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向世界的乡村少年

灯光暗了下来，12个少年踩着荧光鞋，快速甩动荧光绳，划出一道道七彩圆弧。

单摇、交叉跳、花样跳，动作不断变换。53秒后，音乐止，灯光亮。舞台上，是12张还喘着气的青涩面孔。

七星小学和花东中学跳绳队员亮相央视《中秋大会》节目，带来跳绳秀表演。本文图片 澎湃新闻记者 朱莹（特别署名除外）

央视《中秋大会》上，主持人尼格买提形容他们，“各个都是了不起的孩子”。7月的挪威跳绳世界杯赛上，他们以85金、破7项赛会纪录惊艳赛场，登上新闻热搜。

17岁的岑小林，平均一秒跳7.5次，被称为“光速少年”、“全世界跳得最快的孩子”。赛场上，他一次次刷新世界纪录，人生之路，却走得比同龄人慢——15岁小学毕业，今年刚升初三。原本，他会像老家年轻人那样，早早出去打工、成家，跳绳让他有了更多选择。

在广州七星小学跳绳队，像岑小林一样的世界冠军有20多位，大多是本地农村孩子，或贵州、广西、湖南等地外来打工人员子女。

数千次挥汗如雨的训练后，他们乘上头顶的飞机，出国比赛、表演，看外面的世界。有人中途告别，回了老家；有人当上跳绳教练；有人还在坚持，梦想成为体育老师。很难说他们的命运是否因此改变，但确是这群大部分从山里走出的留守儿童，重新定义了中国速度。

由七星小学和花东中学学生组成的花都跳绳队，在挪威跳绳世界杯赛中取得佳绩。受访者 供图

夺冠之后

在挪威比赛中，岑小林拿了12块金牌1块铜牌，3分钟单摇跳了1141次，打破了由他创下的世界纪录——十几天后，这个数字被他提升到1152次。

他的比赛视频在网上疯传，快到网友以为没拿绳子、装了马达。

回国后，迎接他的，是鲜花、欢呼，纷至沓来的采访、表演邀请，以及电影、纪录片拍摄。

岑小林

这些他并不陌生。2014年第一次获得全国跳绳冠军后，他就成为媒体关注焦点。前两年，他还受邀参加了《吉尼斯中国之夜》，刷新30秒单摇吉尼斯世界纪录；参加央视《挑战不可能》节目，连赢澳大利亚和日本跳绳世界冠军，从王力宏手中接过挑战成功的奖牌。

他的粉丝，几岁到三四十岁的都有，会特意去看他比赛，围着他要签名合影。

在广州市花东镇，岑小林父亲经常被认出：“你是小林爸爸吗？”在贵州安顺老家，县政府曾邀请他去表演，还包下3辆车，请他的亲友、村民100多人去捧场。

岑小林很少提这些荣光。他更喜欢骑着三四百块钱买来的二手赛车，和队友们飞驰在乡间小道上，穿过绿树、田野、花棚，往返于家与学校之间。那是学习、训练之余，少年们最惬意的时光。

训练没有中断。上课时，训练从早上6点半到8点，下午4点到6点；放假时，练半天或者一整天。

这个暑假，每天早上八点半，岑小林和队友从七星小学四周涌来，开始训练。

暑假的七星小学训练室。

器材室里，悬挂着数百根绳子，他们熟练地挑出适合自己的那根，然后，在写满激励标语的训练室里，一组接一组地测表，在走廊军绿色的海绵垫上，练习各种花样动作。

这些时刻，汗水会像清晨的露珠，顷刻间爬满全身，脚步像疯狂的雨水，啪啪砸向地面。

岑小林（蓝色衣服）和队员们在练习花样动作。

岑小林喜欢和队友们交流花样动作。几个人站成一排，在音乐声中，像变魔法一样玩绳子。偶尔，话题跑偏到前一晚组队玩的游戏。无数个父母早出晚归的日子里，队友是他最亲密的陪伴。

