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女王临终，“就像一艘三层巨轮正在下沉”

编者按：本书以维多利亚女王的日记、书信等原始资料为依据，从微小的细节入手，描绘了维多利亚时代壮阔的社会图景。更有南丁格尔、门德尔松、狄更斯、马克·吐温等人的身影，作为那个时代的目击者，他们记录了自己的见闻，向我们展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人物群像。作者露西·沃斯利（Lucy Worsley），英国历史学家、作家、策展人和电视节目主持人。

奥斯本，1901 年1 月22 日

1901 年新年伊始，维多利亚仍旧与阿尔伯特同床共眠。在他那一侧的床头，挂着陶瓷花做成的纪念花圈，床上摆放着一张阿尔伯特尸体的照片。无论他的遗孀赴往天南地北，这两件东西都会一同前往。不过，维多利亚现年81 岁，身体过于虚弱，无法离开怀特岛。事实上，她几乎连她在奥斯本宫的卧室都出不去。

她人生中的最后十二个月过得非常艰难。1900 年7 月，她的儿子阿菲去世了，他生前历经了不幸的婚姻、自己儿子的自杀，以及长年累月的抽烟酗酒。10 月，她最疼爱的外孙，兰臣的儿子克里斯蒂安·维克多（Christian Victor），和比阿特丽斯的丈夫亨利一样，在非洲染疟疾而亡。两场不幸接踵而来，几乎令维多利亚一蹶不振。她的一位侍女玛丽·马利特描述说，女王的威严正逐渐消退。玛丽写道：当她“让我抚摩她的敬爱的手时，我完全忘记了她的地位高不可及，只觉得她是一个渴望他人怜悯的悲伤的女人。”

有人发现她不仅失去威严，体重也严重下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瘦了很多，看起来只有她之前一半的尺寸”。 维多利亚现在的胃口在她一生中最小，只吃“薄薄的一片煮鸡肉”，或者“一小块每天从伦敦运来的牛腩”。和许多老年人一样，她个头萎缩了，和她成年后的身高329相比，矮了足足3 英寸1。她严重驼背，这点能从当今所存的女王晚年穿着的裙子的剪裁上看出。她仍旧患有腹疝，胃部疼痛，但里德医生并不知道，因为维多利亚从没告诉他。

维多利亚进入老年后，发现很难对她庞大家庭的子孙后代维持兴趣。她完全记不清谁是谁了。她坦言，她的孙辈“每年都会增加三个”，“逐渐地只带来了焦虑…… 没有引起多大兴趣”。她的孙辈们也察觉到了她对他们没什么热情。“我记得很清楚，祖母得知我们中某人身体不太好时，她惊呼一声，吃惊，又觉得有点好笑”，其中一位写道，“我觉得，祖母和我们一样，见面结束时，心里偷偷感到如释重负”。 但是，她的女儿们一如既往地对她鞍前马后。“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维多利亚在1901 年1 月13 日的日记中写道：

…… 但是有点没睡好。起得比平常早，喝了些牛奶。—兰臣来为我读了些报纸。—1 点钟前去门外花园的椅子上坐了会儿，和兰臣、比阿特丽斯一起。—休息了会儿，吃了点东西，和兰臣、比阿特丽斯一起乘马车转了一小圈。—回来后休息了会儿，5 点30 分去参加了克莱门特·史密斯先生（Mr Clement Smith）举行的一个小活动，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安慰。—后来又休息了会儿，然后签了些文件，口述让兰臣书写。

这是维多利亚坚持了这么多年的日记中的最后一篇。第二天她就停笔了。

她身边的人能看出她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没有特定的病因，只是因为年纪大了。可是，奥斯本宫外的人对此却毫不知情。伯蒂不愿或无法面对现实，他选择相信他母亲的身体没有丝毫问题，他的意愿必须得到尊重，没人向外透露女王病危的消息。然而，尽管“她的宫廷向外发表消息时，都会刻意鼓舞民心”，可是伦敦依然有人洞悉内情，他们窃窃私语：“乌云团聚，天色暗淡—女王就快不行了。”

 

