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的思想是如何帮助库尔德人建立新民主的

近日，国际各大媒体曝出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就叙利亚问题通了电话，随后白宫发布“撤军”声明，将叙利亚北部区域“交给”土耳其。这个区域在叙利亚战争时期建立了叙利亚北部民主联邦（Democratic Federation of Northern Syria），近年来也被称作“罗贾瓦”新生自治区，虽然大部分叙利亚被内战吞噬，但在罗贾瓦，工人合作社、妇女社区中心和受直接民主支配的几个“州”（cantons）四处萌芽。​对抗ISIS期间，以美军支持的库尔德武装为主的军事同盟“叙利亚民主力量”（SDF）占据了这里，当地还驻扎有约1000名美军，与库尔德武装协作密切。然而，美国已经实现了其在此地区的利益之后，库尔德人的生死存亡，似乎已不再在特朗普的考虑之中。

库尔德地区是一个横跨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四国山区的地区，一直都是库尔德人聚居的地方，然而一战后终结欧洲帝国、提倡民族自决的威尔逊主义却并没有眷顾到库尔德人，他们至今仍被这四个现代国家所分割，寻求建国的努力也一直没有中断过。库尔德革命理论家阿卜杜拉·奥贾兰（Abdullah Öcalan）于1978年在土耳其创立了库尔德工人党（PKK），它在建立之初是一个列宁主义政党，1999年奥贾兰被土耳其政府抓捕入狱。在土耳其监狱牢房中，奥贾兰大量阅读左翼理论家的著作，尤其在无政府主义社会生态学家默里·布克钦（Murray Bookchin）的思想的影响下，他开始把PKK推向自由意志主义社群主义的方向。他书写了大量革命理论，将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关注于国家权力）和对基层民主、联邦制和少数民族代表的承诺相结合。他对民族-国家有着复杂的理解，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与库尔德建国事业充满了怀疑，他在一份宣言中指出，“民主的民族（nation）方案的政治根源是公民社会的民主联盟主义（democratic confederalism），这不是国家（state）”。相反，它必须建立在“公社单位”（communal unit）的基础上，这是一种生态、社会和经济建设。由于土耳其的镇压，这些理论在叙利亚东北部的罗贾瓦地区实现的最为淋漓尽致。他的革命社会主义吸引了大量西方左翼青年前往加入，为这场库尔德运动注入了显著的国际主义色彩，不少西方知识分子和活动家把它所唤起的国际主义力量与20世纪的西班牙内战类比。

布克钦是西方无政府主义思潮中的重要理论旗手，在中文世界被介绍得却并不多。虽然布克钦已经离世，然而他的“民主生态社会”愿景在库尔德社群中被持续实践着。布克钦的女儿受《纽约书评》之邀，写下了《我父亲的思想是如何帮助库尔德人建立新民主的》一文。《澎湃新闻·思想市场》在罗贾瓦的民主实践生死攸关之际，将此文译介为中文，以飨读者。

2004年4月，佛蒙特州一个温暖的春日里，我的父亲，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默里·布克钦和我聊起了天，我们几乎每天都聊。我们会谈论所有的事情和所有人——朋友、家人和思想家，从卡尔·马克思和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 ,他崇拜的人）到时任总统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 ，他不崇拜的人）和乔治·斯迈利（George Smiley ，出演了他认同并喜欢的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小说中的一个角色）。他停顿了一下，突然透露出一条看似奇怪的消息：“显然，”他说，“库尔德人一直在阅读我的作品，并试图实施我的想法。”他说得如此漫不经心，似乎自己也不太相信。

我父亲当时83岁，花了60年时间撰写了数百篇文章和24本书，阐述了一个生态、民主、平等社会的反资本主义愿景，它将消除人类对自然世界的统治，让人类与自然世界和谐相处，父亲称之为“社会生态学”。尽管他的作品在无政府主义者和自由意志主义左翼（libertarian left）圈子里广为人知，但他的名字并不家喻户晓。

