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伦伯格谈德语哲学的黄金时代

如果把德国作家沃尔夫拉姆·艾伦伯格（Wolfram Eilenberger）的《魔术师时代：哲学的黄金十年1919-1929》比成电影，可以说是超豪华明星阵容，四位哲学家主角都是开山人物，且性格、经历各有千秋，生活样本丰富。借艾伦伯格来参加上海书展的国际文学周活动之机，《上海书评》采访了他，他给有志于哲学的年轻人的建议是：千万不要在学院里搞哲学，你有再好的想法，糟糕的学院生活也会把它们扼杀掉。去探索世界；锤炼你的语言，因为没有语言就没有哲学；听从内心的声音，寻找你要问的问题，然后专注地思考；最好的交流哲学的方式还是最老派的：写一本书。

您在《魔术师时代》中选择了四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本雅明、卡西尔和海德格尔作为主人公，为什么选这四位？

艾伦伯格：如果你审视当代的学院派哲学，有许多学派，可以说所有重要学派都可以在这四位中找到祖宗。我把他们所处的时代称作“魔术师时代”，重要思想在德语世界齐头迸发，此后再也没有过如此盛况。这四位不光是性格独特的个体，也都是当代哲学的奠基人。维特根斯坦是分析哲学的代表，本雅明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开创者之一，海德格尔是存在主义和解释学的鼻祖，对解构主义也有深远影响，卡西尔是文化哲学和德国人类学的定义型人物。这些哲学流派延续至今，定义了今天的我们如何审视世界。

而且这些思想都出现在1919-1929这十年之中，现在看来有些不可思议。对此您有解释吗？

艾伦伯格：对哲学家和思想家来说，危机是件好事。1919年德国文化深陷危机，先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奥匈帝国解体，政治、经济、社会一片混乱，内战爆发，身为一个“德国人”的文化涵义变得很脆弱、不可信，之前两百年的启蒙、教养、文明似乎荡然无存了，战败的伤痛大大削弱了德语文明的强势叙事。这些魔术师们都经历过一战浩劫，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身心创伤，他们必须找到新的生活，探索新的方式去思考哲学、思考政局。

在黄金十年之后，当然世界上还是重大危机不断，比如1929年的大萧条对西方世界产生了巨大冲击，在德国给民粹和纳粹提供了上升的空间。海德格尔、本雅明、维特根斯坦在1929年之后都有重要著作问世，但他们的突破性贡献、他们的主要思想是在黄金十年中诞生的。

用哲学思考去应对危机是不是太慢了？当政客可能更立竿见影？

艾伦伯格：我写的这几位，你可以说他们都得了哲学病，有那种来自内心的召唤，把哲学当性命。很难想象海德格尔去当政客吧，那肯定很糟糕。我个人认为，哲学不是去大学里学习研究的，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存在。维特根斯坦会说：我们哲学地活着。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这四位中有三位很讨厌学院派哲学，海德格尔发明了“反学院派哲学”，本雅明和维特根斯坦对学院很不屑。如果哲学是一种指引你生活的方式，就不存在快还是慢的问题，它跟每天的经验和思考息息相关。

您的书将四位哲学家的思想与个人生平、大时代穿插在一起，相当生动，您觉得要理解一个哲学家的思想必须去了解他的生活环境和时代背景吗？还是只要读他们的哲学著作就可以？

艾伦伯格：这得看情况。你不用通过研究康德的生平去理解他的思想，因为他的生活平淡至极，再普通不过。但对于维特根斯坦，读他的著作可以了解他的哲学，但读他的生平才能了解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哲学。海德格尔在讲亚里士多德时，对他的生平毫无兴趣，只说了“他出生，工作，死去”，但就海德格尔而言，他的哲学的核心就是存在，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把他的哲学思想和他自身的存在分开来谈。我从来没有想过去弱化生平事件对哲学家的重要性，因为他们首先是人，人都有各自的苦恼、困难，如果你不知道维特根斯坦有交流障碍，就无法明白他为何对语言的功能和界限如此痴迷，对他来说这不是一个抽象的问题，而是每天生活中要面对的难题。海德格尔和本雅明也是如此，我们不应该把他们的哲学想象成一种不切实际的凭空思考，其实对他们来说都是脚踏实地的实践。

