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深受周恩来总理赏识的外交家——黄华

2010年11月24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外交战线的杰出领导人黄华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从1935年参加领导“一二·九”运动，到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出任各国驻外使节、联大代表团副团长、外交部长、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等重要职务，黄华同志始终忠诚于革命、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中国的革命和外交事业。

参加发动”一二九“运动

黄华，河北省（原直隶省，后于1928年改名为河北省）磁县人，1913年1月出生于一个教职员兼地主的大家庭，原名王汝梅（后因协助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出版《红星照耀中国》和便于在国统区开展工作而改名为黄华； 为便于读者阅读，本文全部以黄华名之）。 由于父辈等人受教育水平较高，且大都从事教育工作，故聪慧和勤奋好学的黄华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黄华与夫人何理良

少年时期的黄华，受先进文章作品和杂志的影响，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丑恶以及旧思想的束缚产生了深深的厌恶和反抗情绪，并从内心立志做一名反抗旧社会和旧思想的人。 1929年秋，因反对家庭包办婚姻，断然勇敢离家外出求学的黄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锦州东北交通大学预科。 1931年9月，又升入东北交大本科。 可就在他刚升入东北大学之际，就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并占领沈阳的“九·一八”事变。 迫不得已，黄华只好和大批东北同学一起回到了北平，并于1932年秋考入燕京大学。

燕京大学坐落在北平（现北京）城西郊，是经北洋政府、南京政府批准、由美国教会、私人财团和个人捐资兴办的一所大学。 当时的燕大，学术气氛比较浓厚，教学思想比较自由开明，在校的学生可以阅读到马、列著作的英译本。 除此之外，这里还聚集了一大批中、外籍教授和讲师。 其中，对中国革命产生过深远影响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就是其中一位。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青年学生是政治上最敏感的群体。 黄华和一大批失去家园的东北同学，为了抗日救亡，在燕大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在校内抨击日本的侵略暴行，在校外强烈要求政府抗日，号召全民拿起武器，抵御外辱。 为了发挥好抗日救国会的作用，应东北大学张希尧的要求，黄华想法铅印了一部关于游击战术的小册子，组织带领全校学生进行了真刀实枪的军事演习，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随着个人思想的不断进步和影响不断扩大，黄华被选为学生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5年10月22日，黄华组织燕大全体学生大会一致通过，授权学生会请哲学系研究生高名凯草拟了一则措辞尖锐的电文，发给南京正在召开的国民党第四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要求政府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禁止非法逮捕学生等，并将此电文作为平津十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取自由联合发表的宣言，连夜印刷，寄送到全国各大中学校、报刊杂志社。 在当时情况下，此举不仅强有力的抨击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也成为了“一二·九”运动爆发前的一颗信号弹。

之后的一天，也就是北平市学联成立后不久，黄华在铠甲厂13号斯诺先生的客厅和同学写信给当时民众十分尊重的革命者宋庆龄，请她指点学生的革命行动该如何进行。 12月初，美国记者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和埃德加·斯诺转来宋庆龄的答复，告诉黄华和他的同学们，要积极行动起来。 也恰在此时，北平盛传亲日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要在9日成立。 于是，北平学联开会决定联合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举行请愿游行。 就这样，轰轰烈烈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便拉开了序幕。

1935年12月8日，清华大学、中国大学、东北大学等十余所大中学校代表汇聚燕大，讨论了如何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请愿事宜，布置了口号、行动策略和请愿的六条纲领，对游行的时间、地点和路线都作了部署。 9日清晨，天还未亮，黄华就组织燕大的学生，编成六个大队，突破了三次警察的阻止堵截，取道小路进了北京城。 一路上，学生们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等口号，情绪高昂激烈。 到达西直门外，黄华和同学们与清华、北大等学校的同学汇合，人数已经超过了2000人以上。 汇合后，燕大的张兆林、赵志萱、清华的陆璀分别发表了演讲，控诉了日本兵在东北的暴行。 请愿大会一直开到下午。 看着大会即将结束，黄华内心非常着急，因为同学们事前商定的要到中南海居仁堂去见何应钦面递请愿书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正在黄华担心苦恼之际，下午3时，何应钦的代表雷季尚的出面答复，告诉同学们大家的要求已转达何部长。 得到此答复，又饥又饿的黄华才和同学们一起返回学校。 回校后，黄华在《一二·九特刊》上写道： “我们这次请愿是一个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始，而不是一个终结。 这仅是一个小火花，但是这个小火花将会燃起全国民众革命的烈火。 ”

