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通中西文化第一人”——利玛窦的“北京经验”

利玛窦（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

编者按：作为迄今所知进入北京的第一位西方耶稣会士，利玛窦曾为中西文明交融做出重要贡献。他不仅带来了大量近现代科学知识，还绘制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幅世界地图（即《坤舆万国全图》）。此外，他主动采姓汉名，换上中国儒生服装，制定尊重中华民族文化的宣教方式，后人称之为“利玛窦规矩”。种种对于今日中西文化交流亦不无启示。本文节选自北京大学教授欧阳哲生《十七世纪西方耶稣会士眼中的北京》，全文可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北京作为"东方文明的交汇点"，她所展现的宏大与辉煌，始终是诱惑西方的一盏明灯。利玛窦是我们迄今所知进入北京的第一位西方耶稣会士，此举在西方人看来是"登上了月球"。在外人不得随意进入内地游历的背景下，其进京确是充满了神秘和传奇。因此，利玛窦的"北京经验"作为一个范本，向后来的耶稣会士解答了三个问题：一是如何进入北京？二是如何在北京留下来长期居住？三是如何在北京开展传教活动？利玛窦留下的日记、书信及其回忆录，为我们探讨这些问题，提供了较为完整的答案。

利玛窦从进入中国境内起，就将进入北京、请求皇帝允准传教作为自己的目标。1595年他在南昌传教时曾获得一个陪伴兵部侍郎石星进京的机会，然而事情的进展并不如意，他走到南京就被迫止步了。他向罗马方面报告这一消息时，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想要进京的强烈愿望。利玛窦第一次进京是1598年从南京乘船沿大运河北上，途经江苏、山东、直隶三省。通过此行，利氏对大运河在向北京供应物资方面所发挥的功能有了清晰的了解，这也许是利氏"北京经验"的最早收获。利氏的另一个收获是对沿途所经重要城市的纬度作了精确测量，其中北京40度，"这就纠正了那些只凭想象认为北京位于纬度50度的人的错误"。而从南京到北京的距离为3335视距尺。这大概是西人第一次对于南京至北京的距离和纬度的精确测算。

9月8日利玛窦进入北京，这一天正是圣母圣诞节的前夕。进入利玛窦视野的北京城，与此先他所居住的南京城风格迥然不同，他对这两座城市做了比较：

城市的规模、房屋的规划、公共建筑物的结构以及防御都远不如南京，但人口、军队、政府官员的数目则超过南京……皇宫建筑在南墙之内，象是城市的一个入口，它一直延伸到北墙，长度贯穿整个的城市并且一直穿过城市的中心。城市的其余部分则分布在皇宫的两侧。这个皇帝的居处不如南京皇宫宽阔，但它建筑的雅致和优美却由于它的细长的线条而显得突出。由于皇帝不在那里，南京已逐渐衰微，象是一个没有精神的躯壳，而北京则由于有皇帝在而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利氏特别留意到北京人"在多灰尘的季节"戴面纱的习俗，"面纱的质料非常精细，可以看见外面，但不透灰尘"。"戴面纱的习惯对神父们是恰合时宜的。在战争岁月里，外国人走在街上多少有些冒险，但是戴上面纱，他们可以愿意到哪里就去哪里，不受干扰地旅行。"面纱竟然成了掩护神父们活动的面具。

像马可·波罗一样，利玛窦对北京居民使用的燃料--煤发生了兴趣。"这是一种从地下挖出来的化石焦，象列日（Liege）附近的比利时人所用的那种一样。"第一次进入北京，利玛窦遇到的一个难题是持有汇票却不能在北京兑现，这反映了当时中西方汇兑制度的差异和隔阂。