1901 年1 月16 日，最后的日记写下三天后，里德医生遇到了一桩奇事。在他担当御医的最后二十年中，他经常为维多利亚看病，有时一天见她四次。可是—他记录道—这是他头一次“见到女王躺在床上”。他观察道：“她面朝右侧躺着，身体蜷缩着，看起来小得惊人。”数十年来，她一直都对自我隐私格外小心，甚至连她的孩子都没见过她病弱在床的样子。

她的卧室大门终于向她信任的服装师以外的人敞开。这个房间位于阿尔伯特多年前设计的奥斯本私人亭阁中。自1893 年以来，维多利亚能乘坐新安装的电梯，到达她的卧室。这个房间的墙被粉刷成粉橙色，壁炉上放着一只象牙制的小温度计，仆人根据它保持一定的室温。卧室配备有洗手间、盆浴和淋浴，但都藏在门后，从外面看像是一个衣橱。19 世纪50 年代初安装时，这些卫浴设施奢华新潮，如今它们已在小康家庭中十分常见，由此可见，在维多利亚统治的后半段，英国的蓬勃发展。

无论她愿不愿意，维多利亚的隐私终将遭到泄露。尽管她和伯蒂都不想让任何人得知她身体衰微的消息，里德医生还是与她的长孙德皇威利暗自形成了一个约定。威利担心，他外祖母临终时，他的英国亲戚不会通知他前去探望。他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不单单是他们不喜欢他，虽然也有这方面的原因；这件事还关乎国际政治。所有人都感觉到，威利认为自己和德国将接替他外祖母在欧洲的领导者角色。威利想蹭些外祖母的光环。伯蒂的妹妹们无论私下对长兄能否胜任国王重任持何种意见，她们均深知，让威利沾光对英国不利。

然而，威利毕竟是女王的长孙，这点无可否认，至少里德医生认为他有权利得知内情。1 月18 日星期五，里德从考斯发电报到柏林：“病症堪忧，不可泄露。”事实上，历史学家托尼·伦内尔（Tony Rennell）透露，德国派驻伦敦的特使，已经从帕尔摩街（Pall Mall）的一家俱乐部听闻此消息，并在前一天告知他的皇帝。1 月19 日星期六，消息封不住了，女王病危的信息出现在《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的头版。 礼拜日那天，人们在圣保罗大教堂为她默默祈祷。

就在同一天，1 月20 日，维多利亚位于奥斯本的卧室内竖起了一堵屏风，这样男工能在与女王彼此看不见的情况下，搬进一张小床。小床放置好后，维多利亚从她和阿尔伯特的大双人床搬到了小床上，她终于舍弃了婚床。和阿尔伯特生前最后几天一样，维多利亚的卧室在为她的临终守候的场景做准备。前来送终的人也在聚集，为了见证王位更迭的时刻，他们正争夺着前排座位。也是在这个星期日，威利征用了一艘邮船，从荷兰弗拉辛港（Flushing）前往海峡对岸的希尔内斯港（Sheerness）。尽管他的姨妈们发了数通电报劝阻他，他还是坚持来英国。伯蒂觉得有义务前去伦敦火车站迎接他到来。德国外交部向他们驻派于伦敦的特使发送电报，说：“我衷心希望王室家庭不要像以往一样考虑不周，惹恼德皇。”

那个星期天晚上，奥斯本宫的医生们认为女王可能撑不到第二天早上，他们一时间惊慌失措。要电报伯蒂，让他立即从伦敦赶回怀特岛吗？可是，如果伯蒂的母亲在他到达前就驾崩了，还不如让他留在首都，召集枢密院，开始新的统治。他们就此争论不休。见证着一切的兰德尔·戴维森回忆道：“没有人清楚该如何是好，大家都不知道先例。”女王是奥斯本宫唯一经历过君主驾崩的人，可她不可能开口。

戴维森是维多利亚在温莎堡的知心朋友，他在1901 年从温莎教长晋升为温切斯特主教（Bishop of Winchester）。他在听闻女王病危后，尽管“并没有真正”受召，但还是抓住了机会，第一时间赶到了怀特岛。他搭乘一艘夜轮，冒着狂风暴雨，前往考斯镇，轮船上不太协调地挤满记者和喧闹“风趣的足球手”。尽管戴维森生性自负，有时太把自己当回事，但他却深切地感知到即将发生的一切意义之重大。他的这种觉悟促使他在私人笔记本和寄给妻子的信件中，记下了每一个细节，造福了历史学家。

