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牙塔之巅丨游走在不同学科之间，尝试理解语言的历史变迁

【编者按】

对于以学术为志业的人而言，博士生涯是他们必须走过的一段漫长旅程，朝向知识圣殿的光亮，艰辛而孤独地前行。象牙塔之外的人们看向博士的眼光是复杂的，有仰慕歆羡，有敬而远之，随着从女博士的污名化到博士生的心理问题等负面话题的反复出现，更多的是疑虑和不解。

在这样的背景下，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特别推出“象牙塔之巅”专题，邀请不同国家不同学科的博士们讲述自己的经历、研究以及对这段生涯的反思。相比于“为什么读博”和“读博有什么用”，本专题更希望回答“读博的意义是什么”这一问题。在一系列文章中，我们将看到个人的困惑和抉择，学科的样貌和特色，也会看到更大的社会结构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和个体的学术经验联结成整体。

芝加哥大学校园

转眼即将进入我在芝加哥大学读博的第五年。与很多同学博士阶段在特定的一个领域精耕细作不同，我至今仍然不完全清楚，如何用最清晰的语言来界定我这几年的研究和学习。用既有的标签简单概括，我现在在芝大心理学系里的一个神经科学的实验室里，游走在计算、认知、和社会语言学的边界——博士第五年，居然依旧在学科之间”游走“，既有乐趣，也有风险。我经常反思，我何以走到今天，这条路以后又会通向哪里。

我的本科、硕士、博士三阶段读的东西看似完全不相干。本科阶段，有些阴差阳错地去了美国的一所文理学院读西方的各门经典，不仅有传统意义上被称作”经典“的文史哲作品，还有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这样的古今数学和自然科学；硕士学的是钢琴演奏，在硕士阶段又机缘巧合，接触到音乐学和语言学在当代多门学科中的对话，在很短的时间内，兴趣由此转向神经科学。

我所接触的学科看似驳杂，但是我内心一直清楚自己的基调与底色。我自己最感兴趣的问题和问问题的方式，也从来没有大的变化。从本科之时我最关心的问题，一个是自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从何而来，另一个是把它们用来问与人有关的问题，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今天，用公式、方程、计算机建模、统计实证诸类方法，来研究比如人类的语言能力、文化与社会的变迁、艺术上的创造力等等，已经早就不再是新鲜事，但这样的研究很多新颖有余，却争议颇多，褒贬皆有。 不同学科对这些问题的回应，很多也已经十分深入和细致，像哲学中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对数学化与哲学与人之关系的反思、斯诺对科学与人文之冲突的概括、社会科学里对量化与质化的争论，都在不同的时期对我有过强烈的吸引。

本科读不同学科经典的经历，加上我自己的性格使然，让我一直能有面对和反思基本问题的导向。而博士阶段，我几年经历下来的体会，最困难的是怎么样把根本、但是过于概括的一般问题，变成可以实际引导具体学科里前沿而又琐细的专门研究的实际动力。博士的研究与其他阶段的学习不同，旨在培养具有特定领域专业技能的人才，进入到相应的学科里解决专门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本科时打通学科、注重培养通识和培育人格的教育，与博士阶段的专才教育的取向恰恰相反。我进入到博士班后一两年，读了上百篇专业论文之后，才至少在理论上比较清楚地掌握了我们实验室研究的主要方向——哺乳动物嗅球的电生理机制研究的各种前沿问题与方法。当然我也看到这个研究方向上的鼻祖极人物，如何五十年如一日，还在解决像两种特定细胞之间的神经回路机制这样的基础问题，在实证中投入一生，缓慢地取得微小、暂时、却又扎实的科学进展。当然，对我自己而言，接踵而来的是要首先在心理上和个人选择上问自己，如何处理在如此专门、甚至琐碎的研究细节，和我自己觉得重要但却宏大到难以找到落实之处的”大问题“之间，令人咂舌的鸿沟。

这样关于大问题如何“落实”在小地方的思索，我在申请博士班之前已经有所意识，并且写进了我的申请文书。当然里头具体谈的是我在自己都粗通一点的学科——语言学、音乐学、认知科学、神经科学之间，看到的冲突与分歧。甚至在神经科学之内，研究神经细胞和研究语言脑区，或者研究大脑的生物属性和计算属性，在很多大学都分属不同的系别，也往往意味着需要不同的学术观念、假设、和训练。

不过，学术生活的精彩可能也在于，不管之前有多少反思和准备，也会有预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人生的精彩当然也莫过如此，不过在学术生活中，我到现在的体会，是“意外”——不管是无法预料的挑战或是惊喜——似乎更经常容易发生，即使在成熟的领域或者学者身上也可以如此。当然和生活中一样，面对种种意外的姿态，是防御还是拥抱，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而我在芝大几年，之前没想到的，现在回想又特别重要的两个“意外”，一个来自学校本身，另一个是跟自己相关的学科这几年的发展。

