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大使⑧｜黄士康：国家强了，对外关系才兴旺

新中国外交70载，许多令人难忘的“高光时刻”历历在目，既有耀眼的亮度，也有十分感人的温度。

在新中国七十华诞到来之际，澎湃新闻专访多位曾经代表中国出使海外的大使。他们曾是新中国外交不同发展阶段的见证者，是祖国实力不断壮大、在国际舞台上愈发“举足轻重”的亲历者，更是在世界多个地区、各个大洲代表和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的实践者……

今天的“国家大使”系列，刊发我国前驻智利、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大使黄士康的专访。

已退休十多年的黄士康依然对远在万里之外的拉美心心念念。

曾担任中国驻智利大使的黄士康在中智建交之前便参与了中国在智利商务代表处的建立。1970年，阿连德当选智利总统之后，中智遂建交。但时隔三年之后的1973年，阿连德遭遇军事政变被推翻，并在政变中身亡。黄士康没有忘记老朋友，退休后重回智利，黄士康去看望的第一个人就是阿连德的遗孀奥滕西娅·布西，“对阿连德的正面评价是我们这些从事政治工作人的心声”。黄士康在日前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说。

在黄士康40多年的外交生涯中，有22年在拉美工作和生活。除了智利，他还曾担任中国驻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大使。

“中国始终坚持不干涉内政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管是智利的军政府也好，还是后面的文官政府，中国都是坚持不干涉内政。”回顾中国与拉美关系发展的“动力”时，黄士康说，他认为，外交政策不应受意识形态影响，“再有一点就是经济上的合作共赢”。

国家实力增强，对外关系才能兴旺

澎湃新闻：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您见证中国对拉美外交的成长历程。今天中国的对拉外交与您首次赴任拉美时相比，有哪些不同？

黄士康：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70周年。从我1954年进外交部到现在，我自己感觉很荣幸，很有幸亲身经历了我们国家日新月异的发展，特别是我们外交事业越来越强大和活跃的过程。外交是我国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家强，外交就有更多发展余地。

由于历史和地理等原因，拉美过去成为美国的后院，所以它在外交政策上面受制于美国。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拉往来较少，仅限于少量的贸易和与友好人士的往来。一直到古巴革命胜利以后，1960年古巴同我们建交，才开始了中国跟拉美的正式外交关系。又过了十年，由于智利的阿连德当了总统，他决心同新中国建交。

从70年代开始，我们在拉美的活动才逐步开展起来。像哥伦比亚这些国家也同我们建立了外交关系。

现在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承认我们市场经济地位，并同我们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目前拉美有十国同我们签订了“一带一路”的合作谅解备忘录。最近，我们同拉美国家的关系又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像巴拿马、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等国纷纷同我们建交。

我自己体会到，只有国家强了，我们的对外关系才能够兴旺。这个是有亲身体会的：我刚到拉美工作的时候，人家不一定听你说什么，也对你不甚热情。可是到了新世纪，拉美国家纷纷要同我们搞好关系、谈发展。

拉美在世界的经济当中占有比较可观的分量，而且拉美大部分国家都主张全球化并反对单边主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共同利益。

这也是新世纪拉美国家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因素。但是也不能不承认，中国同拉美毕竟相距遥远，所以“一带一路”在拉美需要面对的任务还是很艰巨的。我们还要做很艰巨的工作，使得拉美国家更好地来了解我们。

要尤其注意拉美国家内部形势的变化，这些国家的一个特点是内政变化快。一个时期内它可以民族主义很强，但换了一个政府以后，它可能政策有变。“一带一路”的推进和延伸就要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逐步而有实效地进行。

澎湃新闻：您在大学时就读于北外西语系，后来又常驻拉美地区20多年, 您最初是如何与西班牙语结缘的？又是通过怎样的机缘开始接触拉美文化？

黄士康：1954年从上海的高中毕业了以后，我进入大学，开始跟西班牙语有接触，坦率说我当时根本毫无概念。对西班牙语，甚至拉丁美洲什么的都没有概念。我在中学的时候，一心就想搞理工科，文科的有关历史地理的知识都很少去关心。但是国家有需要，预见到将来要同拉美发展关系，从1953年开始培养相关人才，这样我才进去的。