后来，随着运动的深入和反动军警的镇压，黄华在12月16日被捕入狱。 后在燕大校长卢志伟和其他几个大学校长的联保下才释放了出来。 在之后的1936年1月，黄华又和大批同学，一起参加了南下扩大宣传活动，并担任了第三团的团长。 宣传活动目的是把抗日救亡的宣传从大城市扩大到中小城市和乡村，发动广大工农群众，同时也是要在学生群众当中训练一支思想进步，认识清楚，能经得起考验的骨干队伍。 在游行、请愿、南下宣传和一系列的革命运动之中，黄华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勇于斗争，机智勇敢，不怕牺牲，展露出了良好的革命本色。 同时，经过上述一系列革命运动的磨练和洗礼，为黄华走上革命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也正如革命导师毛泽东同志后来所说的那样： “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 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 ”黄华就是其中优秀的一名。

弃笔从戎奔西安

1936年6月中旬，黄华从天津《大公报》上得知，中央红军长征已胜利到达陕北，于是便萌生了去陕北的想法。恰在此时，燕大新闻系讲师埃德加·斯诺告诉黄华，中共中央已同意他去陕北苏维埃地区参观采访，他想请黄华陪他去采访，帮他做翻译。尽管临近毕业，如果此时去陕北，就不能参加考试，就不能拿到文凭，但黄华还是未加思索就答应了斯诺的请求，答应了去陕北的约请。为了便于行动，黄华和斯诺商量好了各自单独行动的方案。在斯诺先行一步到西安等黄华的事前约定好后，黄华不露声色，应付了一场燕大的考试，照了张带着学士帽的照片，还请大学的秘书蔡一谔先生写了一封介绍信给张学良将军，证明黄华是燕大毕业生，来西北考察银行事业，希望予以关照。这时，黄华发现手里的钱不够西北之行，便找斯诺的夫人（后与斯诺离婚）海伦借了三十块银元。为避免走漏风声，黄华直接向中共北平市委的黄敬汇报了同斯诺的约定，黄敬同意此行不必经过支部上报。

黄华在延安

就这样，在未告知任何人的情况下，在经历了各种盘查和阻挠的后，黄华于7月中旬的一天晚上，胜利到达了陕甘宁苏区的安塞县白家坪。在去陕北转站西安和斯诺在西京招待所相遇的时候，由斯诺介绍，黄华结识了经宋庆龄推荐去陕北的美国医师乔治·海德姆（后改中文名为马海德）。到达安塞县白家坪的当晚，李克农同志接待了黄华。也就是在这里，黄华第一次见到了蓄着黑里透亮且浓密络腮胡子的周恩来同志。

到达保安县（今志丹县）后，黄华被安排同斯诺住在了一起。再次重逢后，先期到达的斯诺告诉黄华他已经几次采访了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侧重向他谈了当前中国的形势和共产党关于努力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准备对日作战等方针政策，还有毛泽东同志自己的历史。之后，黄华将来时向斯诺夫人借的三十块大洋的剩余十五块大洋交给了时任苏区政府财政部长林伯渠。收到大洋，林老高兴的说，这是苏区金库的第一笔个人捐款。