出乎意料的是，那一周，他收到了一封由中间人代表被监禁的库尔德工人党（PKK）领导人阿卜杜拉·奥贾兰（Abdullah Öcalan）写的信。作为该党派的联合创始人、唯一理论家和无可争议的领导者，奥贾兰享有超乎寻常的声誉——但他的意识形态似乎丝毫不像我父亲。

库尔德工人党PKK成立于1978年，是一个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三十年来一直在为生活在土耳其的大约1500万长期遭受暴力的库尔德人发动起义战争。几十年来，土耳其禁止库尔德人说自己的语言、穿着传统服装、使用库尔德名字、在学校教授库尔德语，甚至不允许他们播放库尔德音乐。库尔德人经常因表达其文化身份和作为反对土耳其的“一面旗帜、一种民族、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而遭到逮捕和酷刑，这种意识形态起源于二十世纪初，在凯末尔主义中得到充分体现，并在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及其伊斯兰政党的独裁统治下得以延续。

像20世纪70年代的其他民族解放运动一样，PKK的成立最初是为了能够拥有一个独立的库尔德国家。它试图将库尔德人团结起来，库尔德人的家园有五千年的历史，这片被称为“库尔德斯坦”的土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武断地分配给了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这四个国家似乎经常在争夺哪个国家能给库尔德人带去更多痛苦。这些“新”民族国家对库尔德人实施的间歇性集体迫害包括化学毒气、爆炸、强迫迁移、生态破坏和夷平整个村庄。自1984年PKK发起武装斗争以来的几十年中，约有4万人被杀害，其中大多数是库尔德人。而在这么多年的斗争里，奥贾兰一直是PKK的意识形态和组织领袖。

1999年，奥贾兰被迫离开叙利亚后在肯尼亚被捕，此前他在叙利亚已经生活了20年。奥贾兰被押解到了马尔马拉内陆海的偏远土耳其岛伊姆拉利，在那儿他因叛国罪而受审并被定罪。由于土耳其当时正试图加入反对死刑的欧盟，他的死刑被减为了无期徒刑。从那以后，奥贾兰一直被关在伊姆拉利的一个牢房里，由数百名警卫看守，岛上几乎没有其他囚犯。尽管与世隔绝——自2016年4月以来就没人见过他，自2011年以来就禁止他与律师接触——奥贾兰仍然是土耳其和叙利亚库尔德解放运动的指路明灯，也是其散居国外的许多支持者的指路明灯。

2004年，当奥贾兰的中间人，一位名叫赖玛·海德尔（Reimar Heider）的德国翻译家写信给我父亲时，海德尔告诉他，库尔德领导人一直在监狱里阅读我父亲著作的土耳其译本，并认为自己是我父亲的“好学生”。的确，海德尔接着说:

他围绕“民主生态社会”的愿景重建了自己的政治战略，并开发了一个在库尔德斯坦和中东建立公民社会的模式……他向所有库尔德城市的每个市长推荐了布克钦的书，并希望每个人都能阅读它们。

事实证明，逮捕后，奥贾兰获得了数百本书，包括许多西方历史和哲学文本的土耳其译文。当他在叛国罪审判和随后的上诉中试图为自己的辩护设计法律策略时，他获得了这些书：他的目的是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开始对民族国家的发展进行全面分析，通过考察二十世纪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之间的冲突来解释自己作为革命者的行为。奥贾兰开始撰写一部多卷本的历史，在这部历史中，他试图为“库尔德问题”提出一个民主的解决方案，不仅能解放库尔德人民，而且能够在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之间，甚至在中东所有民族之间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

在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奥贾兰受到了许多思想家的影响，包括费迪南·布罗代尔、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玛丽亚·密斯和米歇尔·福柯。此外，奥贾兰听取并培养了一代库尔德妇女的声音，她们由PKK的联合创始人、传奇人物萨金·坎西兹（Sakine Cansiz）领导，她于1980年代在土耳其监狱经受了数年难以形容的酷刑，受到奥贾兰的鼓励开始撰写回忆录。（2013年，坎西兹和另外两名库尔德女性活动家在巴黎被一名土耳其特工暗杀。）坎西兹影响了数百名在监狱和PKK训练营的库尔德妇女，包括最近被捕的土耳其迪亚巴克尔市（Diyarbakir）联合市长古尔坦·基桑纳克（ Gültan Kişanak），她在1980年代也曾在监狱中遭受酷刑。奥贾兰对这些妇女的牺牲和独立印象深刻，在1990年代，他试图转变PKK——从一个好战的、父权的、以夺取国家机器为目标的组织转变为了一个强调女权主义价值观、寻求与前苏联截然不同的组织。然而，奥贾兰在21世纪初开始拥护的政治哲学的许多决定性特征，都牢牢植根于我父亲的社会生态学理念及其政治实践：“自由意志主义的城市主义”（libertarian municipalism）或“社群主义”（Communalism）。

