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大使⑤｜刘振堂：无惧战火，为他国山河破碎而悲

 【编者按】

新中国外交70载，许多令人难忘的“高光时刻”历历在目，既有耀眼的亮度，也有十分感人的温度。

在新中国七十华诞到来之际，澎湃新闻专访多位曾经代表中国出使海外的大使。他们曾是新中国外交不同发展阶段的见证者，是祖国实力不断壮大、在国际舞台上愈发“举足轻重”的亲历者，更是在世界多个地区、各个大洲代表和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的实践者……

今天的“国家大使”系列，刊发我国前驻黎巴嫩、伊朗大使刘振堂的专访。

1975年，刚刚在中国驻黎巴嫩大使馆工作满两年的年轻外交官刘振堂赶上了黎巴嫩内战的爆发，一打就是16年之久。时年，他30岁，亲眼目睹了被誉为“东方巴黎”的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在炮火中陨落的惨烈。

“我起身走到阳台，两颗子弹飕飕地就顺着我头顶落了下来，就差那么一点点。”现年74岁的刘振堂近日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回忆起那惊心动魄的一幕时仍然记忆深刻，但这“九死一生”般的瞬间并没有让他退却，“身临其境就不害怕了，”他说，后来还将中国大使馆外的枪林弹雨声录了下来，交给了自己的夫人。

1999年，作别黎巴嫩二十余载的刘振堂再次踏上这片土地，出任驻黎巴嫩大使。在此之前，他先后在中国驻叙利亚、苏丹、埃及和约旦大使馆工作。

刘振堂接受澎湃新闻采访。实习生 张晨阳 澎湃新闻记者 郑朝渊 图

2002年，学习阿拉伯语出身的刘振堂接受了新的挑战，前往语言、文化不尽相通的伊朗任大使，并与一年后赢得大选的伊朗总统内贾德成为好友。

令刘振堂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这位“反美、反西方”的“平民总统”，在2010年6月顶住了联合国制裁决议的压力访问中国，并出席上海世博会。那一瞬间，在刘振堂眼中，是中伊两国友谊的有力见证。

“中国是我们非常伟大的一个（朋友），我们应该向东看，向中国看！”内贾德一次抵沪参会时所说的一番话，也是对毕生为在中国外交工作一线耕耘的刘振堂最好的鼓舞。

正因为如此，刘振堂感慨中国在中东地区外交事业使命之重。“我们一定要做好（中东）地区的工作，继续把朋友交得越深、越广、越好。”采访最后，刘振堂坚定而自信地说。

“亲眼目睹一个美丽的国家陷落”

澎湃新闻：您在中东地区工作了差不多25年，这期间中东地区也发生了很多大事件，您刚刚驻外那会儿应该还是第四次中东战争？

刘振堂：我赶上了好几次！1973年十月战争（即第四次中东战争，又称赎罪日战争、斋月战争）我赶上了；黎巴嫩1975年的内战，最后延续了16年，（我也赶上了）；另外（还有）80年代初期的南北苏丹战争，我都赶上了。

澎湃新闻：这么多场战争和历史事件，您印象最深刻的事是哪些呢？

刘振堂：如果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黎巴嫩内战。我去了（黎巴嫩）只有两年，就赶上了黎巴嫩内战。

黎巴嫩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国家之一，（虽然）只有北京的三分之二大，10500平方公里，可是它的（地形）落差特别大，从海边一直到（海拔）3000多米高，只要半个小时车程。由于它的地势地质地貌比较丰富，所以物产也特别多。更重要的，它是东西方的一个交汇点，所以人种特别复杂，宗教问题也很复杂，正是由于这一点，黎巴嫩有19个不同的宗教教派。

刘振堂出席黎巴嫩朋友的晚宴 以下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我上世纪70年代初在黎巴嫩工作的时候，那里是中东的贸易中心、旅游中心、转口中心、出版中心和文化中心，特别繁荣。贝鲁特也好，山区也好，都成了不夜城。

由于黎巴嫩这个国家实行西方的民主自由，所以从1943年独立以来，产生了1200多个政党和组织。但是由于过度的开放和所谓的民主、自由，所以国家政府没有权威，外国势力包括邻国都在插手黎巴嫩的事务。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黑九月”事件以后（注：1972年9月，巴勒斯坦武装激进组织“黑九月”袭击参加慕尼黑奥运会的以色列代表团），转移到黎巴嫩，他们搞“国中之国”，穆斯林和他们（巴解组织）站在一起，基督教徒和他们站在对立面，这样就由于武装冲突引发了黎巴嫩16年的内战，使黎巴嫩损失了起码700亿美元。这么一个小国，（损失）700亿美元，（国家经济）倒退了多少年，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完全恢复。