利氏本人对于北京之行的报告现未公布，详情不得而知。美国神父邓恩后来如是评价利玛窦第一次北京之行：

这一次的北京之行，使利玛窦对作为明王朝都城的北京，其政治上的作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使他更加确信传教工作需要耐心和慎重，同时也坚定了必须建立一个可靠的联络网的信念。这趟旅程也使他们获得了其他方面的知识。在一路北上的途中，利玛窦和郭居静以太阳为参照物，测算出他们所经过的大城市所在的纬度，他们还以中国的"里"为长度单位，测量出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的距离。到了北京之后，根据这些数据，利玛窦认为当时的中国与马可·波罗所讲的"契丹"是一个国家。以后，耶稣会士在利玛窦的基础上继续工作，"通过比较和研究在中国、印度以及欧洲所发生的一系列的月食的观察结果，熊三拔确定了北京的经度。与此同时，庞迪我也计算出了从广东到北京的多数主要城市的纬度"。

1600年5月18日利玛窦第二次获机从南京北上，不料在天津遭到太监马堂的扣压，经过神宗的"御批"才得以放行，并终于在1601年1月24日到达北京。利玛窦最初被安排在"四夷馆"居住，这是明朝接待外宾的馆舍，利氏在札记中留有对"四夷馆"的详细记载。不久，神宗打破西人不许长住京城的"祖制"，破例允许利玛窦一行居留京师，并配发相当的俸禄，利氏如实地报告了这一突破性的进展：皇上"恩准我与四同伴居留京师，一如准许供职朝廷的回教人或鞑靼人居留北京一般。因为曾多人相告，在中国获此特恩，颇不容易，而这特恩为我等传教事业却非常有利，因为蒙准居住北京，获皇上恩赐生活费一事，在中国社会中甚受重视，虽然所获为我们全体会士的开支仍显不够，但我及四位同伴则可终老京师，且如已往和在朝廷供职的人一样，有诵经及行动之自由"。最初的两三年，因购置房产费用太高，利玛窦一行挤住在一间不大的房间里。直到1605年8月他们才在城南宣武门找到了一处固定住所，"修建了一间漂亮宽阔的礼拜堂"，这就是南堂的前身。

最早由利玛窦主持修建的北京南堂

在第二次居住北京期间，利玛窦获得大量第一手北京的材料，丰富了他的"北京经验"，现在保留的1602年-1609年期间他所撰写的19封书信，体现了他的这一收获。从利玛窦书札中，我们可清晰地获得利玛窦在北京的传教活动和发展教会组织的线索。据利氏自述，到1604年，北京会院除他本人外，"尚有庞迪我神父与费奇规神父；修士有徐必登与石宏基；另外有学生两人，他们被视为耶稣会中之人，给我们助一臂之力；我们一共十六人，大家每日皆很忙碌。"他们当时已可自由传教，制作了世界地图，甚受中国士人的重视。1605年他们在北京印刷了日常经文、信经、天主十诫以及其他有关天主教信仰的种种问答，分发给中国各教会使用，"这样中国教友有了统一的经文与要理问答。这册较以前使用的与原文更符合"。这一年"北京教友增加一倍，在领洗簿上登记的已有一百人以上"。"其中几位颇有地位，所以在教友数目字上我们不如其它教会；但如以教友的素质而言，我们却在其它教会之上。"1606年，"有三十六人受洗，弃婴不计在内"。徐光启的父亲在这一年的复活节领受洗礼。1607年，利玛窦遇到了一次攻击，但得以安然渡过难关，会务工作继续获得发展，"我们给一百三十、四十个人付了洗，部分来自城市，部分来自乡间"。到1608年，北京教会发展到三百余位教友，"多为知识分子，是好教友"。现今有关17世纪前十年北京天主教教徒人数的统计数据不一，利玛窦书札所记人数应该最为权威。

传教士对当地发生的灾情有着特别的敏感，因为这是他们可以利用的发展机会，利玛窦书札中有多处提到和记载了1604年、1607年北京发生的两次暴雨水灾和随之而出现的传染病流行情况。有关这两次因暴雨所出现的水灾在中文文献中虽有记载，但随后出现的疾役流行情形似不曾见载，而利氏对损失情况之记录则可补中文文献之不足。