我父亲认为生态问题是一个内在的社会问题，必须解决现存的等级制度，才能解决环境危机。“也许我们这个时代的激进分子没有充分面对最令人信服的事实，”他写道，“也就是今天的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一个社会，而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体。”他坚持认为，社会变革必须解决资本主义掠夺人类精神和环境的问题，方法是打破等级森严的人际关系，下放社会权力，以便基层民主组织形式能够蓬勃发展。布克钦的这一社会理论被奥贾兰以“民主联盟主义”（democratic confederalism）的名义吸收和扩大，现在正引导着数百万库尔德人寻求建立一个无等级社会和基于地方议会的民主。

随着叙利亚内战进入第八个年头，大多数西方人都熟悉库尔德人民保护部队（Kurdish People’s Protection Units）那些手持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的男男女女的形象，他们分别被称为YPG（大部分是男性的部队）和YPJ（全女性部队）。这些民兵作为叙利亚民主力量（SDF）的先锋，在叙战场上战斗并伤亡了数千人，SDF也是美国在打击ISIS运动中支持的多元族裔部队。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却鲜为人知：不仅要实现政治自决，而且要实现一种新形式的直接民主，在这种民主中，社区的每一个成员在解决其社区和城镇问题的民众大会上都有平等的发言权——即没有中央国家政权的民主。

由于土耳其的镇压，这些想法在位于叙利亚东北部的库尔德人身上实现得最为淋漓尽致。2012年，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总统的叙利亚政府军撤出了该地区，以集中力量打击其他地方的叛乱分子。叙利亚库尔德人一直看着他们的兄弟在土耳其东南部边境的库尔德城镇和迪亚巴克尔（Diyarbakir）等城市实施奥贾兰的一些思想主张；他们一直在为他们的机会做准备。他们开始在叙利亚的三个“州”（cantons）将同样的想法付诸实践——吉茲雷（Cizre），科巴尼（Kobani）和阿夫林（Afrin），这三个“州”居住着大约460万人，其中包括200万叙利亚库尔德人，以及少数阿拉伯人、土库曼人、亚述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居民。在这些州，族群混合的社区集会占据主导地位，盛行的社会思潮强调男女权力的平等分配，非等级、非宗派和明显的生态观，以及建立在反资本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合作经济。这些州的人民在面临巨大挑战的情况下进行了这些改革——来自叙利亚其他地区的战争难民人数翻了一番，北部的土耳其和东部的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禁运食品和补给品，伊拉克库尔德斯坦领导人马苏德·巴尔扎尼（Masoud Barzani）在那里监督着一个依赖土耳其进行贸易的资本主义小国长达十多年。

2014年，这三个州建立了自治机构，即叙利亚北部民主联邦（Democratic Federation of Northern Syria），通常被称为罗贾瓦（Rojava），意为库尔德语中的“西部”（叙利亚是大库尔德斯坦最西部的部分）。尽管这里仍然非正式地被称为罗贾瓦，但库尔德人在2016年正式放弃了这个名称，以此彰显该地区的多民族性质以及他们致力于所有人自由的承诺，而不仅仅是库尔德人。民主联邦（DFNS，the Democratic Federation）建立在一份名为“社会契约宪章”（Charter of the Social Contract）的文件基础上，其开篇便宣称希望建立一个“没有独裁主义、军国主义、中心主义和宗教权威干预公共事务的社会”。它还“承认叙利亚的领土完整，渴望维护国内和国际和平”——这可以被视作叙利亚库尔德人正式宣布放弃为其人民建立独立国家的想法。相反，他们设想建立一个由自决的自治区组成的联邦体系。

