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女孩·70后︱一个非典型农村女孩的进城记

一个乡下的小丫头，爱读书是与生俱来的

我出生在浙江义乌佛堂镇，我们村在当地是一个比较大型的村庄，由三个自然村组成，小学就设在我们村里。印象中每个年级有好几个班，周边其他一些自然村的孩子，都是需要走几里路到我们村来上小学的。我能出生在一个有小学的村里，在同龄人中算是比较幸运的。

上小学之前，村里没有正儿八经的幼儿园。有一年，村里把一个破旧的礼堂改作教室，安排村里两个初中毕业没再继续读书又还没嫁人的大姐姐当幼儿园老师，我们一群4岁到7岁的小毛孩，组成混龄班一起上课。课桌椅都是自带的。我的桌子是家里的一条高高的方凳，椅子就是一个小板凳。就在那个没有任何教具的灰暗破旧的教室里，在那个没有任何儿童游乐设施的稻场上，我和小朋友们听老师讲故事、玩游戏，依然充满快乐。

可惜好景不长，只上了一年左右，因为老师的离开，幼儿园就停办了，于是，我又一次成了家里蹲的“失学儿童”。

终于到了8岁可以上小学的年纪，想想我得有多激动啊！每天上学我从村东头走到村西头，迈着小脚丫得走20分钟，不管晴天雨天，都没有大人接送。但我早上天蒙蒙亮就起床，经常是第一个到校的，有时候冬天早晨到学校，教室还是黑乎乎的。读了5年小学，我一次都没有迟到，在此自豪一下。

小学时，常听人说起，建教室用的砖，有些是从坟头拆出来的，也算是废物利用，奇怪的是，我们知道了一点也不害怕。我们小学毕业后，小学教室被鉴定为危房，拆除了。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基本都是民办或代课的，上完课就回周边各个自然村去种地。老师们的普通话非常不标准，授课时用当地的方言。同学之间也是说土话。记得小学有个老师很严苛，班里有人不听话，全班同学都要一起陪着跪在各自的椅子上接受惩罚。即便如此，我依然对上学有着难以泯灭的热情。

如果说那时有什么心愿的话，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可以到一个说普通话的地方生活。我做梦都在学说普通话，想象着那些土话，用普通话说出来，该有多么美妙。也许，想说普通话，就是从小埋下的以后要去大城市的一颗种子吧。

我觉得，一个人爱读书是与生俱来的。小时候，父母从来没有对我有什么期待，也没有任何人向我描绘过读书可能带来的灿烂前景。可我从幼儿园开学第一天，自己抱着小方凳兴高采烈去上学的时候开始，就对学习抱着无比的热情和渴望。而且读书带给我很大的乐趣，我对每一个新知识都充满了好奇，这种爱学习并在学习中找到快乐的能力，我想是上帝对我的恩赐。

改革开放后，家里成了第一批万元户

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这股改革春风刮到我们村的时候，差不多正好是我上小学阶段。可以说改革开放给我家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的外公去世早，妈妈是独生女，外婆带着年幼的妈妈在村里过着艰辛的日子。我爷爷的家族却是我们村的望族，太公儿女成群，家里良田众多，只要村民发生口角或争斗，都是我太公出来打圆场做和事佬。太公解决这种纷争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掏一笔钱出来分给吵架的两个人。也不知道是太公有先见之明还是冥冥之中上天的护佑，在“打土豪，分田地”来临前的某天，太公一夜之间把田地全部输光，家财散尽，成为贫农，就此保全了家族的平安。

由于太公早先家境殷实，娶了貌美如花的太婆，生下的几个子女，每一个都是帅哥美女。在我们家族有个不成文的传统，一代传一代：长辈们在挑选儿媳时，把相貌、聪明摆在比家境更重要的位置。奶奶和妈妈在当地都算得上美丽、聪明、勤劳的女子。她们操持着一个庞大的家庭，不怕吃苦，帮助丈夫，勤劳节俭的品德也深深地影响了我。