戴维森亲笔记录下了许多朝臣心中的巨大隐忧—在她垂死之际，会出现一段漫长而不确定的时期，即摄政时期。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维多利亚自己的担忧。她在几天前说过：“他们想让我屈服，找人摄政，代我治国。但他们错了。我不会屈服，因为我知道他们会瞒着我，以我的名义任意妄为。”现在死之将至，似乎能够避免这一情形。戴维森心想：“她如果就这样终了，该多么了不起啊，甚至未曾卸下盔甲…… 不失她以往的勃勃生机、充沛胆识和独立自主。”维多利亚临终时，路易丝公主的丈夫也在场，他将女王的垂死描述得相当壮观，就像“一艘三层巨轮正在下沉”。

1 月21 日星期一，凌晨1 点30 分，戴维森写信给他“心爱的妻子”，告诉她，到达奥斯本，亲眼看到女王病情有多严重后，他度过了“我此生最阴暗的一段时光…… 我的脑海中涌入千思万绪，心情异常复杂”。不过，星期一白天，维多利亚的精神似乎振作了一点点。根据里德医生及其同事托马斯·巴洛爵士（Sir Thoms Barlow）所发的官方医疗公告，她“稍有恢复”。托马斯爵士是“脑疾方面的权威”，里德医生怀疑自己的病人“大脑血液循环不畅”，他受召前来诊治。她的“右脸”无法正常动弹，很像中风所致，但经巴洛确诊，不是“中风”，只是“大脑血流不畅”。

周一晚上，伯蒂和威利来到她床前。他们乘坐皇家游艇一同抵达怀特岛。在横穿索伦特海峡时，个性使然，伯蒂在船舱客厅中懒洋洋地躺着，而威利则在驾驶台烦扰船长。到达奥斯本宫后，威利立即用其谦卑的表现，巧妙地卸下姨妈们的防备。他说：“我想在外婆去世前见她一面，若不便如此，我完全能理解。”听完这席话，兰臣、路易丝和比阿特丽斯就不忍心再禁止他了，威利就这样钻了进来。

现在，因为伯蒂的乐观，医疗公告变了调子：尽管维多利亚再度恶化，第二次公告还是充满希望，托尼·伦内尔仔细分析了两次公告侧重点的变化。伯蒂知道母亲一断气，他就必须继位，对此他惊恐不已，在内心祈祷，希望母亲活得越久越好。但威利却对当下情形的政治意义看得更清楚，他知道外祖母若一直苟延残喘却丧失能力，不仅会损耗她一生的功绩，还可能危及君主体制。威利对任何愿意倾听的人都“知无不言”，其中包括兰德尔·戴维森。他说，“她这一生多么精彩啊”，不希望她在走的时候，身体“受尽苦痛或挣扎不休”。

1 月22 日星期二，一大早，兰德尔·戴维森便接到紧急召唤。宫殿床位已满，容不下他这样的不速之客，因而此前，他借宿在奥斯本附近的一栋房子里。尽管如此，刚过8 点，他就来到了维多利亚的卧室。他发现，在医生的要求下，“全家人都匆匆赶来，有些尚未穿戴齐整。他们跪在床前，威尔士亲王在女王的右边跪着，德国皇帝在她的左边跪着……还有10 人到12 人在那里。女王呼吸艰难…… 护士跪在她身后的床上，用手托着枕头”。这一场面可谓壮观。讽刺的是，维多利亚一直不希望出现这样的兴师动众。她描写过一位普鲁士亲戚临终前与之类似的热闹场面：“我会坚决要求，我死的时候，决不可如此。”

逐渐，随着维多利亚的气息进一步减弱，紧张感加剧，威利和姨妈们之间的摩擦又凸显了出来。房间里人太多了，时不时有些亲属听从劝告，前去暂作休息。维多利亚虽然没有完全清醒，但她似乎知道死之将至。路易丝清晰地听到她的母亲说：“我还不想死。还有几件事我想安排。”在场的子女大声说出自己的名字，他们的母亲如今已经完全失明，只有这样她才会知道他们在身边—“我是兰臣，妈妈”—“宝贝在这儿”—“路易丝”。但没人示意威利开口。