在随后的96个条款中，该宪章保证所有不同族裔的社区有权用自己的语言教学，废除死刑，并批准《世界人权宣言》和类似公约。它要求公共机构努力彻底消除性别歧视，并要求法律规定妇女在每个选举机构中至少占40%，女性和少数族裔人士在各级政府行政部门担任共同主席。《社会契约》还倡导生态管理哲学，指导所有关于城市规划、经济和农业的决策，并尽可能根据集体原则管理所有行业。该文件甚至保证了青少年的政治权利。

民主联邦面临的诸多挑战之一是，它的实验是在战区进行的。2014年，在YPG和YPJ经过六个月的战斗击败圣战民兵组织之前，科巴尼镇及其周边地区因美国对ISIS的空袭而遭到严重破坏。美国及其盟友向SDF提供了军事援助，但却没有进行人道主义援助，科巴尼和联邦其他许多被战争摧毁的地区的重建进展非常缓慢。罗贾瓦乌托邦式的面貌吸引了数百名国际民间志愿者，他们致力于解决环境废物问题，种植了50000株树苗，努力“让罗贾瓦再次变绿”（make Rojava green again），但该地区却因土耳其造成的缺水问题而饱受折磨，土耳其修建了巨大的水坝，故意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水流减缓为涓涓细流，并淹没了土耳其边境一侧的历史定居点。

在整个社会为战争动员起来的背景下，库尔德人控制的地区发生了对儿童兵、背井离乡的阿拉伯村民以及其他侵犯人权行为提出的有争议的投诉。从内部来说，当精英们以异议观点为代价夺取领袖的衣钵时，抵制僵化的意识形态的挑战常常会降临到魅力四射的发言人身上。也许最关键的是，声称希望消灭罗贾瓦项目的土耳其，是否会被三个世界大国——俄罗斯、伊朗和美国——竞相对叙利亚实施控制的某种组合所击败，又或是一路绿灯，这仍有待观察。然而，《社会契约》的意图是明确的——建立一个基于基层的、民主的、分权的社会，就像我父亲和阿卜杜拉·奥贾兰所设想的那样。

默里·布克钦1921年出生于布朗克斯（Bronx），他最早的影响是他的祖母蔡特尔，一位在“1905革命”后移民到美国的俄罗斯革命者。正如我父亲后来向我描述他祖母和她同志们的斗争:

在红旗下，他们梦想着人类解放，怀揣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社会的理想，这就是他们的神话、愿景和希望。同样生活在这个前工业化的世界里，家庭基本上是大家庭，相互信任，你们有着强烈的社群生活，以互助为标志，以强烈的文化敏感性为标志，以激进的文化视野为标志。

布克钦家族也有自己的斗争。默里小时候，他母亲被丈夫抛弃了；他祖母去世后，当他九岁时，他们经常一贫如洗。大约在同一时间，在1930年，他成为美国少先队员，一个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成员。十三岁时，他被“增选”进了共青团。他回忆道，即使是最年轻的党员，“也被当作成年人对待”。他们应该已经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和许多其他文本；他们被派到街上卖党报；他们支持工会的努力。“大萧条”强化了我父亲的“阶级意识”和他对社会变革的承诺——他和他母亲不止一次被赶出布朗克斯的公寓。作为一个年轻的激进分子，他在克罗托纳公园（Crotona Park）的辩论熔炉中磨练了他的演讲技巧。我父亲后来回忆说，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非常动荡的时期”:

几乎每天都有些新鲜事发生，一些政治上令人兴奋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是危险的事情。例如，我们有连续的街角会议，我会和朋友们从一个街角会议走到另一个。与此同时，我试图在克罗托纳公园靠卖报纸和用一个巨大的隔热箱背冰淇淋谋生——顺便说一句，被警察追捕，因为在那个时候卖冰淇淋是违法的。所以，甚至从十三、十四岁开始，作为一名工人，我就开始自己挣面包和奶酪。