到达苏区后，黄华很快便见到了毛泽东主席。见面后，毛主席告诉黄华，说北京年轻人干的好哇，并当即指示，让黄华陪斯诺到前线采访。同时，还要黄华作为白区学生代表，向战士和群众宣传国民党地区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黄华欣然领命。在保安，黄华陪同斯诺访谈了上百位中共领导人和红军指战员。8月下旬，黄华又陪同斯诺抵达红军所在的宁夏前线，采访了红一方面军总指挥彭德怀、参谋长左权、政委聂荣臻、红十五军团长徐海东、红一师长陈赓等一大批前线指挥员和战士，亲眼目睹了红军的威武之师。采访过程中，黄华将斯诺的文稿在第一时间翻译成中文，交由每天去保安的通讯员呈给毛主席审阅改正。1936年9月，因胡宗南部队即将围剿陕北红军，为了确保采访工作成效和人身安全，斯诺被迫离开前线和陕北苏区。这时，黄华毅然决定留下来。即将动身回保安之际，斯诺和黄华、马海德三人相互热烈拥抱，六只手紧紧叠在一起，三个“赤匪”互相鼓励宣誓，要为了伟大的事业而不懈奋斗！1938年，在黄华同志的协助和帮助下，由埃德加斯诺采访写著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问世，震惊了整个世界。

留下来的黄华和马海德亲眼目睹了三个方面军的胜利会师。在陕甘宁苏区陪同斯诺采访的几个月时间，令黄华极受教育，革命意志更加坚决。期间，也经历了一次次的艰苦和危险。一天早晨，黄华在屋外锻炼，看到约十里外红军辎重部队遭到敌机空袭。正当他要回屋，一架敌机向他飞来。因当时黄华戴着一顶聂荣臻政委给他的航空员的风镜帽，使敌机以为他是红军重要人物，便俯冲下来扫射。幸亏黄华急忙卧倒在土墙后面，才侥幸没有遇险。

1936年11月，黄华随一部分部队到达了党中央和红军总部所在地保安，被分配到中央军委红军总部下属的后方司令部，任英文翻译。1937年1月13日，黄华又同中共中央各机关和军委总部从保安移至延安，住在城东门内教堂对面传教士住过的房子里。在延安，除了接待好外国记者的采访工作外，黄华更多的是直接做好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的相关服务工作，并于1937年8月，按照组织上的安排，到中央党校五班进行了学习。10月，还没有毕业，黄华就被调到中央组织部任干事，在部长陈云同志领导下工作，主要负责与来延安的青年谈话和分配他们到延安各校学习。两个月后，按照陈云同志的指示，黄华到西安和武汉从事青年工作，相继担任了中共长江局青委委员和全国学联党团书记、中央青委委员等职。

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岗位，也不管是担任什么职务，黄华同志都认真负责，兢兢业业，坚持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和一边提高。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优异的工作表现和良好的作风，1941年7月，黄华被调至军委任朱德总司令的政治秘书。期间，黄华结识了老一辈革命知识分子何思敬教授的爱女何理良，后来经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胡耀邦批准后喜结连理。

从1936年至1944年，黄华同志经历了各项工作的锻炼和磨练。1944年6月，在为中国抗日战争做出巨大贡献、美国名将史迪威主持下，由戴维德·包瑞德上校任组长的美军观察组排除各种困难和干扰后来到延安。当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非常重视美军观察组的到来。毛泽东热情的称呼美军观察组为战友。为了接待好观察组，中央成立了以军委秘书长杨尚昆为组长的延安中央军委外事组，黄华担任翻译科和联络科科长。依据黄华的观点，美军观察组长驻延安，主要是观察中共军队抗击日军的能力，观察国共的关系，以及对苏联有无独立性。

在接待美军观察组的工作过程中，黄华结识了一大批美国友人，为他们在延安开展好各项工作提供了大力的支持和帮助。从中，黄华也学到了很多无畏的革命奉献精神，并和美国友人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浴血抗战取得了伟大的胜利。8月25日，为便于沟通交流，黄华毛遂自荐乘坐美军观察组又小又旧的C-46运输机（因飞机驾驶员是美国人，乘机的高级将领中无人懂英语），送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二十位高级军事领导人飞去太行山。送达目的地山西黎城县长宁村后，黄华还要当即飞回延安。回飞之际，在同休息时间打扑克的领导告别时，陈毅打趣地说：“好，再见了，黄华同志。你坐你的洋飞机，我打我的土扑克。”1947年3月，随着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中央决定暂时撤离延安。这时，美军观察组也随之撤销。