哲学家的经济处境很有意思，本雅明好像一直很穷，而维特根斯坦竟然自动放弃了巨额家产……

艾伦伯格：人人都知道太有钱了也会不幸福，而且维特根斯坦又是个很特别的人，他只对精神和智性的追求感兴趣，他觉得自己占有了那么多财产，就没法好好做人了。宗教在这里也有一定的影响，维特根斯坦对自己要成为怎样的人、过怎样的生活有很明确的目标，而金钱正好是达成这一目标的障碍。放弃财产在当时看来也是活命的办法，不然他就快要抑郁自杀了，真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人物。相比其他三位经常有惊人之举，卡西尔就很中庸周全。

有人说我的书像小说，大概是因为四位主角的性格有对称和反差。本雅明是都市浪子，在欧洲各大城市的妓院、赌场、咖啡馆里流连忘返，所以容易缺钱；维特根斯坦住在乡下，一心求安静；海德格尔住在黑森林的小木屋里；卡西尔过的是标准的资产阶级生活。四种存在方式背后有四位重要的哲学家，我们不必对哲学家的生活产生刻板印象，也可以像卡西尔一样安逸舒服地生活。卡西尔对我来说是沉默的英雄，因为他其实天分特别高，但他从来不与人争，每天按部就班去打卡上班，还有那么多精彩的思想。一个那么天才的人可以那么周到温润，对我来说他达到了为人的理想境界。

私生活的影响呢？

艾伦伯格：海德格尔、本雅明和维特根斯坦在私生活方面都碰到过不少困难。维特根斯坦是同性恋，这对他来说是个大问题，本雅明对爱情生活的需求很大，海德格尔不断需要新的恋情（或情欲）来刺激他的思考，爱与被爱跟哲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古希腊语中，eros和philos意思也很接近。再次形成有趣的对比的是，卡西尔是那种婚姻长久而且美满稳定的类型。他们几位的丰富类型给人们提供了多样化的标本。

1929年之后德国哲学有没有发展？

艾伦伯格：1929年之后变得越来越困难。1933年希特勒上台，这四位哲学家里有三个是犹太人，卡西尔、本雅明、维特根斯坦被迫背井离乡，再也没有回德语世界。本雅明去了巴黎，卡西尔去了北欧，维特根斯坦去了英国剑桥，你可以想象德国哲学所承受的重大损失，我觉得德语文化整体上再也没能恢复元气。流亡的三位哲学家在异国没有中断研究，但再也没能达到之前的巅峰状态。所以说1919-1929年是德语主导哲学思想界的最后黄金十年，那之后哲学的语言变成了英语、法语，分析哲学在纽约落地生根，本雅明的朋友阿多诺、霍克海默都发展得不错，但是我们德国人说的“时代精神”已经消失了，那是一种凝聚在某一时某一地的精神——在黄金十年里，哲学说的是德语。

德国当代哲学家比如哈贝马斯呢？

艾伦伯格：哈贝马斯当然是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但德语哲学总体上处于最贫瘠的状态。我觉得学院出了很大问题，我们的学院对当下的世界没有任何新的思考方式，但是每年产出数以千百计既没有人想写、更没有人想读的学术论文。学院成了产业，围着自己转，生产空话。有人算过，一篇哲学学术论文平均只有两个半读者，审稿的评阅人可能都要比读者多。不知道什么时候大家会起来反抗这种荒谬的学术发表体制。我经常说，世界上从来没有过这么多数量的受哲学训练的人，然而哲学也从来没有这么无聊过。

所以您上电视、写专栏、写书去把哲学普及给更多的人对吗？

艾伦伯格：是的，这是我非常有意识的选择，我选择了走不同的道路。我本来可以选择留在学院里，但是我认识的在学院里搞哲学的没有一个是高高兴兴的。你知道在现在德国学院里研究哲学的人花多少时间在研究上吗？百分之十七。剩下的时间和精力都在处理行政和杂务。所以就算你想静下心来做学问，待在学院里似乎也不是理想的选项。

