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大家 | 陈丹燕：文学课的感受

原刊于《书城》2019年8月号

那是二〇〇八年，一个温和的黄昏，我回去华东师范大学做了一堂讲座。

在丽娃河边见到袁筱一，她带我去她工作的外语学院看了看。到底是大学，即使黄昏时候，建筑里都没有人了，还是能闻到一股象牙塔的气息，那是年轻人聚集时朝气蓬勃的特殊气味，加上粉笔和书本的气味，还有一股外文系教室里传统的飘飘荡荡的、辽辽远远的气息。

那一年，袁筱一已经是法文系的教授了，无名指上戴着一个戒指。

而我只想到她十八岁时的样子，她十六岁就进了华师大学法语，十八岁时，用法文写的小说在法国青年作家小说比赛中得了奖。那时候我认识她了，一个满脸警惕的小个子姑娘，有点闷。在小说里，她用文雅到令人服气的文笔，敏感而清晰的细节，造就了一个不知为什么异常绝望又异常秀气的女孩子，我总是觉得，那个女孩就是袁筱一自己。但是一点证据也找不到，她小心翼翼地切断了所有考证的途径。

二〇〇八年时，她给她的学生上了十一堂法国现代文学课。我只跟着她，在走廊里掠过了她上课的教室。

此刻是二〇一九年了，读她的讲课笔记时，我还能找到当年去图卢兹领奖的天才少女的影子，她对文学的敏感都在那里，她遣词造句时，仍旧毫不吝啬地用了自己对生活丰富的体会。这次，也许她不是面对我这样一个大她许多的人，而是面对小她许多的学生，她更放松，也更真挚地，用对那些著名法国故事的理解，贡献了她自己在生活里的经历，以及所得。她仍旧保留着对自己所讲述的一切的感性，毫不干燥。她轻轻地，就将一个法国故事送到了普世的同情与理解之上，剥掉了异国情调带来的隔膜。这样的文学课，充满了生活本身的汁水，有时候，能感受到写作者与生活之间的联系，灵感来到右手指尖，生活中的所得将要流泻出来。这是讲着讲着故事，自己也想写个故事的状态。她的确仍旧是个写小说的。

她又常常告诫学生们将作家写的故事和作家本人的故事区分开来，防止一种失望的产生，或者是肤浅的理解。看上去，在谈论萨特或者杜拉斯的时候，这是微不足道的题外话，其实，这却是必不可少、会令人会心一笑的行内话。甚至，也是护卫一颗读者浪漫的心不被自己喜爱的作家辜负的技巧——要认真追随过自己喜欢的作家的读者，才能发现这样的技巧，而且还要经历过幻灭。

这件事，对袁筱一来说一定不是小事，所以并不啰嗦的她，说了一遍，又忍不住再说了一遍。

这么多年过去，那个敏感的女孩子，长成了风趣的法文教授。但一脉相承下来的，是她对文学由衷的依恋和仰仗。

那天她一直都在摸她的脖子，抱怨颈椎真的很痛。我却不能适应她也有了伏案工作的人才会有的职业病这样的现实。我忽略了她不光是一个法文教授，还是一个出色的法国文学翻译家。她的译文总有一种我偏爱的灵动和文学气味，轻松地超越了大多数译文的蜡像化，保护了原文的体温和体味，让它们活着变成了中文。我享受她的翻译，却忘记了这是个孤独漫长的写字桌前的工作，她主业是教书，副业是翻译，她怎么会不脖子疼呢？

我缓慢地在午后读袁筱一的讲课笔记，她与其说是在讲萨特、波伏娃和加缪，还不如说是在讲她自己对生活和人生的体会。在字里行间，总是让我想起我的老师们。

《文字传奇》 
袁筱一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我一九七八年春天进入华师大中文系读书，当时，学生有白底红字铁皮的校牌，不别在衣襟上，不得进入校园。老师们则是红底白字的校牌。

说起来，我本科的老师真的是一些好老师，教我唐代文学的，是施蛰存老师；教我现代文学的，是许杰老师；教我现代文学作品选的，是钱谷融老师；教我俄罗斯文学的，是王智量老师。他们各自说着带有各种口音的普通话，文学讲到眉飞色舞时，总是在跟他们自己的生活经历相照应。我坐在大教室的第二排，看得到王智量老师在说到普希金的长诗，和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在大雪中跟着流放的丈夫前往西伯利亚时，眼睛里闪烁的泪光。因为老师的泪光，我们这些女生，会在三十年以后，在老师的生辰庆祝会上，争相朗读达吉亚娜的信。也许我们班上的女生，一生都不会忘记老师教过的这首俄罗斯的长诗。

我为袁筱一讲的课感动，而且惊奇。我没想到那个小心翼翼维护着自己的女孩子，会在课堂上，就像感情奔放的王老师那样讲文学作品，将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盘托出，时而告诫，时而提醒，时而引领，时而喟叹。她不光是在教学生们如何读一部小说，也是在教学生们如何面对生活，在许多段落，还能体会到，她在教学生如何锤炼生活中的细节，使它成为文学可用的材料。但是等她说到杜拉斯，她突然英勇地谈及她十八岁时，杜拉斯给她带来的震动、影响和蛊惑，以至于要过许多年，她才能平静地处理杜拉斯作品里第一人称带来的影响，将它转换成第三人称，阅读到了这时，才趋于平静。我在袁筱一十八岁的时候遇见了她。要到现在，我才读到，那时那个天才的法语生，如何与法国文学作品产生了文学与读者之间最纯正的联系。看到文学与读者以及译者之间，有着这样充满感情的联系，真是令一个作家感到安慰：也许我没有写得那么好，但是，我一辈子从事的这个职业，文学的本身，有着一种令人感动的尊严。

也许，要是我没有见到过十八岁的袁筱一是如何紧紧护着自己的文学理想，生怕别人碰触，我不会在读到她上杜拉斯这堂课的讲课笔记时，这样被其中的真挚触动。

学生们太年轻了，生活都还没来得及开始，所以，老师的讲述里充满了她自己生活的痕迹。不知道她有没有担心过，学生们其实没听懂。但是学生们在年轻懵懂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位教授，教授过这样的文学经验，对他们来说是提前得到的礼物吧，以后他们会慢慢消化，成为自己生命中的力量。我想。

华东师范大学最出色的文学教授们，在讲文学课的时候，都会和盘托出自己的赤子之心。我读袁筱一的讲课笔记时，正值我的古汉语老师徐中玉先生辞世。他是我们的民国教授里最后一个辞世的。华师大中文系的校友们都知道，正派又温存的先生，陪了我们，直到他一百零五岁了，我们不能再贪心更多。但是，嗒然若丧的感受弥漫在许多人短短的交谈声里。所以，读到袁筱一笔记中的拳拳之意，真是为我的母校高兴。这个十六岁就来到丽娃河畔的袁筱一，现在也是纯正的华师大教授了。

读她的讲稿，让我想念起教过自己的那些老先生们了：如今回忆起徐中玉先生穿得方方正正的蓝色卡其布中山装领子，施蛰存先生身上的古龙水气味，还有王智量先生用俄文大声朗诵普希金诗歌的喘息声，还有钱谷融先生笑得满脸生辉的样子。袁筱一是在讲堂上和他们一样的先生了。这样的老师，讲课不是为了标榜自己的学问。

其实，讲课的时候，老师的冷或者暖，听者是可以感受得到的。

相信她的学生们是明白的。

也许要过许多年，和我一样，才能明白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