尽管共产党对他进行了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但他从未受到正统学说的束缚；希特勒-斯大林协定签署后，他离开了共产党，首先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然后成为无政府主义者——这是他在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间保持了近40年的立场。最后，他也抛弃了这个术语，认为无政府主义很容易演变成一种政治，这种政治侧重于个人自由的行使，而不再去为建立能够实现持久社会变革的政治机构而努力奋斗。

我父亲从未上过大学，作为一名自学者，他也许从未感到被任何特定的智力探索渠道所束缚。他的阅读范围广泛而深入，从生物学和物理学到自然历史和哲学。他的工厂工作经历——通勤到新泽西的巴约恩，在一个炎热的铸造厂灌注钢铁——只是巩固了他对社会主义项目的同情。然而，后来，他作为联合电气工人工会组织者的经历告诉他，美国无产阶级，尽管关心生计问题和零敲碎打的改革，不太可能是马克思所预测的革命代理人。他开始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其他原则，包括强调中央集权和坚持“无情的社会规律”。

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他也清楚地意识到资本主义发展与自然世界的关系非常紧张。他认为，空气和水污染、辐射、食品中的农药残留问题，以及像罗伯特·摩斯（Robert Moses）这样专横的城市规划者对城市的影响，都要我们重新评估资本主义的影响，既要考虑环境问题，也要考虑经济问题。

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布克钦将生态破坏视为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的症状，他在1964年一篇名为《生态学与革命思想》（Ecology and Revolutionary Thought）的开创性论文中阐述了这些观点，该论文将生态学确立为一个政治概念，并将保护环境作为社会转型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马克思认为自然的匮乏导致人类的征服。而与马克思相反，布克钦认为支配自然的概念是在人类支配人类之前产生的，并且源于人类对人类的支配，只有消除社会等级——性别、种族、性取向、年龄和地位——我们才能开始解决环境危机。他反对马克思，认为真正的自由不能仅仅通过消灭阶级社会来实现；它意味着消除一切形式的统治。“可悲的是，”他后来观察到，“马克思主义实际上让所有早期的革命性的不同声音沉寂了一个多世纪，并将历史本身置于一种基于对自然的统治和权力集中的显著资产阶级发展理论的冰冷控制之下。”

我父亲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一系列文章中首次阐述了这些观点，题目是“后稀缺性无政府主义”（Post-Scarcity Anarchism）、“走向解放的技术”和“听着，马克思主义者！”——引导年轻一代反战积极分子深入理解社会弊病和新社会秩序的文章。在此期间，他与左翼的许多重要人物进行了辩论，并对他们产生了影响，从埃尔德里奇·克里弗（Eldridge Cleaver）和丹尼尔·孔·本迪（Daniel Cohn-Bendit）到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和居伊·德波（Guy Debord）。他敦促1968年“五月风暴”中的法国革命者不要屈服于法共控制学生运动的压力；他推动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领导人，如埃尔德里奇·克里弗和休伊·牛顿（Huey Newton），放弃坚持“毛主义教条”，即革命是由有纪律的干部在中央领导下进行的；他见了马尔库塞，敦促这位经验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接受更深层次的生态意识。

多年来，布克钦关于亲和团体（affinity groups）、大众集会、生态女性主义、基层民主以及消除等级制度的必要性的一些理论被反核运动、反全球化积极分子所接受，并最终被占领运动（the Occupy movement）所接受。这些团体吸收了我父亲的想法——也许常常不知道它们的起源——因为它们提供了预示他们所寻求的社会变革的行动和组织方式。到20世纪80年代，他的工作影响了欧洲的“绿色运动”（Green movement）。今天，一场基于他想法的“市政主义”运动（“municipalism” movement）正在世界各地的城市中获得势头。然而，在罗贾瓦之前，默里·布克钦的名字很少在主流新闻报道中被提及。