您怎么看法国哲学？

艾伦伯格：法国哲学跟德国哲学像在谈恋爱。本雅明和海德格尔对战后法国哲学有巨大的影响。法国存在主义的开始就是萨特谈论海德格尔，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也深受海德格尔影响，本雅明的文化批评在法国非常流行，法语和德语哲学彼此深深吸引。坦率地说，今天看来，法国哲学可能在全球的影响范围更大更深，德语哲学界还没有全面深入地研究法语哲学对今天的我们的意义。搞文化批评、文化研究的不少法国哲学家在美国都很有名，但很多不在学院内，所以学院里还是分析哲学一家独大。当下的哲学研究基本上被英语刊物和美国学院垄断了，这种单调性令人遗憾，因为回想1920年代哲学的繁荣期，一切都是复数的，始于复数，也终于复数。哲学家会彼此聆听，本雅明知道海德格尔在做什么，维特根斯坦会读海德格尔的作品，他们能看到彼此思想的关联性。而现在的哲学部落化得厉害，有分析哲学部落，有解构主义部落，他们都有极强的领地意识，保护好自己那一小块地，谁都不许碰。这对哲学来说太糟糕了，因为哲学应该开拓视野而不是闭门造车。

您觉得哲学家应该为当下的问题提供解答吗？

艾伦伯格：海德格尔说过，哲学的首要功能是提问，而不是回答，我觉得他说的很对。现在有很多公共哲学家，不管自己懂不懂，都爱对各种问题发表评论，提供建议，这是很危险的。海德格尔的学生阿伦特说，你得向世界敞开心扉，这样世界才能触动你，世界触动你让你的思考有意义。我希望有更多的哲学家能够有开放的心态，被当下发生的事情触动，然后再去以哲学的方式回应。

哲学的一大根本问题是，人是什么？现在这个问题比任何时候都更关切。人工智能的发展让我们不断问我们是什么，机器是什么，终极区别在哪里。科技让我们能够进行基因编辑，我们有生之年大概会看到基因改造的人类出现。对动物的研究愈发深入后，我们会发现越来越难区分人和动物，之前使用的很多人类指标比如使用工具，现在发现很多动物都会用。我感觉哲学的下一次大突破应该是围绕人是什么这个问题。

关于时局，十年前人们普遍接受欧盟是比较理想的机制，您怎么看欧盟如今面对的种种危机？

艾伦伯格：现在的欧盟的确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但这也是个代际的问题，对欧盟持怀疑态度的是老一辈人，而年轻人都是支持欧盟理想的。作为德国人，考虑到我们在两次大战中的糟糕记录，我们周围有十一个邻国，我们要找到与大家和平共处的方式。我觉得只要德国不要太过火，不要太强调欧盟的整齐划一性，以及强势的身份认同，未来还是很有希望的。要知道整个二十世纪没有一个比欧盟更成功的故事，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欧盟的创立简直是奇迹。我还是比较乐观的，欧盟在年轻人手里会更好。

很多人倾向于认为欧盟只有在德国的强势领导下才能应对更大的问题，比如环境恶化、英国退欧、欧元区经济、变化无常的美国总统等等……现在德国有六个党派，默克尔之后也没有显见的继承人，变数似乎很多。您怎么看？

艾伦伯格：我们有过德国强势领导的历史经验，结果都不怎么好。默克尔应该可以算是强大的领导人，但她的风格不是强势主导型的。民粹主义更倾向于推选强人领导，把一些问题的复杂性降到最低。欧洲一些国家出现了民粹主义的迹象，但是欧洲的民主传统还是很坚实的，西班牙、葡萄牙的大选都是证明，民粹的党派是少数，我看不到他们变成多数的可能性，这点我倒不是特别担心。

值得担心的是现在有太多的领导人是受过教育的傻瓜，任性而为，极端不负责任，鲍里斯·约翰逊和特朗普就是典型。我觉得一个合格的领导人应该有坚强的内心，去容纳、体现那些我们珍视的价值。很多人批评默克尔，但她总的来说还是一个体面的政客，非常清廉，热爱文化，关心移民，关心遇到困难的小国家。她的强势体现在扫除了所有的对手，没有人能跟她竞争，所以的确有接班人的问题。我希望能有年轻一代的女性政治家来当领导，负责任比强势更重要，汉娜·阿伦特说过，权力分散在许多人身上要比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好。

就欧洲整体来说，我们可以看一个特例，就是处于欧洲中心地带的瑞士，它选择不加入欧盟。它国土不大，但是有德语、法语、意大利语等四种官方语言，它保持的多样性告诉我们，文化身份很重要，不是所有国家都希望加入一个统一强大的欧盟，很多小地方希望保持历史文化身份和自由选择的空间，也害怕在强势的欧盟中没有话语权。我觉得一个理想的欧盟就是很多个像瑞士一样独立国家的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