抗战胜利后，国共矛盾开始升级。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十协定”签订后，双方在北平成立了军调部，共商各项军事问题的解决办法。在落实此项工作上，黄华进驻北平任新闻处处长，主要负责同国民党和美方的新闻官员联系，向北平中外记者发布新闻和提供有关调处小组的情况，宣传和解释中共对时局的立场和主张，揭露美国帮助国民党大量运送军队到华北、东北准备内战的阴谋。1946年8月，中央电报指示在北京的黄华，去南京给周恩来办事处送些活动经费，为了方便，并派美国人马海德同往。接到指示后，黄华穿了一件专门缝制的背心，里面缝入了100个小金锭（每个为二盎司）。到达南京梅园新村周公馆后，黄华把背心脱下交给主管财务的赖祖烈同志。赖祖烈逐个地掂一下金锭后说不对呀，怎么多出一锭来？黄华风趣的说，是生了小金锭了吧！此言一出，引得在场的宋平和大家都大笑了起来。1947年2月，美国宣布退出调停国共关系活动，所有的谈判彻底决裂。2月21日，黄华在叶剑英的率领下与驻北平军调部最后一批干部飞回延安，再一次全身心的投入到了与国民党的战斗之中。

与斯诺的革命情谊

埃德加·斯诺是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于1928年来华，1933年4月到1935年6月兼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在燕大任教期间，结识了黄华，看到了这名年轻人无畏的革命精神，大力支持了黄华在“一·二九”运动中的各项活动。1936年6月，黄华同斯诺一起访问了陕甘宁边区，写了大量通讯报道，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在采访工作和一些列革命活动过程中，两个人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也正是在黄华的帮助和配合下，斯诺成功进行了在陕北的采访工作，让他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朋友。也正是因为斯诺及其夫人的帮助，黄华才顺利奔赴陕北和延安，最终成为了一名优秀的革命外交家。

黄华与斯诺

作为一名记者，斯诺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修养，那就是十分注重眼见为实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延安采访时，斯诺白天勤奋采访、记录，然后用打字机打下来后交黄华翻译成中文。采访中，斯诺原本想把黄华用相机排入镜头，但因黄华考虑到想长期待在苏区，也为了便于以后各项工作开展，便拒绝了斯诺拍照片和在报道中提及原名的请求。所以，在斯诺的作品和报道中，便很难见到黄华的照片和王汝梅这一名字。从保安回到北平后，斯诺第一件事就是发报道给英美各大报刊，宣传红军的事迹；然后奋笔疾书的书写文稿。也正是他的工作，让燕大师生寻找到了一年前失踪的学生同学王汝梅。

新中国成立以后，斯诺曾三次访华，分别是在1960、1964和1970年。前两次，黄华因工作关系，没有能够同他深入接触。在第三次访问时，黄华正在湖北钟祥干校一个劳改农场锻炼。当时，在中央决定以毛泽东的名义邀请埃德加斯诺夫妇访华之后，周恩来总理在第一时间通知调黄华同志回北京工作，具体做好斯诺访华的接待陪同工作。1970年8月中旬，身体虚弱的斯诺辗转来到北京，黄华到北京机场迎接了他的恩师、老朋友。斯诺一下飞机，就同黄华进行了热烈的拥抱，并直率的告诉黄华他和现在妻子的一些具体情况。在北京，黄华陪同斯诺参加了一些活动，让他及时准确的了解和掌握了中国当时的一些政治境况。8月下旬，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黄华陪同斯诺参观了清华、北大和他任教过的燕园；参观了反帝医院（现在的协和医院）、二七机车厂、河北省遵化县三条驴腿起家的生产大队。接着，黄华陪同他飞西安，访问了延安和保安。每到一处，斯诺都像回到故乡一样充满怀旧深情，追忆往昔的万千感慨；每到一处，也都受到了当地干部群众的热情款待和热烈欢迎。