“告诉她，她的外孙德国皇帝也在这儿，不好吗？”里德医生悄声对伯蒂说。“不好”，伯蒂回答道，“这样会让她激动过度”。

然而，在这个明显的高潮后，维多利亚再次恢复了精神。在里德医生的要求下，家人们纷纷离开去洗漱穿戴了。现在威利逮着了一个和里德医生私下交谈的机会。他问里德医生：“你注意到房间里每个人的名字都向她提到了，只有我的没提吗？”

里德医生心生不忍，他直截了当地请求伯蒂，允许威利独自进入他外祖母的房间。伯蒂答应了。里德医生对维多利亚说：“陛下，您的外孙德国皇帝在这儿。您身体不好，他来看望您。”她面露微笑，威利在那儿的五分钟里，他们好像说了会儿话。

然而，威利的胜利可能毫无意义。有人认为，维多利亚神志恍惚，其实把威利当成了他死去的父亲腓特烈（Frederich Ⅲ），她大女儿维基的丈夫腓特烈是她非常喜欢的女婿。“皇帝人非常好”，有人听到她这么说，但这番话对已故皇帝腓特烈和她自己的外孙威利同样适用。

那天下午，随着屋外天色渐黑，如若她的脑海中真浮现了任何人的话，那毫无疑问会是阿尔伯特。在某一时刻，戴维森吟诵起了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的诗句，这句诗贴切得近乎不可思议：

夜尽天明，晨曦光里天使重逢，

多年契阔，我心所爱笑貌音容。

一位颇有名气的作家了解王室内情，并于1897 年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生动真切地描述了女王的生活和住所，其作品很快会推出全新的纪念版。这位作家认为，维多利亚的手指讲述了对于她真正重要的一切故事。她仍然戴着简单的婚戒，还有含有阿尔伯特头发的纪念戒指。据这位作家称：“从这些戒指中，你会看出一位幸福的妻子、一位慈爱的母亲、一位习惯悲伤的孀妇的种种朴实的浪漫，这些便是一个好女人最显著的特征。”

也许这就是维多利亚女王最大的成就—让她的子民相信，她不仅仅是他们的女王。更重要的是，她在他们眼中是一个普通的“好女人”。她所扮演的这个角色，虽然有纯属表演之处，但也有忠实于其真实自我的地方。20 世纪，王权在其他国家纷纷垮台，可英国的君主制却长盛不衰，也许就得益于这一神奇的因素。在本书中，我不断质疑，有时甚至损毁过，有关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间天荒地老、无与伦比、毋庸置疑的幸福婚姻故事。但对维多利亚来说，他的魅力从未消退过。对她来说，61 年前她在温莎堡求婚的那位“天使”，迷人依旧。我希望，她此刻真的梦见与他重逢，如果这样能让她感到更幸福的话。

5 点钟后，情况再次恶化。现在威利陪在床前，寸步不肯离开。他告诉兰德尔·戴维森：“我理应陪在这里，我不能走开。” 他在那里陪了两个多小时，用一只强壮的臂膀支撑着外祖母，而另一只先天孱弱。戴维森应要求在外面等候，离开时在心中默默祈祷，6 点25 分时，他又被叫了回去，正好赶上临终祷告的开始。在场的人认为维多利亚去世时，双眼正凝视着壁炉上方的基督画像。兰臣描述说，她母亲的脸上焕发着“荣光”。她眼睛睁得大大的，“见到她所有的亲人后，她将目光投向天国”。

然而，这是兰臣希望的景象。也有人认为女王在最后一刻，脑中所想的并非她的人类家庭。一位“非常机密的内部人士”透露，她的遗言是让人“允许她的小狗跳到她的床上来”。也许在她去世时，在她身旁陪伴并且萦绕在她心头的是小狗图里，达什的继任者。

兰德尔·戴维森进行临终祝福时，里德医生握着维多利亚的手腕，测她的脉搏，6 点30 分，他终于将其放了下来。里德医生和威利各自离身，女王的尸体无依无靠，静躺在那里。伯蒂后来在日记中记录：“6 点半时，她呼出了最后一口气。”至少合上他母亲眼睛的是他，而非他的外甥。