奶奶出生在义亭那边的一个村子，父母早逝。嫁到我们村后，和外婆成了邻居，两人成为多年的好朋友，用今天的流行说法就是闺蜜。奶奶一生都在帮衬外婆，奶奶生了5个儿子、1个女儿，她让外婆挑选一个儿子做上门女婿。我外婆慧眼识珠，相中我爸，她认定我爸脑子最机灵。我爸小学、初中的学习成绩非常优秀，但是家里实在太穷了，没有口粮，初中没有毕业就辍学了，老师很惋惜，给他减免了学费，但无济于事。

爸爸当过铁匠学徒，后来在乡办的机械厂工作，妈妈生了两男两女我们四兄妹，靠她一个人在大队里劳作挣工分，非常辛苦，她常常怀着孕还在田里劳作。怀着我的那一年，快要生产了，她还在用肩膀背糖梗，一直背到开始肚子疼，爸爸急忙去找村里的接生婆。接生婆还在来的路上，我就呱呱落地了，那是1975年寒冬腊月里的一天，我出生在一堆稻草垫着的席子上。本来在生了我哥和我姐之后，我妈觉得儿女双全，不想再生了，可是外婆希望人丁更兴旺些，鼓励我妈再生。假如我是男孩子，我妈估计就不会再生我弟了。当发现第三胎是一个女孩时，听外婆说妈妈有点赌气和失望，把我往床角一塞，都懒得给我喂奶。过了几天看到我粉嘟嘟的可爱样子，她又很欢喜了。

从生下来到读小学，在我的印象中，妈妈白天不常在家，总是在田间劳作，陪在我身边时刻关注我的是我亲爱的外婆。外婆对她的独生女儿——我的妈妈非常宠爱，几乎整个家都是我外婆在打理，她包揽了几乎所有的家务——养猪、养鸡，洗衣、做饭、洗碗，还要照顾我们四兄妹，常常是身背一个娃在不停地忙活。我是外婆亲手带大的，冬天砸冰给我洗尿布，夏天为我赶蚊子。我从小也是和外婆睡在一起的，直到高中住校，外婆十来年如一日，每天早上5点起床为我们烧早饭。现在想想，真觉得她老人家太伟大了。当她82岁去世时，我刚参加工作，来不及回报她对我这种无条件的深爱，真是伤心欲绝。

妈妈生下我们时，家里还很穷，她在月子里都吃不上有营养的东西。但如前所述，改革开放后，爸爸离开机械厂，自己办了一个钢锅厂。在我爸的打拼下，我家渐渐地富裕起来，成了义乌第一批万元户，买了全村第一台彩电。记得那时候放映《万水千山总是情》《陈真》等港剧，每天晚饭后，我们就把电视机抬到门前院子的大空地上，村民们搬来板凳坐在一起观看，真是热闹非凡、盛况空前。

家境变得富裕后，父母希望儿女能到城市生活

在我们读中小学的时候，城乡差别还是蛮大的。我家虽然早早成了万元户，但是始终有农村户口挡在前面，我们因此只能在乡村上小学、初中，不能到县城找（体制内）工作。所以，跳出农门成为城里人，逐渐成为我父母对子女的殷切期望。

记得我读中学的时候，义乌县城推出了一项蓝印户口政策，农民可以花两万元钱，把农村户口变成城镇户口。义乌先富起来的那批人几乎都来自乡下，大家欢天喜地给孩子们买城镇户口。我妈也漏夜排队，花6万元先给哥哥、姐姐、弟弟全买了，就剩我一人没买，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我读书成绩一直很优秀，可以通过考大学跳出农门。我听说了这事后，心里觉得委屈，万一我考不上大学呢？我妈和爸爸后来一合计，觉得我考试时容易紧张，就当是给我壮个胆，她又花了两万元给我也买了城镇户口。后来的结果是我考上了大学，这两万元相当于打了水漂。

那个年代的两万元意味着什么？差不多可以在义乌城里买一套70平方米的房子！父母那时候在义乌城里买的第一套房子，70多平方米，就只花了26000元。现在想想，父母在投资我们子女方面，真的是毫不手软。