训练到中午时结束。岑小林会用面条、泡面或是剩饭快速解决午餐。很小，他就学会做饭、干家务，煮好晚饭等父母回来吃。

下午，一有时间就钻进花棚帮父母插绿萝。这个暑假，哥哥姐姐从老家过来打工，三姐弟一块插了十多天。

七星小学周边有大片的田地，不少外地人来此种菜。几年前，菜棚变成花棚，很多跳绳队员的父母辗转各个花棚间插绿萝。

52片的小盆绿萝，插一盆1块钱。插5000片，能挣一百。从早上五六点干到晚上七八点，也只能挣150块左右。一天下来，全身酸痛。

这份工作只4月到10月有活干，其他时间，只能打点零工，挣不到什么钱。

岑小林一家5口，每月花销至少6000元。父母拼了命地干，舍不得歇一天，有时也得找亲戚借钱。他们一直想去别的地方打工。

前几年，岑小林堂姐独自带着弟弟留守广州，父母去了外地。队员张茂雪的父母回贵州老家养殖，她和弟弟妹妹独自生活，自己买菜、做饭。有一次妹妹倒开水时烫伤了脚，他们不知道怎么办。手机没话费了，没告诉父母，最后还是校长送她到医院做了植皮手术。后来，父母养殖失败，又回到广州。

迁徙本是他们的生活常态，跳绳让他们留了下来。

留守儿童

今年7月，岑小林家搬到了七星小学后面，方便他回校训练。这是来广州后第3次搬家。有的跳绳队员，搬了上十次家。

岑小林家租房。

房东听说住进来的是世界冠军，特意少收了50块钱的房租，450元一个月——这是他们住过最贵的了。家里空荡荡的，一切以极简的方式呈现：衣服堆桌上；锅、砧板一放，就是做饭的地方。

9岁来广州前，岑小林在贵州老家生活，由爷爷奶奶带大。办出生登记时，老人只记得他小名小林，就报了上去。

父母在他几个月大的时候就去广东惠州种菜，三四年回一次家。家里没电话，信号也不好，只能偶尔收到父亲的信。

放牛、放羊、捡柴、喂猪，是童年常做的事。上学要爬一两个小时的山路，同学几乎都是留守儿童，没人管，不爱学，有的老师普通话都不会。

读三年级时，有一次父亲回来了，检查他和哥哥姐姐的作业，一看，写字跟蚯蚓似的，考试只有十几分。他边看边哭，决心要把孩子带身边上学，“不能让他们再跟自己一样。”

2011年，三姐弟跟着父亲，一人背个包，走一个半小时山路到镇上，再坐大巴到县城，一天一夜的火车后，到了北京。父母种菜，他们就帮忙摘菜。

菜棚老板带他们去附近小学面试。题目太难了，他们不会。校长说，三个孩子都得从一年级读起。

父亲一下就哭了，“小林哥哥姐姐都那么大了。”在广州种菜的姑姑说广州的学校可以上，一家人便南下，小林和哥哥姐姐进了七星小学，全都降三级，分别读一、三、五年级。

跳绳队里，许多队员跟岑小林一样曾是留守儿童。

孔荧莹也是9岁被父亲接到广州的。这之前，她和弟弟住在广东肇庆的山里，整日帮爷爷插秧、割水稻，晒得黑黑的。

陈菲（化名）来广州时10岁了。她老家在贵州遵义，有6个亲生姐妹，家里养不了，她被养母抱养，跟着外婆长大。养母结过三次婚，如今两人相依为命。小时候，经常有人说她是捡来的，被别的孩子打骂是常事。

陈菲（黄色衣服）和队友张茂雪在家里做饭。菜不够，她们就拿出各自家里的菜一起做。

内向、不爱说话，是这些外来孩子面对陌生环境的本能反应。陌生人来学校，他们会远远地跑开；课堂上，不敢举手回答问题。

岑小林第一次去七星小学时，操场上长着野草，只有一栋旧教学楼，但他感觉比老家的学校好。他成绩是班上倒数，不敢跟人交流。

孔荧莹看到陌生人跟她说话，就想哭，也不敢跟身边的人说话，“我就好怕别人嘲笑我。”

变化，发生在跳绳之后。

“越来越想跳”