后来分配到外交部，具体就是对拉美外交，讲西班牙语最多的国家是拉美了。我做拉美外交整整40多年，其中在拉美生活了22年。我对拉美逐步产生了感情。

中拉在历史上就有很密切的关系。中国劳工曾在一些拉美国家帮助他们建筑铁路，做过一些贡献；甚至还有中国人参加过古巴争取独立的斗争，做出牺牲。也就是说，中拉国家之间有共鸣，都是以前受到过侵略，后来都要求自己解放，民族独立。这是双方的共同点。

我记得新中国成立不久，当时巴拿马提出来要收回运河主权，中国国内热烈支持巴拿马人民的正义要求，我当时还在北京参加了群众声援巴拿马人民的大游行。这充分说明中拉双方的国家和人民有共同的命运。

中拉人民都呼唤民族解放和民族尊严，要求国家主权。双方现在又都要求发展，很自然地有不少共同点。

拉美人民有一个特点，好客热情，所以中国到那里去的人都对这一点印象很深刻，都愿意和拉美国家的人民进行接触，成为朋友。我在那边有很多朋友到现在为止还保持着联系。

我在智利的时候极力促成（建立）了一所“长江小学”。我的智利朋友就提出，要把他的学校变成连接中国跟智利的纽带，因此希望给他的学校取一个与中国有关的名字，以后也跟中国保持联系。后来，我跟使馆的同志商量以后建议就提名为“长江小学”，长江源远流长，友谊可以继续发展下去。到现在已经过去了30多年，这个小学还是经常同我和驻智利使馆保持着联系。

中智关系始终遵循不干涉内政原则

澎湃新闻：在中国和智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过程中，您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黄士康：中国在智利的商务代表处是在1965年建立的，我1967年就过去了。由于当时建立正常外交关系比较困难，中央就提出来，可以先从民间和贸易往来着手。

事实上，当时已经筹划在巴西建立商代处，人员已经过去了，而且一起去的还有新华社驻巴西分社的一位记者。但是1963年，由于巴西的军人发动政变，我们一共九位同志都被政变分子逮捕投入了监狱，他们在巴西的监狱里面待了一年多。

在巴西建立商代处失败以后，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智利。当时建立商代处存在着半官方性质，也可以跟对方的官方人士接触。当时去的人很少，外交部派一人带团作为商务代表，另一人是商务部派来的副代表，还有两名翻译和一名厨师。一共就这么五个人，我们在那一直坚持到1970年智利社会党的阿连德上台当了总统，他同时决定同中国建交。

澎湃新闻：阿连德担任总统以后，中国跟智利完成了建交，我国对智利的外交工作打开了新的局面。但阿连德上台后，当政仅仅不到三年，就被美国支持的皮诺切特发动的政变推翻了，您和您的同事当时是怎样应对变局的？

黄士康：中智建交，阿连德起了很大的作用，首先是他的决断。他是来自社会党的左派政治家，1954年，他到中国访问就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中国两位领导人跟他有深谈，也详细介绍了中国的情况。他当时表示，新中国的建立、中国的解放是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事件，他说他上台以后要立即与中国建交。他回去以后就当了五年中智友协的主席，为推动同中国的建立关系做工作。同时他一直也是政治家，三次参加总统大选。

他对我们的商代处有很大的帮助。我们有问题随时可以找他，他就给我们介绍情况，解决问题。但他上台后不久，由于一些政策上的错误、美国的颠覆活动以及国内的右翼的破坏，他在1973年9月被推翻了，而且在反抗政变的时候牺牲了。

对我们这些智利和阿连德的朋友来讲，大家心里感到对阿连德又佩服，又可惜。周恩来总理当时对阿连德做了很多工作，曾经和他的外长详细谈话，并通过他提醒阿连德，他的政策是有过激和错误的地方，但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他牺牲以后，周恩来总理很悲伤，告诉他的遗孀奥滕西娅·布西，“阿连德是一位伟大的总统，他的崇高理想，我们会永远记住，他会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对阿连德的正面评价是我们这些从事政治工作人的心声。那时，我们积极收集信息，了解情况做工作，想减轻政变给智利人民带来的损失，因此帮助过不少智利的左派人士离开智利，防止他们受反动军人的迫害。

