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田梅子 —— 日本女子教育先驱者

日本明治时代女子教育先驱者津田梅子，是第一位实现尊重个性的女子教育的教育家，可以说是日本女性史上的才智象征人物。她创立了津田塾大学的前身女子英学塾，为女子教育献出自己的一生，亦是第一个让日本女性明白女子也能拥有与男性同等力量的人。

明治三十一年（1898）五月，美国“妇女俱乐部”于科罗拉多州丹佛召开“万国妇女大会”时，津田梅子代表日本妇女出

席，以英文发表如下的演讲：

左为小时候的梅子 中右为查尔斯·兰曼夫妻

全世界的女性必须互相携手，努力提高妇女地位。……女性问题受人瞩目的日子应该已近在眼前。……只要提高女性的教育和地位，全世界的女性应该可以自奴隶和玩偶般的不自觉中觉醒，站在男性的合作伙伴立场，获得真正与男性平等的地位。

据说，当地报纸都报道，无论内容、态度、声音等，梅子的演说是当天最出色的一个。

最年幼留美女童

津田梅子生于元治元年（1864）十二月，昭和四年（1929）八月，虚岁六十五时过世。明治四年（1871），梅子虚岁八岁时小时候的津田梅子 查尔斯·兰曼夫妻（当时满六岁又十一个月），以日本第一批女子留学生最年少者身份远渡美国。

此后十一年，她寄居在美国东部乔治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知识分子代表之一的查尔斯·兰曼（Charles Lanman）夫妇家，自当地的私立学校毕业。回国后，由于与家人不合，在伊藤博文家客居半年，一面当伊藤夫人及女儿的家庭英语教师，一面学习日本礼仪，并与当时的政界人物接触。伊藤博文是十一年前率领欧美视察团及五十八名留学生团出国的副使之一。

梅子十八岁刚回国时，是个听不懂也不会说日语的少女。天长节（天皇诞生日）夜晚，她在井上馨外交卿官邸晚会中碰见了伊藤，这时，经伊藤介绍，与下田歌子认识。之后，成为下田歌子开办的“桃夭女塾”英语教师，另一方面，也向歌子学习国语、书法等。

梅子于日后写了一篇文章《回忆》述怀对伊藤的敬爱，但对歌子则只字不提。歌子比梅子年长十岁，无论容貌或私生活，都给人一种类似牡丹的艳丽感觉，梅子却完全没有那种气质。

梅子归国时才十八九岁，正值妙龄，身边不但有伊藤这种大人物的知遇，又逢鹿鸣馆欧化时代，倘若她有心，应该可以像下田歌子或年长五岁的大山舍松那般，过着如花似锦的日子。但是，综观她的人生，竟宛如一片不起眼的叶子，毕生都在给后代女子储存养分。

梅子并非排斥与自己成对比的华丽同性，她的性格似乎偏向理智，而且在有关女子教育这方面的信念和理想，均与同业者的下田歌子不同，自然格格不入。但她和大山舍松以及另一位永井繁子则终生都是挚友。身为明治初期开拓使留学生之一的梅子，出国时虽是个年幼女孩，但在国外养成了类似国家使节的责任感，回国后，显现在她眼前的祖国社会，尤其女性地位，都令她很难接受。特别是她四周那些当时所谓名流妇女的作风，更让她难以消受。

走在时代尖端的女性

送她出国留学的父亲津田仙，是位走在时代前沿、相当有见地的人物，不过，在女儿梅子眼里看来，实际日常生活中的父亲，是个不可理喻的暴君。父亲不但不允许女儿拥有自己的钱包，在女性关系方面，也经常让妻子大伤脑筋。换个立场来看，梅子的父亲的行为其实很正常，日本明治时代的户长就是这样，但对一个在美国成长的少女来说，确实是个专横暴君。

津田仙出生于下总（千叶县）佐仓藩家臣家，幕府末期专研西学，二十五岁时成为幕府直属家臣津田家的婿养子。津田家长女竹子在德川幕府将军继承人列选“御三卿”之一的田安德川家侍奉，得第五代当主德川庆赖（父亲德川齐匡是江户幕府第十一代将军德川家齐的异母弟）宠爱，是德川家达（第四任贵族院议长）、德川达孝（大正天皇侍从长）的生母。梅子的母亲初子是竹子的妹妹。换句话说，梅子与德川家达、德川达孝是表兄妺。

梅子过世后，学校迁移至现在的津田塾大学所在的小平市新校舍时，公爵德川家达也参加了竣工仪式，亲自朗读称颂创立者梅子的英文贺词。大致内容是“津田梅子先生是位远远走在时代前沿，具有看清我们的需求之慧眼的女性”。

身为幕府西学者的津田仙，功绩很大。他在庆应三年（1867）与福泽谕吉等人，随幕府大臣前往美国华盛顿进行幕府订购的军舰领取交涉。明治维新后，辞去官职，在筑地的酒店工作，亲手栽培供客人用的西洋蔬菜，并在数年之间将菜园扩大为广阔农场，更是日本最初实施邮购商业服务的农学者。

明治四年（1871），津田仙成为明治政府设立的开拓使特约人员，因此，开拓使招募女子留学生时，他代女儿梅子报了名。他也是将西式农耕法引进日本的著名人物，在东京麻布设立农学校，并发行《农业杂志》大力介绍西欧的新知识。明治六年（1873）又以书记官身份参加维也纳世博会，从维也纳带回的刺槐种子，日后成为东京的行道树。

总之，这个人物非常不简单。

可是，以津田仙为首，这些在外人眼里看来非常先进的梅子近亲者，在男女关系问题却极为封建，导致梅子不得不到伊藤博文家当门客。那时，也有几个门户相当的人来提亲，却都没谈成。或许，梅子内心认为，在当时的日本无法找到适合自己的人生伴侣。按梅子身处的环境以及亲属成员来说，想得到一门所谓的良缘应该轻而易举，她却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这应该和她的成长环境有关，但也可以说是命中注定。

当时以公费留学的先驱者，大多怀有一种必须带领祖国同胞往前迈步的义务感，何况是第一批留学幼女。再说，四周人也对梅子拭目以待。美国的查尔斯·兰曼家和母亲初子对待梅子的态度，类似对待一位国家使者。众人对梅子的留学成果所怀的期望，远远超越了梅子个人应得的成果。即便年幼，在这种环境下，梅子肩上的担子其实很重。至今仍留有梅子在美国向学校提交的作文等文章，完全是一个小外交官的口吻。她们回国后，更屡次接到与诸外国要人交流的招待会邀请，在晚会中以外交官立场和外国要人周旋。因此，不管愿意或不愿意，她们都不得不站在这种立场。

TBC

 本文选自《明治——含苞待放的新时代、新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