现在兰德尔·戴维森离开了房间，明显心情悲痛不已，他用红色墨水急切而潦草地写下，仅仅25 分钟前，“我亲眼看着她故去”。这张纸十分了不起，它让我们几乎亲眼见证了一个漫长生命的终结。她去世时将近82 岁，做了63 年的女王。

奥斯本宫大门外，记者聚集，他们叽叽喳喳地交谈着，一开始没有注意到警长查尔斯·弗雷泽（Charles Frazer），已故女王的私人警探。弗雷泽接到命令，等大法官、首相、伦敦市市长、坎特伯雷大主教和其他欧洲君主全部收到电报后，再向记者宣布女王驾崩的消息。最后，在1月夜晚的一片漆黑中，弗雷泽走出门外，说：“先生们…… 我无比沉痛地宣布，陛下于6 点30 分驾崩。”话声刚落，记者成群结队，冲向东考斯邮局，他们彼此推来搡去，很不像样子。其中一位称，他的同行们“大喊大叫，争先恐后”，像是一场激情呐喊、全力冲刺的猎狐运动。 他们无比渴求有人提供对女王离世现场实际情境的描述，甚至不择手段。正在准备主持女王葬礼的兰德尔·戴维森收到了一封十分不合时宜的电报：

阁下若能在周一前描述女王之死1600 字，重酬10 几尼（注：尼，英国旧时金币或货币单位，价值 21 先令，现值 1. 05 英镑）。

这封电报是《礼拜天在家》（Sunday at Home）报纸的编辑发出的。

此前在1897 年，维多利亚看到特克公爵夫人（Duchess Teck）因为没有好好写封遗嘱，去世时引起一片混乱和纷争，于是决定将自己的遗愿付诸纸上。她下达了指令，“遗书由与我同游的那位服装师一直携带保存，在我去世后，服装师立即打开遗书”。

她的家人并不知道，她的遗嘱列出了一大堆她想放在自己棺木中的物品。现在里德医生，在维多利亚无比信任的服装师的帮助下，一丝不苟地执行她最后的命令。所列物品太多太杂，里德费了一番功夫才将其全部放进去。首先，放进阿尔伯特的一件披风和一件晨袍，以及他的手部石膏模型。接着，放进她要求的大量照片。然后，用一个棺材形状的垫子将其全部遮盖住，再将她的身体放在上面。这个清单反映出了维多利亚的鲜明特征，她对照片和阿尔伯特的热爱。其中还包括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阿尔伯特继任者的那个男人。清单最后是一张“布朗的照片和他的一缕头发”，里德医生用纸巾包裹，按照要求，将其放在维多利亚冰冷的左手中。 那天晚些时候，在棺材盖被钉死之前，伯蒂甚至允许阿卜杜勒·卡里姆前来道别。

棺材合上后，立即被运回伦敦，然后经由首都，运至温莎附近的陵墓，安置在阿尔伯特的棺木旁。不过，这已是伯蒂，即国王爱德华七世统治时期的故事。我们关于维多利亚女王生命中的二十四天的故事已经告一段落。

她这一生享尽非同寻常的特权，经历过惊天动地的事件，体验着精彩纷呈的生活。然而，维多利亚真正开心的日子却屈指可数，我对她最深刻而持久的感觉是怜悯。许多人羡慕她赢得了婴儿赛跑，得以戴上王冠。可是，当维多利亚得知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女王时，她已经清楚，成为女王不会造就她的人生，只会将其打破。“我大哭了一场”，她说。等待她的是孤单落寞的王室陷阱，虽然这样的陷阱同样紧紧攫住众多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但也许它对一位女王的挤压与钳制远超常人、最为深重。她的母亲深知她们终将踏入这一陷阱，早早地为她做心理准备。维克多丽在多年前，告诉维多利亚，“你逃不掉自己的情感，你也逃不掉你的出身”。你逃不掉。确实。你逃不掉。

摘自《维多利亚女王：作为君王和女性的一生》，作者：[英] 露西·沃斯利 ，译者：张佩，未读 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