我来芝加哥大学前对它的声望已经有相当了解。不过研究生院的生活，不管在哪一个学校，最普遍的情况是导师的作用远大于学校。但我一入校便注意到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芝大的博士生在网上系统里选课，学校所有系别所有阶段的课程原则上都开放，并不受导师或者学院控制。美国的其他很多学校，哪怕博士生免学费并有助学金，跨系别修课、或者在项目要求之外额外修课，会需要系里或学校的审批，很多还需要缴纳额外的费用。而芝大对博士生免除了所有这些障碍。

当然，博士生的主业并不是上课，而是做研究。课上得太多，很多时候会耽误做研究的时间——这是很多资深博士生导师对低年级博士生的忠告。不过对我来说，若没有芝大慷慨到通往任何课程都几乎无障碍的选课通道，和研究生阶段依然都存在的跨学科和系别交流的机会和努力（这样的机会和努力同时体现在研究和其他的行政手段上），我不会有那么容易的机会去计算机系、哲学系和文学系等等正式修课，与不同系别与背景的老师和同学交流，更不会有在人类学系通过数门语言人类学的课程，找到新的视野和方法，可以重塑传统上认为只能在认知和计算语言中研究的问题。

另一个意外，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学科大趋势：人工智能学科近几年的迅猛发展，让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语言学、心理学有了新的对话的可能和动力。这样的发展带来的新的走向、新的学科整合的可能，让我在博士阶段头几年上，凭直觉或兴趣选修的一些课程和探索的问题，居然最终能像拼图一样拼起来。我博士头几年在不同学科里的经历和训练，又能让我在有些浮躁的人工智能热潮中保持相对的清醒，也有能力整合出自己独有的问题和研究方案。我最终的拼图，是将一个历史语言学的问题用最新的计算语言学中的方法重建，但是问题的出发点却并不是技术与应用，而是现代语言学泰斗之一索绪尔提出的一个基本的语言问题：语言在历史的大尺度上为什么会有历时的变化；而我所探索的问题的落实之处，在整合语言的认知与社会属性中，这两个属性之间到今天都有巨大的鸿沟，索绪尔当时已经有所意识，但却没办法解决。我的尝试是，把最新的人工智能和计算语言学的进展，用索绪尔和历史语言学的问题，去重新整合认知语言学与人类学20世纪后半叶提出的语言与感官如何关联的问题，且希望这样的工作能在之后，反哺计算语言学和人工智能现在遇到的一些瓶颈。先不说最终的成败如何，我现在的研究计划，已经完全超过了我在博士班头几年的想象，也超出了我导师的日常研究范围。而我的导师对我采取的态度非常开明和包容，除了有时给我忠告，告诫我不要太放任自己无尽的探索欲和兴趣之外，并没有更多的限制。当我一次次兴奋地谈论着对自己的研究课题的每一步设想，有时超越了她自己专长的领域时，她一边仔细理解，提出颇有挑战的问题，一边鼓励，还在她并非最懂的跨专业问题上积极地帮我联系其他教授，甚至有一次跟我说，我让她学到了新的东西，她也赞赏我说服了她接受之前没有重视或意识到的研究问题和思路。

因为我的选择与很多人不一样，有的朋友会称赞我的独特和个性，我有时也会因为这样的赞许而高兴，甚至有自鸣得意的时候，但清醒的时候自知，自己做的选择，收获的果实自然归自己，但是遇到困难也难以参照别人的既有经验，多半要靠自己解决；真要有所失误，付出的代价也得自己承担。种种的机遇甚至意想不到，让我走到现在，面对自己独立摸索出来的研究课题，欣喜与烦恼并存：提出新的问题与方案，与最后的实现还有漫长的路要走，接下来可能的惊喜或波折也都还是未知。几年下来，甘苦自知，倒也心甘情愿。

不过，我从本科起跨越多个学科与学校，最大的收获也许还不在学业本身，而是对学问和学问背后的人的反思。能成功走进不同学科顶端的学者，当然有共同之点，却也有更鲜为人知的学术取向、甚至观念与性格的诸多异质，而这样的种种不同，有时导致的是迥异的选择和人生。我也想过，做一个学者，和从事其他行业，比如艺术家、商人、医生、消防员的人生和价值，到底有没有可比性？博士虽然在学历上算是最高，但是在人生和自己的行业里仅仅是开始。从这一点讲，发表第一篇论文的博士生、和第一次登台的钢琴系学生、赚了第一桶金的创业者、或者救治第一个病人的医生和扑灭第一场大火的消防员，也并无大的不同。我想了想，觉得理想的学者生活，如果有和其他行业佼佼者不一样的地方，也许是同时需要一种舍我其谁、排他似的个人性，和另一种兼并包容、虚怀若谷的开放性。这种持续一辈子的要把两种极度冲突的特质调和，不断失败又不断再尝试调和的努力，在我钦慕的一些最好的学者身上体现尤甚，我在自己在学科之间的挣扎与探索的经历中，也对此算有了些粗浅的体会。不管今后世俗意义上学术有多少成功，这样在为学上的理想，于我也是种人生上最大的吸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