岑小林觉得，体育老师赖宣治是除父母外，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

赖宣治比他早一年到七星小学，是学校首个体育专业大学生。刚来时，学校学生不足200人，成绩镇里垫底，体育是语文、数学老师教，办学经费也少得可怜。他尝试教篮球、羽毛球、足球，组建田径队，由于学校修建新教学楼、活动空间就一小操场，状况迭出。

当时，花都区教育局正推广跳绳项目。这个方便又省钱的项目，很快吸引了他。

2012年11月，他给学生每人发根绳，看谁跳得好，就拉进跳绳队。

有的玩两分钟就不玩了，岑小林跳了十几分钟，和姐姐、堂哥、堂姐一同被选上。

刚开始，很多人觉得新奇，拿着绳子不放手，上课铃响了，用绳子跳回教室。一两天后，就有人喊累退出。很多本地生家长找来，说影响学习，不练了。

50多人很快只剩十来个，全是外地生——他们的父母忙着打工，没时间管。

岑小林刚开始不会跳，姐姐就教他基本动作。跳了一两个星期后，他觉得枯燥、累，每天还要早起，有些不想跳了。但看到别人还在坚持，“自己放弃，觉得不好意思”。

一个月后，每天练完，他和姐姐回家后累得不想冲凉、做作业，只想往床上躺。父亲有些反对，让他去跟老师说不跳了。他没敢说，想再试试。

张茂雪那时也想退出，怕被骂。身高近1米9的赖宣治看上去有些凶，很多人怕他。有队员抱怨“好累啊”，他说：“正常，谁不累？”鼓励他们坚持。

跳绳包括速度跳绳和花样跳绳两大类。速度跳绳求快，花样跳绳融舞蹈、体操、音乐为一体，具有很强的观赏性。赖宣治给队员们看国外选手的花样跳绳视频，一下就吸引了他们。

“没想到跳绳还可以这样玩，就觉得很厉害。”岑小林喜欢和队友切磋交流，学到新动作会很开心。

孔荧莹觉得跳绳跟画画一样，编动作可以发挥想象力。14岁的她，跳了5年，拿了48枚奖牌。加入跳绳队，曾是她的梦想。

孔荧莹

一年级刚开学没多久，有一次放学后东西落教室了，她回去拿，正好看到队员们在跳绳，又快又齐，她感觉“像被魔法吸引了一样”。后来，看到跳绳队员比赛获奖后，全校学生为他们鼓掌，她心想：我也想要这样子。

听说会跳双摇才能进，她找朋友练了上百遍，一年后如愿被选上，“那时候特别兴奋，好像可以飞上天了。”

第一个月，她每天第一个到校，怕去晚了，老师不让她跳。跳五六个月后，她成绩从班上前几名降到十几名。父亲去找赖宣治，让她退出。赖宣治说：她马上要比赛了，不能退出。

全家人都反对她跳绳，泼她冷水。她说“我必须要跳”，然后开始哭。直到四年级时，家人看她比赛表现很好，跳得也开心，便没再反对。

孔荧莹的花样跳绳是张茂雪教的。赖宣治会特意让一些内向的老队员去教新队员，锻炼他们的交流能力。

赖宣治自己不会跳绳，区体育老师跳绳测试测了三次才及格。为了教学生，他一头扎进跳绳视频中，慢慢琢磨出：弓腰、脚掌三分之一跳、膝盖和手前倾，最快最稳；用摩托车刹车线做绳子最合适，原来30秒跳60个的，一下子可以跳到80多个。

高难度的花样动作，他用断掉的绳子演示，学生们一看就会。他还每天调整训练时间和形式，让他们自己选择对手PK。

训练一年后，七星小学跳绳队开始参赛，第一次便拿下花东镇中小学生跳绳比赛80%的金牌，2014年安徽全国跳绳联赛中，获36枚金牌、团体总分第一。

2016年瑞典世锦赛中，他们首夺世界跳绳团体冠军。升国旗时，教练、队员们边唱国歌边哭。外国选手竖起大拇指，冲他们喊“China，very good！（中国，真棒！）”。