回到北京后，黄华又陪同斯诺转向参观访问了沈阳、广州、杭州、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在这次参观访问中，黄华和斯诺遇到了一件很不开心的事情。在上海，出面接待的上海市革委会主任徐景贤，津津乐道地叙述文化大革命在上海的发动经过，长时间介绍造反派夺权的安亭事件，然后讲批斗老干部的情况，说那些老家伙根本就不触及灵魂。听到这些，斯诺对徐景贤说，没有老干部就没有你们今天，并站起来说，你们要老革命触及灵魂，可他们的灵魂是干净的，说完就告辞了。自结识斯诺以来，黄华还没有见过他发这么大的脾气，但通过此事，黄华更加从内心里由衷佩服斯诺敢于坚持真理和直率的人格魅力。

1970年10月1日，黄华陪同斯诺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国庆游行时，被邀和毛主席、周恩来总理进行了四十多分钟的会谈。和以往一样，斯诺依旧十分注重实地调查，用事实说话。在北京期间，他喜欢一个人到街上走走，用他那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同人聊天。有一天晚上，他走出北京饭店到后面小街散步，看到一些人在排队买烤白薯，那是他最喜欢吃的，于是也排队购买。当轮到他时，买烤白薯的老头儿向他要粮票时，他才明白在中国那时买食品不仅要付钱，还要付粮票！于是他赶忙回饭店向黄华要了粮票，才吃上了香甜的烤白薯。

12月7日，周总理亲笔写信给黄华，要黄华向他报告斯诺访问了什么地方、工厂、学校，接触了什么人，还有多长时间留在北京，以便毛主席考虑何时接见和谈些什么问题，并提醒黄华在报告中不要建议林彪、江青和周总理本人见斯诺。对报告外的提醒，黄华当时并不理解，直到后来他才明白，周总理是处于对当时北京险恶的政治背景才不得不做此考虑的。更深一层次，是对黄华本人的关心保护和爱护才这样做的。12月18日，毛主席接见了斯诺，进行了深入的交谈。交谈之后，黄华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负责初审了毛主席同斯诺的谈话“纪要”，并以正式文件发至全党和全国各基层单位；《人民日报》在头版通栏位置报道了毛主席会见斯诺并“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刊登了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群众游行时和斯诺的合影照片。随后，周恩来总理几次谈了中美关系和中国国内形势。1971年2月，斯诺回到了瑞士。

在华访问期间，几个月的陪同接触，更加加深了黄华同斯诺的个人感情。也正是在黄华的帮助和支持下，回到瑞士的斯诺，将他的访华报道，最重要的是同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谈话，先后在意大利《时代》杂志、美国的《生活》杂志上发表，引起了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的高度关注，为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做出了很好的铺垫，为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瑞士的家中，正当斯诺忙着撰写这次访华新书《漫长的革命》，并准备在尼克松访华前先抵达北京来采访这一震撼世界大事的他，却被检查出患了胰腺癌，不得不被迫住进医院。住进医院后，斯诺夫人给中国写了求援信。当时，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亲自关怀在北京日坛医院为他准备好了病房，并派出了由美国人马海德为组长的医疗小组去瑞士接斯诺来京治疗。但因病情严重和不允许，未成此行。1972年2月初，正在作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亚的斯亚贝巴出席安理会会议的黄华接到北京特急电报，是周总理派他紧急赴瑞士看望斯诺，并代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向斯诺问候。