澎湃新闻：您说（黎巴嫩）内战爆发的时候，您在中国驻黎巴嫩大使馆工作，大使馆当时在做些什么？

刘振堂：当时中国使馆成了冲突的焦点，因为我们的楼十一层高，所以两派都想着控制我们这个楼的制高点。有一天，叙利亚的部队打到我们院里，最后他们就要冲到楼顶，多亏一周之前我们安了隔离门，所以他们冲到二楼就冲不上去。

但是那一天他们打进我们院里，我录下了音，（后来）我把这个录音带带给了我的夫人。我夫人说，“打仗这么厉害（严重），你还敢录音，胆子太大。”实际上，身临其境就不害怕了。

还有一次，同事说，“刘振堂你坐了这么久了，起来活动活动吧”，我起身走到阳台，两颗子弹飕飕地就顺着我头顶落了下来，就差那么一点点……

刘振堂夫妇在国庆招待会上与黎巴嫩前总理索拉赫合影

所以，最后我亲眼看到那里的楼怎么被炸塌，我亲眼看到路人被打死的全过程，特别血腥，特别可怜。我亲眼见到一个好好的、美丽的国家，由于他们的制度（混乱），造成了长达16年的内战，最后死了15万人民，太可悲了。

与“平民总统”内贾德的交往

澎湃新闻：您结束了驻黎巴嫩大使的任期后，又担任驻伊朗大使。您就任中国驻伊朗大使期间，恰逢2005年保守派候选人内贾德赢得大选。内贾德在任期间公开反对与美欧改善关系，而与中国的关系也成为了他主政期间外交政策的重要环节，您如何评价内贾德时期的中伊关系？

刘振堂：内贾德是我的老朋友，他没当总统之前还是市长的时候，我们就经常交往。内贾德对美国、对西方采取和前任哈塔米不同的立场。因为在哈塔米当总统的时候，采取比较温和的（立场），主张文明对话。可是在这么一个主张文明对话、主张与西方和解、互相尊重的领导人（治下），（伊朗）还被布什扣上“邪恶轴心”（的帽子），显然激进派和强硬派就会兴起了。

以内贾德为代表的强硬派2005年赢得大选，在他当选后任总统的八年，应该是我们两国关系发展的黄金期。我们搞了好多项目，甚至都是他亲自出面来推动的，包括我们在伊朗的塔里干水坝、电厂（项目）都是他亲自来推动的。

刘振堂向当时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哈塔米总统递交国书  

我印象最深的是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我作为上海世博会的政府副总代表接待内贾德总统。在当时俞正声书记（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宴请的时候，我把我写的书《伊朗零距离》送给他（内贾德），上面有一段就是描写我与他的交往。

他当时能来，还有一段小故事。因为在他来的前两天，安理会正好通过了一个决议，要进一步制裁伊朗。当时俞正声书记说，这次恐怕内贾德来不了。我说，我个人认为，他不会不来，因为他心里有一杆秤，他知道谁是他真正的朋友。尽管我们对2010年6月9日安理会通过的1929号决议（注：内容包括对伊朗实行自2006年12月以来的第四轮制裁）投了赞成票，但我们坚持平衡地、公正地解决伊核问题，特别是支持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而美国则不论你是否和平利用核能，都要予以制裁。

澎湃新闻：您刚刚提到了内贾德没有当总统之前就和他是朋友，您是怎么认识他的，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刘振堂：他当时是德黑兰市长，我作为大使，一定要去拜会首都的市长。另外，我们在伊朗合作的一些项目，往往市长要出席庆功典礼，所以我们经常有见面的机会。

内贾德是前革命卫队的领导人之一，他出身贫苦，是铁匠的儿子，他家就住德黑兰南部的贫民区。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他开着标致车，每天中午自己带盒饭上班，非常朴素。他还把总统府那些高级地毯都撤了，送到清真寺，换了一些普通的地毯。他认为总统不应该过豪华的日子，到了旅馆，他也不主张住总统套间，要住普通的房间，也不主张有总统的专机，用普通的班机就可以了。他很朴实，很亲民，很有思想，对他的国家、对伊斯兰革命都十分忠诚。

他对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也非常积极。在我2007年离任拜会他的时候，我说我们现在的贸易额已经达到了200亿，他说，“200亿不够吧，我们（的贸易额）应该达到1000亿，甚至2000亿，我们不能满足于小小的200亿。”他对两国合作的期望非常高，而且充满了热情与积极性。他在当（德黑兰）市长和当总统期间，都从多方面来推动两国之间的合作。