1971年，我父亲从纽约下东区搬到佛蒙特州。他五十岁了。他和我的母亲比阿特丽斯结婚十二年后离婚了，但他继续和她生活了许多年，她在他的余生都是他的政治上的同路人和生活中的密友。在佛蒙特州，他积极参与反核运动，而她则领导反对伯林顿时任市长伯尼·桑德斯在伯林顿滨水区进行大规模商业开发的努力。我父母一起发起了伯林顿绿色运动（Burlington Greens），这是美国第一批市政运动之一。正是在他们伯林顿的家中，他写了代表作《自由的生态学》（The Ecology of Freedom），出版于1982年，12年后翻译成土耳其语。

在书中，我父亲追溯了从史前时代到现在等级制度的出现，考察了他所说的人类历史上的“统治遗产”和“自由遗产”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随着人类文明逐渐形成社会分层的趋势，这种趋势造成了巨大的不平等，给民族-国家带来了不正当的权力；同时也存在着丰富的自由传统，从它在苏美尔楔形文字板上首次出现，到它被奥古斯丁这样的哲学家使用，再到它出现在夏尔·傅立叶反国家主义、激进的乌托邦思想中。这种自由遗产提供了人类潜在发展的平行愿景，挑战了马克思公认的智慧，即国家和资本主义对于社会向社会主义发展是“历史必要的”。我父亲认为，它们不仅不必要，而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步的”历史角色的经典信念也阻碍了真正自由意志主义左翼的形成。

奥贾兰阅读了《自由的生态学》，并同意其分析。奥贾兰在2010年以德语出版的自己的书《为人民辩护》（In Defence of the People，2010年以德文出版，即将以英语出版）中写道:

甚至在阶级社会出现之前，权威和等级制度的发展就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没有自然法则要求自然社会发展成为等级森严的国家社会。我们最多可以说，这可能是一种趋势。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社会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个大错误。

我父亲举例说明了早期社会所特有的平等主义和互助，他认为资本主义不是人类文明不可避免的最终产物。他建议，在现代社会中，通过建立基于人类需求的道德、生态经济，培育能够分散资源的技术，如太阳能和风能，以及建立基层民主议会，为地方上的人民赋权，可以恢复合作、互助和生态可持续性的动力。

我父亲对等级制度的强调成为奥贾兰重新定义库尔德问题努力的一个标志性方面。在奥贾兰出版的第一卷狱中笔记《文明的根源》（The Roots of Civilization）中，他也追溯了早期社群主义社会和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像布克钦一样，他赞扬了美索不达米亚早期社会的形成，美索不达米亚是文明的摇篮，也是艺术、文字和农业的发源地。他提醒我们，库尔德家庭生活中仍然存在的强大亲属关系——大家庭的传统关系和民间文化——可以为一个新的伦理社会提供基础，这个社会将启蒙价值观的最佳方面与对社区和生态敏感性结合起来。

奥贾兰比布克钦更重视父权制。我父亲研究了等级制度是如何起源的——社会中的长者在年老时通过巫师和后来的牧师的形式将他们的地位制度化来保持他们的权力——这一过程包括男性对女性的统治。然而，奥贾兰认为父权制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决定性特征。“5000年的文明史实质上是奴役妇女的历史，”他在一本题为“解放生命：妇女革命”的小册子（“Liberating Life: Woman’s Revolution” ，2013年以英文出版）中写道。“因此，妇女受奴役与等级制和中央集权社会的崛起密切相关。”在奥贾兰看来，消除这些根深蒂固的权力机制和心理上的权力关系需要一个新的社会愿景——以及人类对其过去的深刻个人清算。

奥贾兰对妇女解放的兴趣先于他在伊姆拉利的时候，这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问题。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来自叙利亚和土耳其的库尔德妇女加入PKK的人数越来越多，她们在那里受到土耳其政府严厉的镇压。这些妇女离开自己的村庄和城镇，前往黎巴嫩贝卡谷地（Bekaa Valley）和伊拉克坎迪尔山（Qandil Mountains）的PKK训练营，到1994年PKK战斗人员增加到15 000人，估计妇女占部队人数的三分之一。与PKK对学习和教育的强调相一致，这些妇女在接受游击队训练的同时，也阅读女权主义和其他激进的文本。奥贾兰已经在重新评估PKK的“男性主导”特性的问题，支持她们对平等权利、独立民兵组织和自己机构的要求。正如梅雷迪思·塔克斯（Meredith Tax）在她最近的著作《无法预见的道路：妇女与伊斯兰国作战》（A Road Unforeseen: Women Fight the Islamic State）中所解释的那样，建立全女性的PKK部队对于“给妇女信心和领导经验，让她们飞跃成为一支完全独立的妇女军队”至关重要。