当黄华感赶到斯诺家时，斯诺刚从前几天的昏迷中清醒过来。在场的马海德对他说：“你看谁来了？黄华！”斯诺立即睁大眼睛，脸上露出极兴奋地笑容。他伸出瘦骨嶙峋的双手，紧紧抓住黄华和马海德的手，用尽全身力气说：“啊！我们三个赤匪又凑到一起来了。”听闻此言，往昔历历在目，黄华感动和辛酸眼泪差点没有流下来。黄华在斯诺家看望了他两天，和斯诺的儿女谈了很多。黄华问斯诺的女儿：“你知道你为什么叫西安吗？”斯诺的女儿回答说：“中国有座古城叫西安，爸爸年轻时就是从那里出发去寻找毛泽东、寻找东方魅力的。”儿子克里斯多弗说：“妹妹的名字多好，那么我的名字就叫延安吧！因为爸爸去过延安。”望着即将失去父亲的两个孩子，黄华心里十分难过，对他们说：“你们一定要到中国去看看，哪儿是你们父亲的第二故乡；那里的人们热爱你们的父亲，也热爱你们。”

1972年2月15日，也就是尼克松访华的前六天，斯诺与世长辞。在四天后的日内瓦追悼会上，中国驻瑞士大使宣读了毛主席、恩来总理和宋庆龄的唁电。与此同时，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主持了几千人的追悼会。一个月后，黄华在纽约召开的追悼会上进行了演讲。斯诺在遗言中写道：“我热爱中国，希望死后我的一部分仍像生前一样能留在中国。”

周恩来总理倚重的外交家

1949年4月中旬，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党中央书记任弼时同志要黄华到团中央工作，调黄华来北京参加成立大会。会上，周恩来副主席对黄华说：“这几天南京就要解放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许多国家的使节留在南京未走，你去南京外事处工作吧。除负责接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外，你还可以作为燕京大学校友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看看他有什么要求和愿望。”

到南京后，黄华根据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立即着手组建外事处，接管旧政府外交部，安置留下的人员，将大量的档案运往北京，着手打理留在南京的外国使节人员，对司徒雷登等外籍人员进行了安抚，召集南京军管会各单位的干部开会传达了中央的有关政策，宣布了几项外事纪律和注意事项。5月6日，司徒雷登派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向黄华表述了他本人承认他过去对国民党的错误认识，拒绝何应钦邀去广州，愿意留下来同共产党接触。面对司徒雷登的愿望，经批准，5月13日，黄华以私人身份拜会了司徒雷登，向他传达了中共的有关政策和方针。之后，黄华又几次多方式与司徒雷登进行了接触，但因种种原因，没有能取得良好的实际效果。8月2日，司徒雷登返回了美国。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央调黄华到上海军管会外侨事务处任处长。也正是从接触司徒雷登开始，黄华正式开始走上了新中国的外交舞台。

1953年10月，在新中国第一任总理周恩来同志亲自安排下，黄华赴朝鲜参加了中、朝方面同美、韩方面关于朝鲜和平问题的政治谈判。这是黄华第一次走出国门和走向世界外交舞台的开始。10月中旬，中央电告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调黄华赴京，接到电报后马上动身。10月21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和黄华一起讨论了关于参加政治会议的有关问题，责成黄华等人起草了会谈计划，并连夜报送毛主席，提议由杜平、乔冠华、黄华等人组成中方领导小组。在这一提议上，毛主席批示：“照办。请周再约章、黄、杨一谈。”就这样，黄华参与了中、朝、韩、美在板门店召开的和平政治会议，并多次发言和坚持中方的严正立场，使会谈取得了预期的效果。随后，黄华又积极协助周恩来总理成功参加了新中国成立后参加的第一个大型国际会议——日内瓦会议。在这次会以中，周恩来总理和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总理吴努一起商定发表了影响后来整个外交工作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来，黄华又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胜利躲过“克什米尔公主”号暗杀事件，成功参加了亚非（万隆）会议。从中，黄华深刻领会了周恩来总理的人格魅力和工作风采，结识了很多外国朋友，学到了很多的工作知识和经验，为他后来成为周恩来总理倚重外交领导人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0年，黄华被任命为中国驻加纳首任特命全权大使。在驻加纳期间，黄华大力推进了加纳同中国的各项国事交往，全面做好了周恩来总理对加纳的访问，做好了同坦桑尼亚、刚果等国的谈判建交事宜，均收到了良好的成效。1966年初，黄华接到中央命令，他被调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及）任大使。赴任后，黄华当即就开展好了各项工作，有力的推动了两国的交流和友谊。1966年5月，中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接到国内的各项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和指示后，特别是知道国内一大批老革命家被停职和打到后，黄华感到很是吃惊和疑问。但当时他能做到的，就是想方设法，最大限度上抵制文革给驻外使馆带来的冲击和不良影响。