全国跳绳运动推广中心在2012年成立。中心常务副秘书长陈阳辉介绍，近年来，公众对跳绳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全国性比赛由一两场增加到十几场，上千人参加，千余所学校开展了跳绳运动。当前，中国队员在速度类项目上国际领先，花样类项目进步很快，但跟国际水平还有差距。

“身体到极限了，也继续跳”

岑小林是速度跳绳领域的“王者”，很多人以他为目标，想超越他。

他的跳绳征途并不平坦。早前花都区跳绳比赛中，双摇交叉跳绳临时改变进绳方向，其他队员一下会了，就他不会，被淘汰了。

崭露头角是在安徽全国跳绳联赛，他拿了五六块金牌。赖宣治夸他，“这次你表现最好，以后要对你加强训练。”他特别开心，“就越来越想跳”。

2015年马来西亚亚锦赛上，他第一次获冠军。颁奖时，他只能听懂英文念自己的名字。回酒店后，老师告诉他破世界纪录了，他兴奋又自豪。

岑小林在跳绳。

一次次突破后，他对自己越来越有信心。到现在，只要不失误，成绩基本都差不多。秘诀就是天天练，“一天不练速度就会降下来”。

岑小林父亲至今不太敢看儿子比赛，“太辛苦了，看了眼泪忍不住。”后来见他坚持下来了，就鼓励他：做什么都要认真，跳就要跳出名堂来。

在他们夺冠后，体校的人来学校选拔过人才，结果一个都没被看上。赖宣治说，这就是一群普普通通的孩子，没有超人的天赋，但是后天很努力。

训练时，他会在一旁发出“赖氏狮吼”，大喊“加油加油”。临近比赛前，每天魔鬼训练，测表达到目标才能休息。经常是“身体到极限了，也继续跳”。

最累的时候，他一整天都在跳，衣服湿透、换了两三件，钢丝绳跳断了。有的累得站不起身，有的吐了，还有的脚底发炎、脱皮，走不了路。

有队员空翻时骨折。孔荧莹也摔过，腰受伤，痛了两个星期，医生嘱咐不要剧烈运动，她还是照常训练。

跳绳队员午休。

训练之余，赖宣治经常和队员们开玩笑、一起玩游戏。孩子们叫他“老赖”“阿赖”，因为他总是说完“练最后一组”后，耍赖“再练一组”。

高高壮壮的他空翻翻不动，队员们一阵哄笑。但在他生日时，会偷偷凑钱给他买蛋糕和衣服。

队员们表现好，他会请他们吃东西。校门口的小卖部里，一群孩子经常涌进去，挑好东西后冲柜台喊“阿赖的”，赖宣治再来结账。

他发现，孩子们更喜欢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取奖品。哪怕只是衣服、鞋子，也会积极去争取。

七星小学校长张有连记得，孩子们第一次比赛拿金牌了，她问想要什么奖励，他们争着说“我们要你奖个汉堡包！”她给每人买了份28块的汉堡套餐，很多孩子第一次吃，像中奖一样开心。再后来，她会请孩子们到学校附近的农庄吃顿好的。

外面的世界

岑小林至今没去过广州塔，只在附近表演时，远远看了一眼。人生唯一一次旅游，是去年暑假和3个同学去惠州看海。他比赛去过好几次北京，但天安门都没见过，最想去爬长城，“等长大以后吧。”

花都以外的地方，平时很少去，因为要花钱。

七星小学距离广州白云机场十几公里，平均每分钟，就有一架飞机从头顶飞过。坐飞机，是很多孩子的梦想。

赖宣治问过孩子们跳绳的目标是什么，有的说，“老师，我就希望能坐一次飞机”，有的说，“想跟你一样成为一名老师”。

“他们也想飞，也想有机会坐飞机，去世界各地看看，也想为国争光。”赖宣治说，比赛、参加节目需要选拔，经常有孩子跑到他面前说“我想去”“我不想被淘汰”；没被选上的，会跑到外面哭。