有了城镇户口，我们三兄妹（哥哥、姐姐、我）先后到县城读书、工作、生活，住在父母买的那套房子里，成为城市的合法居民。后来，我、哥哥、姐姐又先后把户口迁到杭州，都成了杭州人，现在只有弟弟和父母的户口还留在义乌。

高考填志愿时没有听从父母意见，坚持了自己的理想

当年在乡村读书时，最大的心愿应该就是到县城读书、工作、生活，而父母一直希望子女能承欢膝下，不要离家太远。在我填写高考志愿时，妈妈希望我填写浙江师范大学，理由是从金华回义乌很近。但我坚决不从，一心只想到杭州上大学。

我对杭州心生好感是因为10岁时爸爸带我到杭州旅游，印象最深的是在玉泉里面第一次看到了大鱼，还去了杭州动物园，第一次不是通过电视，而是在现实中看到了那么多动物。那年也是我第一次坐公交车，坐在车上看着窗外的城市风景，我暗暗下了决心，等我长大了，一定要来杭州，成为杭州人。之后我的奋斗，大致都是围绕到杭州这个目标来进行的。

填志愿时，父母希望我报考杭州大学法律系。可能是多年来做生意的原因，还有就是我们家为了保住在村里造的一幢五层楼四开间的大房子，打过一场房产方面的官司。

在打官司的过程中，我父亲结识了法律系统的一些专业人士。出于朴素的自保心理，他希望自家能有公检法系统的人，就像很多老百姓希望认识医疗系统的人那样。当年有人给姐姐介绍对象时，父亲不看对方的家境，唯一的要求是公检法系统的大学毕业生，后来姐姐如他所愿，嫁给了一位家境一般但人很聪慧、大学本科毕业的警察。我报考大学填志愿时，父亲殷切地希望我报考法律系，他觉得家里有个律师或法官、检察官，就没人敢欺负我们了。我当时嘴上没说反对，但心里还是暗暗认定自己的选择。

幼年种下文学的胚芽，哥哥是我学生时代的榜样

从读初中开始，我的作文能力就出类拔萃，在全年级都是排名前列，语文老师几乎每周都把我的作文当作范文。

爱上文学这一点，我要特别感谢我的亲哥哥，他从小是个文学爱好者，在书法、写作方面很有天赋，他在家里珍藏了很多文学类的书，每天躲在房间里看书。

每到寒暑假，哥哥书架上的文学书成了我的最爱，我10多岁就读完了整本《红楼梦》。我与哥哥上同一所初中、高中，教过他的语文老师，后来也是我的语文老师，我们兄妹师出同门，一脉相承，语文老师们都非常欣赏我们俩的文学特长，老师的认可对我是很大的激励。

中考的时候，老师说我哥的作文是满分，但他有点偏科，数学和英语不太强，所以只考上普通高中——大成中学。而我则比较均衡，数学、语文、英语都是强项，按照我在乡办初中常常保持年级第一的水平（一般来说，乡办初中只有一名学生能考入重点高中），应该有希望考上重点高中。可是我偏偏考砸了，也进了大成中学。我哥是大成中学文学校刊《春笋报》的第一任主编，他毕业后，我也当了这个校刊的主编。教我和哥哥的是同一位语文老师，他赏识我的文才，把我的作文拿去投稿，发表在报纸上。

到了高中后，我和哥哥一样选择了读文科。我哥是在北京读的本科，后来又去香港读了硕士，他曾在义乌电视台当记者，编导的作品还得过电视行业的奖项，后来又到杭州的一家媒体当记者。可以说，我热爱文学、走上记者这条道路，还嫁给了一名记者，这么多年从没有离开过新闻行业，跟我哥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1994年高考的那年，妈妈到教堂里为我真诚祈祷，我们家曾外祖母、外婆、奶奶、妈妈都是基督徒，凡事都相信祷告的力量。因为有过中考太紧张考砸的经历，老师和父母都祈盼我克服紧张，发挥出正常（年级第一）的水平。尤其是我父母，这次不像中考那样漫不经心了，他们特意从工厂繁忙的业务中抽身出来，到义乌县城里，用一周的时间全心全意在生活和饮食上照顾我。我那次高考轻松从容有如神助，居然超水平发挥，考出了比平时好很多的成绩。常常在及格线上徘徊的地理，居然也考了将近80分（满分100分），历史也考得不错，本来就是强项的数学、语文、英语正常发挥。考完之后估分时，我发现总分一下子比之前提高了很多。

