示集体化时代，甚至是20世纪更长时间内有关儿童教育观念的变迁。中国的托儿教育20世纪50年代初农业合作化时期才真正发展起来。当时，由于生产的需要，在解放妇女劳力的语境下产生了农忙托儿组织和幼儿园，幼儿教育逐步发展起来，这才真正填补了农村儿童从出生到上小学这一时期区别于家庭教养的空白。此时的托儿组织大多建立在传统互助的基础上，基本遵循“保育为主、教育为辅”的原则。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对儿童的教育与塑造，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儿童的角色与定位愈发清晰。到集体化时代仍延续了根据地时期重视儿童培养的传统，且不断强化。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儿童被动地接受了政治教育、参与宣传政策，这种自上而下、由外到内“成人式”的教化，不同程度地压抑了孩子们的天性，他们是否理解和接受，则从不被考虑。到了集体化时代后期，政治浪潮逐渐平息，国家的主要精力集中到恢复社会经济和国家建设上，幼托事业也获得了重新发展的机会，此时的儿童教育回归到了“儿童本位”。此时党和国家重新调整了儿童观念，认为儿童是未来国家建设的主力军，儿童入托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解放妇女劳力，更重要的是为未来打好基础，尽快承担起国家建设的大任。

东北财经大学赵倩副教授同样关注近现代中国的社会教育问题，她以北平地区的民众教育馆作为考察对象，经仔细研究发现，从社会阶层来看，以收入较低的“贫民”、“平民”阶层等为主。从区域分布来看，以城厢及郊区居民为主；从职业分工来看，以学徒、铺伙、小贩、撂地艺人等为主。她认为，从社会文化史角度出发的分析，使社会教育重点施教对象生动、丰满起来，也使站在民众的角度评判社会教育实施效果、审视社会教育改造模式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