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钱谷融百岁诞辰：他是“五四”运动研究者、实践者

钱谷融先生诞生于1919年9月28日，去世于98年后的同一天。

今年是钱谷融先生诞辰百年，也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9月27日，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联合主办的“新文学”传统的赓续与发扬——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暨钱谷融先生百岁诞辰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

他从艺术、人学的角度进入文学史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回忆说，他初读钱谷融先生的《论“文学是人学”》《<雷雨>人物谈》系列文章，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当时就有耳目一新之感。

“我们研究新文学，以前是按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路，王瑶、李何林、唐弢都是这样思路。但是，上海的贾植芳先生是从 ‘作家论’的角度进入文学史。而钱先生又是一条路，他是从艺术的角度、人学的角度进入文学史。所以哪怕在最强调阶级斗争的时候，钱先生能够写出对周朴园比较公正，也带有同情的理解。这些理解在当时的主流之外，是边缘的，又是崭新的，在后来成为有强烈生命力的学术流派。”

钱门弟子代表、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许子东在1970年代末成为钱谷融的学生。他感慨：“钱先生和 ‘五四’运动之间不只是一百年的巧合。他不仅是 ‘五四’运动的研究者，还是 ‘五四’传统的实践者。”

1957年，还是青年评论家的钱谷融发表了《论“文学是人学”》。许子东说：“这篇文章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史，甚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文献。他几乎是独自一人形成了一个自己的理论体系，既不从当时的政治局势出发，也不迎合历史潮流。在当时，说那是孤独、艰辛的探索，一点也不夸张。”

许子东回忆道，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做学生时曾在图书馆里待了几个月，感觉有了点心得，结果看到了五十年代曾华鹏、范伯群的《郁达夫论》，一时有些丧气。“我瘫坐在图书馆椅子上，和钱先生说我想说的他们在二十年前都说过了。钱先生就和我说： ‘你别急，你只是看到作品，没看到自己。’这句话真的影响我一辈子。现在回想起来， ‘五四’的精神不也是发现自己、发现个人吗？”

武汉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陈国恩表示，自己于1980年代初在宁波聆听过钱先生的学术报告。“他不止一次与王元化先生同行，我参与过接待。印象中王先生以理性思维和思想深刻见长，钱先生以艺术智慧让人佩服。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当时听这两位先生的报告，如沐春风。”

虽不是钱门弟子，陈国恩也听闻钱先生招收研究生必考作文，主要是看考生的文笔与才思。“钱先生自己写的文章，多是思考周密，文采斐然。我体会到他做学问，对于文学的审美特征的重视，对于文学的独立品格的尊重，就是一种学术的风格。这也是我后来从事学术研究时，学着理性与情感统一，学理与文采并重的一个重要思想启发。”

他把自己的一切化为“无”

在为人方面，陈思和认为钱先生潇洒淡泊的背后依然有非常强硬的是非感、立场和一个知识分子自“五四”以来最宝贵的风骨。“我们说淡泊明志，其实他只是淡泊，不为明志。我们说宁静致远，他没有图远，就是宁静。”

陈思和回忆道，1980年代时，有一次他坐在台下听钱先生在台上介绍培养研究生的经验。“钱先生当时说： ‘有人说，父母给了学生生命，老师给了学生前途。但我作为老师，我也不给他们前途。他们好的人进来好，出去也好；不好的人进来不好，出去还是不好。’”

这句话让陈思和印象深刻。“钱先生把自己的一切化为 ‘无’，他把自己身上所有的名誉、地位、利益等等全部抹掉，抹到零，真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他说自己懒，是因为这个时代忙忙碌碌、越忙越乱。他很清楚，对这个时代，该说的时候要说，更多的时候他不说。但他不是乡愿，因为他看得清楚，在他头上就是有一把剑。很多人忘了这把剑，但钱先生时时记着。这就是我心目中的钱先生。”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提到，钱先生对“五四”文学前辈也非常尊重。“我们中文系有两位前辈，一位是许杰先生，一位是施蛰存先生。我去看望钱先生时，他经常会谈起这两位前辈。尤其钱先生招收第一届硕士生时，当时他是讲师，不能独立招收，要和许杰教授共同指导。在此之前，系里已经安排我做许先生的助手。他们两人当时住得比较近，我每次要不先到许先生家里，要不先到钱先生家里。钱先生就多次和我说，许先生年纪大了，你要尽可能帮他忙，我这里不一定都要来。”

还有一次是陈子善陪同钱谷融去看望施蛰存。“当时两位老人谈得很好，结束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多，我想打车送钱先生回家。结果钱先生说 ‘你自己回去，我要走一走’。他态度非常坚决，我想可能钱先生这次见施先生很有感慨，要自己静一静。这一次可能是钱先生和施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

陈子善感慨，通过这两个细节，可以看到钱先生对他共事多年的前辈非常尊重，也非常有感情。

华师大中文系最重要的学术传统

许子东说：“先生学问好，对学生好，为人潇洒，大家都更钦佩他的学术品格。我注意了一下这两年来纪念钱先生的文章，外人都看到钱先生为人潇洒，学生都崇拜先生的风骨。潇洒的风骨，这就是我们尊敬的老师。活在这世上，风骨不易，潇洒亦难。先生真诚的信仰根基于自己，独立于时代，却在历史上留下独特的印记。许杰、施蛰存、徐中玉、钱谷融这些先生们的思想锋芒，应该是华师大中文系最重要的学术传统。”

前段时间，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朱国华的一篇《论长寿系是怎样炼成的——兼怀徐中玉、钱谷融二先生》在网上引起共鸣。他在文中写道，华东师大中文系是个长寿系，长寿的原因是华师中文系的教师大多是性情中人。性情中人坦荡清澈，不被外物所摧折改变，而是将外物内化，从而能够做到一念放下，万般自在。

“这个道理并不高深，甚至也未必可靠，但是网友们仍然热情点赞，在这个专家说话动辄被喷的时代，实在难能可贵。”朱国华说，“我想原因在于，不管人心多么浮躁而疲惫，也不管社会上有关高校有多少负面新闻，每个人对大学，尤其是那些有着可敬传统的大学，始终是抱有期待的。仍然有很多人相信，如果有某个地方能够达到外物与内心、欲望与灵魂的平衡，应该是在大学里。也仍然有很多人相信，一个学者不仅可以成为真正的仁者、智者与勇者，也可以成为无论是形骸还是精神方面的寿星。”

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殷国明感慨：“这个世界上还是有美的东西，还是有值得我们去追求的东西。我坚信这一点，我相信今天所有到这儿的人都坚信这一点。尽管我们的路上可能还有很多坎坷，还有很多我们不愿意接受的事情，但是我相信钱谷融先生教给我的：‘一定要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会给你一个非常公正的答案’。再一个‘要相信诗意，相信我们人类是能够创造出让我们骄傲的诗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