一边是父母希望的，以我的成绩百分百能被录取的法律或师范专业，一边是我热爱的文学和新闻专业。我没有丝毫的犹豫，自作主张，在第一志愿填报了杭州大学新闻系。记得当时填写志愿时，有个同学笑话我，说这个专业很难考的，对于我能考上这件事他并不看好。后来想想，我这个志愿真的相当冒险，刚上大学时听老师说过，当时新闻专业非常热门，毕业后几乎都进了浙江各地的主流媒体，所以我们这一届新闻系的投档线是杭州大学所有系中最高的，整整比当时的本科线高出20多分。事后想起来真的很悬，我以多出了3分的成绩得以顺利投档，最终又被录取。

从怀着激动的心情坐火车到杭州大学报到的那一天开始，我的青春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最精彩的生命华章就此开启。

四年的大学读下来，对杭州的好感越发多起来，可是当年的毕业分配政策，成为一道不可跨越的鸿沟。那时候的毕业分配政策是，从哪个地区来就回哪儿去，留杭指标非常稀少，户口迁入杭州很困难，媒体的编制更少，每年只招零星几个新人，一般只有杭州本地人才有一丝机会进入杭州的主流媒体。我又一次被户口挡在了大城市的外面，毕业后到了金华工作，也算遂了父母的心愿。

都市类媒体迎来大发展时代，我从金华来到杭州

金华日报社在当地是最有影响力的媒体，当年是报社的社长亲自到杭州大学新闻系挑选人才，我到现在都感谢金华日报社的老领导和老同事们，他们在工作中支持和帮助我，一步步把我从实习生培养成为一名真正的记者。

我的20年记者生涯，是从金华日报社起步的。1998年7月我到金华日报社正式报到。无比幸运的是，1999年正好就赶上金华日报社为员工集体建造商品房，父母出钱为我购买了人生中第一套房子，写的是我的名字，156平方米的四室两厅两卫，当年总房价只要16万元。

大学毕业时，我的先生从男同学发展为男朋友。他是杭州人，一毕业就进入了杭州的主流媒体。双方父母由于担忧我们婚后要两地分居，并不看好和支持我们的恋情。但我们的感情融洽，彼此欣赏，都不愿意放弃对方。2000年，我们毕业才两年就登记结婚了。结婚后，由于我们两个人的单位都是当地一流的，自然都不舍得放弃，只能选择两地分居。

谁也没想到，我们这一拨新闻工作者正好赶上了都市类媒体大发展的时代，杭州的主流媒体好像一夜之间突然就办起了各种都市报。新报纸新人新办法，没有编制，面向全国进行全员招聘。为了圆自己的杭州梦，解决两地分居问题，我参加了杭州媒体的考试。2001年，我被杭州一家媒体录取，户口从金华迁到了杭州，从此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杭州人。

之后，我一直在杭州的媒体工作，至今已经17年，算上在杭州读大学的4年，一转眼我在杭州已经待了20多年，从当年的青春女孩成长为如今的孩子妈。在杭州，我们从最初租房子到买房子，并一步步改善居住条件，过上了有房有车的幸福生活，每天都在享受大城市的繁华，以及教育和医疗的便利，这一切都要感谢1994年的高考，它是我命运的最重要的转折点。时代的发展加上我自己的不懈努力，让我最终圆梦杭州。

[作者乔樱，1975年出生，浙江义乌人，现为某报记者。本文摘编自《高考：女生的故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6月），原标题为：一个非典型农村女孩的青春奋斗。文章有删节，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