在飞机轰鸣声中长大的他们，因为跳绳，成了家里第一个坐飞机、出国的人。

岑小林第一次坐飞机时，觉得“恐怖”，张茂雪却“感觉好幸福”。下机后，队员们有的流鼻血，有的呕吐。

孔荧莹前一晚兴奋得睡不着，“心里一直在想坐飞机是什么样子的，那个白云似的棉花糖是不是可以直接吃……”凌晨三四点，她就爬起来收拾行李，五点叫醒父亲送她去学校。

她记得第一次带金牌回家时，全家围观，父亲笑嘻嘻地说：“我们都没见过金牌呢”。这次去挪威比赛，家人觉得“好威风”，“谁知道跳绳会跳到外国？”

出发前，她梦到自己在悬崖边比赛；回来后，又梦到拿了全部奖牌。她记得，“挪威的房子一排一排的，特别整齐，还有羊、牧场，酸奶好好喝，汉堡碗这么大……国外真漂亮啊！”看到外国教练很厉害，“也想成为像他们一样厉害的人。”

很多队员难忘2015年在迪拜比赛后去沙漠的经历。越野车在沙上奔驰，少年们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开心得大叫，“沙子好细啊！”“感觉要翻车一样！”那次，他们还坐骆驼、坐船，看外国人跳舞，看魔术表演。

回来时，赖宣治在迪拜机场花88元买了杯咖啡，因为不懂英文，店员加了冰淇淋。孩子们笑他。张有连趁机教育他们：学好英语才能走向世界。回学校后，他们抱着单词背。

出国后，张茂雪觉得视野开阔了，“感觉世界真的好美好啊！”

尽管大多数时间，一下机就得去备赛。赛后交流会上，经常有外国选手拿着绳子过来交流，他们也会暗中学习别人的花样动作，偶尔加入混战。

岑小林和队友在挪威比赛时的合照。受访者 供图

出国比赛费用不菲。岑小林和姐姐第一次出国比赛时，父亲带他们回老家办护照，光车费就花了3000多。这次去挪威，回老家办亲属关系证明书，从家到县城，来来回回跑了好几趟，回去5天花了4000多，都得自己掏，父亲一个月也挣不到这么多。

然而，跳绳比赛没有奖金。家长们颇有微词，“最起码应该鼓励小孩，三百五百的，但是这个都没有。”

唯一一次，是校长拉到5万的赞助，每拿一块金牌奖1000。张有连解释，参赛经费都是教育局拨款、企业家赞助。这次去挪威，平均一人3.3万花费，教育局拨了50万，不够的学校自筹。

“像上学一样天天去练”

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呢？

跳绳队里，几乎每个人，都曾累到想退出。一开始，是对赖宣治的惧怕、相互鼓励，再后来，跳绳的乐趣、友谊、被认可，让他们习惯了“像上学一样天天去练”，“跳绳成了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队员罗键邦觉得，和大家一起训练时很开心，看到其他人在努力，自己也会“跟紧他的脚步”。谁受伤了大家都会去看望；成绩落下了，会帮忙补；犯错了一起承担。

钟炜峰曾躲在草丛里偷看队员跳绳，大姐二姐都曾是跳绳队员。他觉得跳绳能出去玩，接触到平时接触不到的东西。

10岁的钟炜峰是跳绳队里最小的世界冠军。

还有的队员以前经常作业没完成、被留堂，跳绳后，刻苦练习，成绩也变好了，因为他想“出国、代表国家参赛”。

2014年安徽比赛中，张茂雪获得了10块金牌。她跑到赖宣治面前，将金牌挂他脖子上，说“老师我很开心”。

那一瞬，赖宣治很感动，想起了自己的经历——小时候父母在外工作，他住亲戚家，调皮、叛逆，被学校劝退，高中加入篮球队后，很多人为他鼓掌，让他找到自信，后来考入大学。

跳绳不再为了争金夺银，而是希望帮助孩子们找到自信。

不是没想过放弃。前几年，有队员家长当着其他家长的面骂他，训练孩子就为了拿金牌拿奖金。

他委屈又心酸，在教师宿舍坐了一夜，想着要不要解散队伍。“当时真的想放弃，你想想，五六年每天如一地做这件事，真的很累。你看现在学校就我一个人在这里，我也想去玩，也想陪陪我的孩子。”