利玛窦入乡随俗，为适应北京本地习俗，在生活习惯上做了不少自我调整，包括穿中国式衣服，留胡须和头发，睡木板床，吃大米。但他也有看不惯甚或厌恶的习俗，如炼金术和"企图延年益寿长生不死"，利氏称之为"中国人两种非常愚蠢的作法"，他注意到这种恶习空前流行，"在我们现在居住的北京城里，在大臣、宦官以及其他地位高的人当中，几乎没有什么人是不沉溺于这种愚蠢的研究的"。在给罗马方面的书信中，利玛窦甚至批评当朝的神宗："这位万历皇帝久久不立太子，不接见他的儿子，也不和任何人谈论立太子的事，整日住在宫中……我真不知道我们中有谁能了解中国的这种治理之道？"他实际上已预感到大明王朝正在走向没落。

1608年万历皇帝大兴土木、修筑皇宫，运输建筑材料的车辆从南堂门口经过，利玛窦记下了自己目睹的这一幕情景。为修理钟表，利玛窦常有机会出入皇宫，他注意到皇宫内的情况："宫内有无数太监，分担各种职务。皇帝、皇后、宫女、天子、公主、太后等都住在内宫中，除太监可进入外，任何人都不可以进去……皇帝一般不出皇宫一步，所以老百姓谁也不曾看见过皇帝一面。宫内还养了一些珍禽奇兽。"他好不容易获得了一次参观北京城墙的机会，可见，平时外人不经允许不得随意登上城墙。

作为一个欧洲人，利玛窦有一项重要的"地理发现"，即他花了很大心血终于弄清了历史上欧洲人指称的契丹（Cathy）、汗八里（Cambalu，或鞑靼人所称Campalu）、中国（China）的真实含义。利玛窦为这一问题专门请教当时居京的两位阿拉伯突厥人，"他们明确告诉他，此时此地他们确实居住在大契丹，北京就叫汗八里"。利氏由此推测："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是在鞑靼人占领时期来到这个国家的。他甚至可能是和鞑靼人同来的，根据他解说，中华帝国是以鞑靼人所用名称而为欧洲人所知，鞑靼人称中国为Catai，称首都为Cambalu。""以后，葡萄牙人用中国（China）这个名字，把这个国家的名声传遍全欧洲，这个词很可能得自暹罗居民。同时他们称首都为北京，这是所有中国人都知道的名称。"利玛窦在1608年3月8日致罗马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书信中，无比兴奋地汇报了自己这一"地理大发现"。这一发现随即"传到印度，后来又传到欧洲"。自从《马可·波罗游记》问世以来，西方人带着寻找遥远的"契丹"的梦想到东方探险，他们不知契丹与中国实为一个国家，现在终于有了结果，故对利氏来说，是一个如获至宝的发现。

利玛窦日常工作很大一部分为接客访友。他与京城官员、士人交往、互动频繁，据学者考证，其在京结交的士大夫不下50余位，其中与徐光启的交往和合作被传为佳话。此外，他还须回复其他三地教士和外地中国朋友频繁的来信，"要求代为解决他们所发生的难题"，忙于应对各种应酬和通信，为此他常有精疲力竭之感。1608年，他明显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可能在北京结束："自八年前到了北京，始终都在这里，每天都相当的忙，我想我也将在此结束我的生命，因为这中国在位皇帝不希望我离开京师一步。"于是他开始安排自己的后事，撰写回忆录，完成自己对教廷的交代。