像几年前的布克钦一样，奥贾兰也对国家社会主义大失所望。“不要把苏联视为社会主义之神和最后一位社会主义之神，”他在1991年告诉采访者。“社会主义乌托邦的梦想不仅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它和人类一样古老。”他越来越相信国家本身就是问题所在，于是开始重新构建他的运动目标，不再是作为库尔德民族，而是作为一个自治的民主实体，在一个联邦中，所有的主体都享有类似的自治权——这是一种与现在中东或几乎任何地方都存在的政治制度非常不同的政治制度。

布克钦在1985年的论文《反思伦理、自然和社会》（Rethinking Ethics, Nature and Society）中写道：“民族-国家令我们不再像是人。”“它凌驾于我们之上，哄骗我们，剥夺我们的权力，欺骗我们的物质，羞辱我们——并且经常在它的帝国主义冒险中杀死我们……我们是民族-国家的受害者，而不是它的选民——不仅在身体上和心理上，而且在意识形态上。”奥贾兰分享了这一观点；2005年，他发表了一份“宣言”，指出“民主的民族（nation）方案的政治根源是公民社会的民主联盟主义（democratic confederalism），这不是国家（state）”。相反，它必须建立在“公社单位”（communal unit）的基础上，这是一种生态、社会和经济建设，其目的不是“盈利”，而是满足生活在那里的人们集体确定的需求。这份文件是一个愿景，他希望所有库尔德人都能接受，包括伊朗的600万库尔德人和伊拉克的600万人。

这是奥贾兰对我父亲在《城市化的兴起和公民身份的衰落》（The Rise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Citizenship后来的标题为《没有城市的城市化》 Urbanization Without Cities）中的议程的回响，奥贾兰在狱中读过该议程，并推荐给土耳其东南部的巴库市长。在这本书里，我父亲追溯了城市大都市的历史，从雅典到巴黎公社以及更远的地方，试图“拯救城市，使其不被视为对环境的威胁，而是作为一个独特的人类、伦理和生态社区”，它可以作为一种新的集会民主政治（new politics of assembly democracy）的轨迹——“每个公民都充分意识到他或她的社区将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他或她的道德正直和理性的一种艺术”。“城市，”他写道，“必须被视为一种新型的道德联盟，一种人性化的个人赋权形式，一种参与性的、甚至生态的决策系统，以及一种独特的公民文化来源。”他认为，通过实行激进的市政政治，人们实际上可以在旧的外壳内创建一个新的民主社会，从中央政府手中夺回控制权。

这些“社群主义”思想已经在叙利亚北部民主联邦的城镇付诸实践。精心设计的议会民主制度始于“公社”一级（300至400个家庭的定居点）。公社派代表到社区或村委会，村委会又派代表到区或市一级，并最终到全地区的议会。公民在健康、环境、国防、妇女、经济、政治、司法和意识形态委员会任职。每个人都有发言权。与奥贾兰关于妇女问题的想法保持一致，当问题涉及妇女利益时，妇女委员会有权推翻其他委员会做出的决定。

尽管对大多数反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政策的库尔德人来说，PKK仍然是主要的反对派力量，但该运动内部一直存在分歧，特别是在2005年左右，当时奥贾兰开始认真实施“民主联盟主义”。然而，绝大多数库尔德人都遵循了他所规划的道路，这证明了他的领导能力——这种领导能力已经忍受了近20年的监禁。尽管如此，PKK仍然被美国和欧盟列入恐怖分子黑名单，在奥贾兰早已正式放弃“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十多年后——无论是在实践中还是在其数千页的著作中，西方媒体都莫名其妙地坚持称奥贾兰和PKK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截至土耳其2015年6月选举时，PKK已宣布单方面停火，土耳其东南部库尔德城镇展现了其致力于基层民主的迹象，那里的妇女担任联合市长，并在城市管理的所有领域服务。在选举中，库尔德人领导的人民民主党（HDP）赢得了13%的选票，成为土耳其议会中的第三大政党。总之，埃尔多安停止了2013年与奥贾兰开始的和平谈判，并对库尔德地区发动了持续袭击。军事行动和PKK的抵抗导致数百人死亡，还有数千人被监禁——其中包括塞拉哈丁·德米尔塔（Selahattin Demirtaş），他是HDP魅力非凡的领导人，（文章成文时）在他的牢房中参与2019年6月24日由埃尔多安召集的临时选举，竞选总统。