1967年初，中国各驻外使领馆一大批同志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批斗和打击。6月，驻埃及大使馆战斗队也要把黄华揪回国内进行批斗，但被周总理严词拒绝了。周总理表示，中国至少要留一个大使在外面嘛，否则一些重要的交涉和外交活动都没有特使代表中国政府出面，这样行吗？外交是讲究身份的嘛！就这样，黄华在周恩来总理的保护下，正常度过了两年的岁月。后于1969年夏末奉调回国，全面参与了斯诺访华、基辛格访华和中美建交等各项重大工作事宜。

1971年新年刚过，黄华被任命为首任驻加拿大大使。飞赴加拿大渥太华后，黄华受到了广大侨胞、记者和各国使节的热烈欢迎。到加拿大后第一件事就是递交国书和正式开馆，一切工作进展顺利。在后来的工作中，黄华在拜会特鲁多总理时，主动提及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得到了加国的大力支持。10月25日晚，随着第二十六届联大的召开，中国胜利恢复了合法席位。就这样，在黄华任加拿大大使才几个月之后，又被周恩来总理钦点任命为中国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代表团副团长。在代表团离京之际，毛主席和周恩来亲自对黄华等同志进行了谆谆教诲和指导。

1971年11月至1976年12月的五年时间，黄华出任常驻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代表。五年间，黄华积极对联合国的作用、职权等进行了调查研究，多方接触外国代表，促进了中国外交事业的不断发展。1972年3月8日，黄华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名义致函反殖特委会主席萨萨利姆，促使特委会于1972年6月15日通过决定，向联合国大会报告，从殖民地名单中删去了香港和澳门，为香港和澳门的顺利回归打下了基础。1974年6月，邓小平副总理率团出席了第六届特别联大，有力的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为中国在世界树立良好的大国形象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后来，在联大工作中，黄华在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竞选联合国秘书长职位、对台湾名称处理法、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斗争、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等项工作上，都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和贡献。

1976年，中国政坛上周恩来总理、朱德、毛主席三位巨星陨落，全国人民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不仅如此，十年文革让中国百业凋敝，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中国外交部也没有能逃脱文革所带来的厄运，成为了重灾区。更为严重的是，时任外交部长乔冠华受强烈的个人主义和名利思想影响，因投靠“四人帮”而被撤职。为了能解决好困境中的外交工作，打到“四人帮”后，党中央急调黄华回国出任外交部长一职。任职后，黄华在取得中央支持的基础上，对外交部工作中的一大批问题进行了清理整顿，陆续恢复了被无端靠边站的德才兼备的干部的职务，调整了部和司的建制，把一大批外放的干部调回了外交部和部属单位，充实了国内和各驻外使领馆的干部队伍，从而使外交部的工作逐渐恢复了活力。

任外交部长期间，黄华认真学习和领会邓小平同志的外交思想，始终坚持以工作大局为重，先后完成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中、美建交、处理美售台武器的八一七联合公报的谈判和发表，就香港回归问题做前期准备，开始改善同印度和苏联的关系，陪同中央领导同志或率团对亚、非、拉、欧、美五十二个国家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参与和同多位来访的外交部长或国家领导人会谈等重大工作事宜，里程碑式的开创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和探索坚持走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闫春河 文

■ 编辑：刘佳琪 ■ 校对：王晓波

■ 初审：李伟如 ■ 终审：范云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