第二天早上五点半，天微亮，透过窗户，他看到有队员到校了，拿着绳子跳。他故意没过去，等到七点半，队友都来了。没老师在，他们也认真地跳，汗水滴到地上，全身湿透了。

赖宣治说，自己被那个场景打动了，“很多人说，你们都拿世界冠军了，为什么还这么努力？要是不再努力的话，新招的孩子就没机会出国比赛了。”

更直观的变化是学校：教学质量上去了，一些科目的成绩排到全镇前列；学生人数涨到了460人，很多家长想让孩子进跳绳队；环境变好，办学经费、专业老师变多……“以绳育人”被写进办学理念，“跳向世界”的标语高悬于教学楼上，岑小林和其他冠军们的荣誉贴在最显眼的位置，成了新队员们的航标。

七星小学因跳绳而出名。

跳绳改变命运？

九月，岑小林升初三。他成绩班上中等，有时忙不过来，会吐槽，“一边学习一边训练还一边去外面表演，是神仙都会累吧，况且我又不是神仙！”也会给自己打气，“坚持就是胜利。”

在一个网络提问“你最想回到哪一天？”下，他写道，“香港比赛的最后一个晚上。”

那是2017年，他和姐姐、堂哥堂姐组队参加的最后一场比赛。赛后，他们全都退出了。

姐姐回到老家读书，现在读高二，回去后，她成绩降了，觉得考大学很难，她告诉弟弟“不要像我一样”。堂姐回老家读书没多久结婚生子，去外地打工；堂弟喜欢跳绳，走的时候带了一些绳子，但他再也没跳了。只有20岁的堂哥，初二没读完，进入赖宣治的跳绳俱乐部当教练。

那时，岑小林面临升初中，去花东中学读书，要交上万元的借读费、社保，家里拿不出这么多钱，想把他转回老家。老家镇中学也邀请他回去就读，3年补助10来万。

岑小林不愿回老家，想继续跳下去。父母为了他，留了下来。

他第一次意识到，跳绳或许可以改变命运。“如果不跳绳的话，我可能已经出去打工了。我不想出去打工。”

他户口本上的年龄比实际年龄大四岁，因为父母原本希望他早点出去工作。他老家很多孩子十几岁就出去打工、结婚。他16岁的妹妹，去年结婚了。

为了留下他，学校帮忙解决了社保和借读费问题。并且从那一年开始，花东中学成为七星小学对口中学，开始组建跳绳队，为跳绳队员免住宿费，还安排老师补课。

赖宣治很欣慰，“这条绳子把他们留了下来，给了他们留下来选择的权利，和改变命运的动力。”

但这条路能走多远？没人知道。

一个可喜的变化是，今年开始，花都区两所示范性高中首次将跳绳纳入体育特长生招生项目。通过跳绳特长招生、分数达490分，就能上区最好的中学秀全中学，普通外地生考入要686分、本地生要645分。

今年，花东中学4名跳绳队员通过了自主招生，只有罗键邦以511分考上，其他三人去了中职、中专。罗键邦中考成绩是班上第10名，也是唯一一名考上秀全中学的学生。他以前只想上个普通高中就行了。

赖宣治以此激励队员们，要全面发展。他希望队员们有机会上名校。

家长们担心，跳绳只是民间体育运动，现在还看不到出路，能考上秀全中学就继续跳，没考上可能去读专业学校。他们朴素的心愿不过是，孩子以后“找份工作轻松点，不要像我们一样死命干就行了”。

在陈阳辉看来，跳绳队员会有更多选择，目前国内外对跳绳教练的需求都很高。明年的全国学生运动会、世界中学生运动会都加入了跳绳运动；一些高校也在研究跳绳特长生招收政策。“我们也在把跳绳项目往奥运会方向推进，这会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孔荧莹刚升入初一，她担心会被踢出跳绳队，“我决定了，初中这几年，一定要特别专心地练跳绳。我不能辜负父母对我的希望。”

七星小学跳绳队员在训练。

被问到以后的梦想，跳绳队员们给出了几乎一致的回答：当一名体育老师，回去教山里的孩子跳绳，让他们掌握多一项技能，也多一条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