5月24日，总部设在罗马的常设人民法庭（成立于1979年，旨在继续罗素法庭负责调查越南战争罪的工作）认定，PKK不是恐怖组织，而是“非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战斗人员，并宣布埃尔多安个人因在2015年6月至2017年1月的十八个月期间未能遵守日内瓦四公约而对库尔德人民犯下战争罪。在布鲁塞尔欧洲议会宣布的一项决定中，该法庭还认定土耳其犯有假旗行动、“定向暗杀、法外处决、强迫失踪”、“摧毁库尔德城镇和使多达30万平民流离失所”以及“通过强加土耳其身份和压制库尔德人民参与该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而剥夺库尔德人民自决权”的罪行。法庭敦促土耳其立即恢复与其境内库尔德人的和平谈判，并呼吁土耳其停止针对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所有军事行动。

土耳其坚持认为叙利亚的库尔德人也是“恐怖分子”，因为他们与奥贾兰有意识形态联系，这使美国如履薄冰——美国需要扶植作为 叙利亚民主力量（SDF）之组成部分的YPG和YPJ，并否认他们与PKK的联系，同时坚称土耳其的PKK是一个恐怖组织。结果是，尽管美国军方官员口头上支持库尔德人是在叙利亚打击ISIS的“我们在当地最好的合作伙伴”，但国务院对埃尔多安无情的侵犯人权行为视而不见，正呼应了埃尔多安的言论，即必须摧毁PKK，库尔德人说这一政策等于默许对所有库尔德人发动战争。美国的这一政策，加上美国和欧洲领导人对土耳其政府在2015年至2017年间袭击库尔德公民一事几乎保持沉默，可能正是鼓励埃尔多安于今年1月20日将他的部队和前自由叙利亚军民兵（Free Syrian Army）——包括圣战分子和前ISIS战士——共同派往叙利亚的阿夫林县的力量。此后，估计有170000人从非洲流离失所；许多人无家可归，露宿街头。曾经是和平和多元文化的天堂，一个妇女占据50%公职的地方，陷入围城之中。有报告称，妇女和女童遭到绑架，库尔德人被逐出家园和企业，部分实施伊斯兰教法。在这方面，土耳其得到了美国的默许，美国拒绝代表库尔德盟友对抗埃尔多安。令人遗憾的是，美国媒体对由此造成的破坏报道不足。

我父亲于2006年7月30日去世，享年85岁，大约在奥贾兰的中间人联系他两年后。关节炎使他不可能坐在电脑前打字，所以他和奥贾兰的通信在双方交换了几封信后就结束了。在他的最后一封信中，我父亲向奥贾兰致以最良好的祝愿，并写道:

我希望库尔德人民有一天能够建立一个自由、理性的社会，让他们的才华再次发扬光大。他们真的很幸运，有奥贾兰先生这位有才华的领袖来指导他们。

默里·布克钦死后，PKK发表了一份长达两页的声明，称赞他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家之一”。声明的作者写道：“他向我们介绍了社会生态学的思想，因此人类将怀着感激之情记住他。”。“我们承诺让布克钦活在我们的斗争中。我们将把这一承诺付诸实践，成为第一个建立有形的‘民主联邦主义’的社会。”如果我父亲活着看到他的想法在罗贾瓦和土耳其东南部得以实现，他会深深地被感动，知道他的革命精神已经在一代库尔德人中重生。他会相信罗贾瓦是对自由渴望的又一个历史例证，他自己也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并为此奉献了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