中国在中东的外交智慧和机遇

澎湃新闻：也是在内贾德任总统的时候，伊核问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升级。中国也是解决伊核问题六方机制当中的一国，您认为我们在伊核问题上，和其他的欧洲三国还有美国、俄罗斯所扮演的不同角色是什么？

刘振堂：我们在伊核问题上的立场是公正、正面、积极的，是一个标准，就是以国际法为标准，以国际原子能机构章程为标准。而美国、西方，他们是双重标准，对伊朗，把它作为另类，你和平不和平，我都要制裁，都要打压，这显然是非常不公的。所以我们和俄罗斯在国际的舞台上，特别在核问题上，给了伊朗非常有效的支持。

澎湃新闻：您在不同的中东国家都工作过，有阿拉伯国家，也有伊朗这样的非阿拉伯国家，而伊朗跟地区其他国家的关系也比较微妙。我们也看到，中国可以和像沙特这样的阿拉伯国家保持良好关系，也能和伊朗、以色列、土耳其这些彼此之间有不同程度矛盾的国家保持良好关系。作为曾经活跃在中东地区的外交官，您认为中国是怎么样处理这种复杂的关系的，中国的外交智慧在这方面是怎么体现的？

刘振堂：中东地区是我们开展外交、开展交往非常重要的一个地区。因为中东是世界的交通要道，能源的储存地，同时又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发展，就必须特别重视中东。

在中东，我们从一开始就采取友好和平的外交政策，这个政策在中东十分有效。所以无论是22个阿拉伯国家，还有以色列、土耳其、伊朗，当初还有塞浦路斯，这些国家当中没有一个和台湾当局保持所谓“邦交”关系。

同中东国家保持很好的关系，我认为奥妙就在这种和平、平等相待的政策。在这个地区，所有国家都是我们的朋友，尽管他们之间敌对，他们也在和（其他）大国打交道，可是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的政策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刘振堂（后排右）与当时访问埃及的李先念主席（前排左三）合影   

同时，我们还采取正确的义利观。在他们困难的时候，我们非常慷慨地为他们提供支持和援助。其实，我们国家当时不太富裕，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国家本来就很困难，但是在他们遇到灾难和战争的时候，我们也慷慨地伸出援手。比如说埃及，是阿拉伯国家中第一个和我们建交的，所以我们也坚决支持它的苏伊士运河战争，坚决支持纳赛尔领导的革命，我们支持民族解放运动（1956年5月中国与埃及建交，同年7月埃及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10月爆发苏伊士运河战争，即第二次中东战争——编者注）。

特别是伊朗在（伊斯兰）革命成功以后，和美国对立了起来。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国家的政策是和平的、友好的、互利共赢的。所以伊斯兰革命以后，伊朗也成为我们一个“走出去”比较成功的国家。比如说我国承建的第一条按照国际商业运作的地铁线，就是德黑兰地铁，现在已经延到（德黑兰）郊区，而且伊朗10%以上的电，都是我们建的电站发的。

在中东地区，很重要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也好，陆路丝绸之路也好，最后都在那个地区交汇。我们必须要把（和中东地区的）关系搞得更好，因为它是可以到达欧洲、非洲的一个支点。

另外一点，那个地区有大量的资金，沙特、阿联酋、阿曼这些国家很大的石油出口地都是中国市场，现在我们同中东地区的贸易额已经超过3000亿美元。

时任总理李鹏（左四）考察苏伊士运河时，刘振堂（左二）担任翻译

更重要的是地缘政治。我们主张世界和平，虽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和平。但是，那个地区（的国家）永远是战略伙伴，我们一定要做好地区的工作，继续把朋友交得越深越广越好，让那个地区成为一个重要的支点，为我们大国的发展添砖加瓦致胜。

澎湃新闻：那些年来不断传出消息称该地区存在冲突升级的风险，您怎么看？

刘振堂：我记得在2003年，我向国内报告，美国和以色列不敢打伊朗。理由有五个，第一，伊朗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人民是有一种献身精神的，“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第二，伊朗通过出口石油赚了很多钱，财力还是比较雄厚的。第三，伊朗从阿富汗、叙利亚、黎巴嫩到也门，有很多什叶派的伙伴。第四，伊朗的地形特别复杂，几乎都在海拔1200米以上，这种地形不适合一些现代武器（的使用）。第五，伊朗军工发展很快，是中东地区工业体系最完善的一个国家，而且还拥有两支部队（一支为国防军，另一支为伊斯兰革命卫队——编者注）。从2003年到现在，16年过去了，（美以对伊朗的战争）还是没有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