澎湃新闻：军政府上台后，对国内的左翼力量进行了镇压，在国际上也敌视社会主义国家。您和您同事当时在智利的工作有没有受到阻碍，你们当时怎么样克服这些困难？

黄士康：军人进行政变的时候，我刚离开智利回到国内。当时军人政府非常明显地打着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政权的旗号来进行统治和镇压。我们也经历了很大考验，当时很多社会主义国家，有的主动跟智利断交，有的被军人政府驱逐出境，断绝了关系。

皮诺切特在9月11日发动了军事政变，到了9月下旬，他的军事政府曾经给我们一个照会，要求继续维持同我们国家的正常外交关系。根据这个情况，我国时任驻智利的大使徐忠福在国内提出建议，他认为尽管军政府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共闹得很凶，镇压很厉害，但是对中国还没采取什么具体的不友好行动。他当时还说，根据我国奉行的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政策，现在不宜宣布跟他断绝关系。

据我了解，周恩来总理接到建议后召集了外交部有关领导商量对策。后来周总理果断决策，要和智利政府“冷而不断”。所谓“冷而不断”就是维持外交关系，但与军政府保持距离。因此我们就在智利保留了部分人员。后面证明周总理这个决策非常正确，展示了中国对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坚持。

几年以后，智利政府慢慢不提反共产党了，由于它不提了，我们同智利政府的关系稍微恢复一些。一些中国外交官又回到了智利，继续开展工作，中智关系始终没有断。后来我国要到南极去建立长城站，智利方面还提供了一些帮助。

但是我们这些阿连德的朋友，始终都怀念阿连德。我刚退休后不久，外交部派我到智利去见老朋友，我首先拜访的是阿连德总统的夫人，当时就和她畅谈往事，回忆与阿连德的交往。

澎湃新闻：对于阿连德时期的中智关系来说，或许意识形态上一定程度的亲近是双方维系友好关系的重要因素，那么您如何理解当下中智关系发展的动力？

黄士康：我觉得主要是两条，首先是中国坚持的不干涉内政原则。智利军政府也好，以及后面的文官政府也好，中国都是坚持不干涉内政。其次就是经济上的合作和共赢。目前中智两国的贸易有了很大发展，有段时间我国从智利大量进口铜，智利后来发展木材产业和水果业，双方在这方面有很多往来。

外交政策不应受意识形态影响。因为我们坚持的是维护国家的独立自主和安全。一个国家，他的政权和政府发生变化，是该国人民自己决定的内政，这不是中国所能决定的。中国能做的是密切观察形势。能够看到形势的变化，然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新政府继续发展双边关系。

羡慕年轻外交官，应进一步加强修养

澎湃新闻：目前中国正涌现出一批高学历、精力充沛、视野开阔的年轻外交官，他们已开始在驻在国崭露头角。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您认为年轻一辈的中国外交官和他们的前辈相比有什么不同？

黄士康：说实话，我很羡慕现在的年轻外交官，他们的学习和工作条件远远比我们那时好很多。就拿学习和成长来说，他们能更多地与外国接触，甚至可以到国外去进修。从这一方面来看，我们跟这些年轻的外交官没法比，我们得向他们学习。他们使用新媒体比我们熟练多了，这不可否认。

此外，我觉得所有的外交官，年轻的也好，年纪大的也好，都要遵守几个基本的行动准则。

我特别觉得年轻的外交官可能在这一方面应进一步加强修养。

首先一条，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必须很坚定维护国家的利益。

另外，你要有很广泛的知识面来支撑。外语只是一个工具，不是一个专业。你要通过外语了解世界和各个不同领域，什么都要知道一点。

第三个，必须讲究斗争的艺术。工作要有灵活性和策略。在这一点上面，周总理做得很好，当时中国在万隆会议上受到一些国家的指责，但是周总理做了一个发言，把所有那些不入调的声音都压了下去，这就属于斗争策略，很值得我们从事外交工作的人员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