利玛窦在京居留十年，之所以能够在北京作如此长的居留并传教，首先是得益于皇帝的"恩准"所赐，利氏意识到这一点："中国皇帝愿意我留在北京，并提供给我们生活费，保护我们……由于我们享有皇帝的这些特恩，许多人便皈依了基督，我们的同会同仁也能在其它地方享受太平。"其次与他本人的科技素养和力促中西科技、文化交流的意愿有关。他制作的《世界地图》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两年前我寄给大人的《世界地图》在中国已翻印十多次了，对我们推崇备至，因为这类作品是中国未曾看见过的。""我在中国利用世界地图、钟表、地球仪和其它著作，教导中国人，被他们视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数学家；虽然我没有很多有关天文的书籍，但利用部分历书和葡萄牙文书籍，有时对日月蚀的推算较钦天监所推算的还准确，因此当我对他们说我缺少书籍，不能校正中国历法时，他们往往并不相信。所以，我建议，如果能派一位天文学者来北京，可以把我们的历法由我译为中文，这件事为我并不难，这样我们会更获得中国人的尊敬。"再次与他本人所奉行的"适应策略"密切相关，这一策略使利氏与京城士人结成了鱼水般的密切关系。"我们在北京几乎一切均按朝廷指示行事，因此帝国的高官大员无不尊重我们，也常来会院拜访我们，彬彬有礼。"最后，利氏本人的中学素养对他与士人的交往也有极大的助益："去年我曾把我多年翻译的欧几里德的一本书告竣，立刻印刷，藉此书我甚获中国士大夫的景仰，因为我中国书看的不少，而且我是耶稣会在中国最久的神父。"这些因素构成利玛窦在京居留的条件，也是他在京传教布道的诀窍。

利玛窦在1609年2月15日致远东副省会长巴范济神父的信中，倾诉了自己在北京的遭遇和苦衷，从这封信可知，利氏在京十年，虽欲一睹万历皇帝的尊颜，却因皇帝幽居深宫，终无缘觐见。作为万历皇帝的"门客"，他只能在紫禁城周围徘徊，为在北京定居，他实已做出最大的努力。

利玛窦居住北京期间，遇到的困难除了与中方的交流外，还有与本国教会的通信问题。由于当时中国与欧洲没有固定的邮政关系，利氏与本国神甫或罗马教廷的通信，一般均需通过来往北京与广州、澳门之间的传教士或教徒传递，然后从广州、澳门搭船经海路送往印度，再由印度寄往欧洲。可以想象有多么困难，需时之久难以估算。许多信在路途中遗失，利玛窦在信中不断抱怨这一点。1608年3月6日利氏致罗马高斯塔神父信中即提到："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您已四、五年不曾收到我的信。"3月8日致罗马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信中不得不解释："今年收到你的来函，您表示已数年不曾收到我的信或消息而感到难受，这本是每年应当写的。我也感到痛苦，因为许多致您的信件在途中遗失了。"1609年2月17日利氏在致阿耳威列兹神父信中对信件的遗失表示非常痛苦："今年收到您1605年12月19日的来信一封，获悉这数年中您不曾收到我的信，感到十分惊讶……当然我不会不给您写信，这是千真万确的，我认为我有义务，而且有很大的义务给您写信。"正因为利玛窦与欧洲之间的通信困难重重，故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他们之间的通信颇为有限。迄至1605年，耶稣会在华仅在北京、南京、南昌和韶州四处设有会院，这四处实际上也就成为耶稣会在内地的通讯联络点。耶稣会士与欧洲教会之间通信的困难，随着耶稣会在中国各地教会组织的发展，联络网络的扩大，才逐渐得到缓解。

利玛窦墓（现位于北京市委党校内）

从中意文化交流史的角度看，人们多将利玛窦与马可·波罗相提并论，视之为促进中意文化交流前后并峙的两座高峰。17世纪步利玛窦后尘来京的意籍耶稣会士有20人，但他们并未后来居上，超越利玛窦，留下更为丰富的"北京经验"文献材料。从这个意义上说，利玛窦既是明末清初中意文化交流的开拓者，又是一座不曾被人逾越的高峰。英译本《中国在16世纪：利玛窦日记：1583-1610》一书译者路易斯·J·加拉格尔称："《利玛窦札记》这本书对欧洲文学、科学、哲学、宗教及生活方面的影响，或许要超过17世纪其它任何的史学著作。"奈杰尔·卡梅伦语词更甚："在所有想欲了解中国人及其文明的欧洲人中，他是最富才艺且最为重要。在所有曾经居留在中国的西方人中，他是唯一一位被中国人以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学对他作为一名学者毫无保留地给予尊重。为达此地位，利玛窦在所有的才艺上至少把自己变成了半个中国人。"西方学术界对利氏越来越高的评价，显现了利玛窦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无可替代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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