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青年学生的对话：文化交流视角下的古代文化遗产

2019年9月16日下午，由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与日本法政大学文学部史学科主办，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承办的“中日青年学生的对话：文化交流视角下的古代文化遗产”研讨会在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敬文图书馆二楼西报告厅隆重举办。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及日本法政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共八十余名学生参加了本次研讨会。研讨会由王志高教授主持，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党委罗秀山书记、齐春风院长、徐剑波副书记、徐峰副院长及日本法政大学盐泽裕仁教授等出席了本次研讨会。

在开幕式环节，罗秀山书记代表学院对远道而来的日本师生表示热烈欢迎。随后日本法政大学盐泽裕仁教授介绍了合办本次研讨会的缘起。为了跨越语言为学术交流带来的阻碍，本场研讨会邀请了南京师范大学李济沧、刘可维、郭卉三位老师以及复旦大学本科学生比罗冈丰辉同学担任翻译，为两国学子的交流架起桥梁。

开幕式之后，在王志高的主持下，研讨会进入主题研讨环节。第一场发言的是日本法政大学本科生青屋奈那、迫田祐子同学和小樽商科大学本科生藤井铃花同学，她们的发言主题是“在古代中国影响下日本服装的变化”。

首先，青屋奈那同学讲述了汉服的起源以及流入日本的过程。她指出，汉服是拥有将近五千年历史的汉族人的传统服饰。古代汉族人基于五行思想衍生而来的五色和以十二章为标准划分的服饰等级，不断地加以改良，创造出了各种各样具有汉民族特色的服装，即汉服。而日本从奈良时代开始受到唐朝影响，这其中包括服装。到了平安时代遣唐使终止以后，日本服饰进入独立发展阶段。接着，藤井铃花同学介绍在日本使用汉服的例证。她先从中日两国之间自古以来存在的文化交流，包括汉字、水稻种植技术、马具、铁器等谈起。到了飞鸟时代和奈良时代，遣唐使促进了日本对于以唐为中心的中国文化的吸收。从10世纪到12世纪开始，日本创造出独特的日本文化，即“国式文化”。这一时期的日本服装从汉服变成十二单和其他和服。最后，迫田祐子同学介绍了从镰仓时代到现在和服的发展。镰仓时代武士政府诞生，“狩衣”和“水干”成为了礼服，高地位的女性则喜欢穿“袿”和“长袴”。到了室町时代，原为老百姓日常工作服的“直垂”成为武士的礼服，而“小袖”却开始在男性与女性之间一同流行起来。在江户时代，由中国传入的“纱绫”或“纶子”制成的柔软的“小袖”非常受欢迎。明治时代，虽然政府试图将人们的衣服改为西式，但直到目前，和服仍然保持着强大生命力。

值得一提的是，三位同学全程使用中文进行发言。尽管发音不是非常标准，但三位同学敢于用外语发言的勇气以及认真细致的准备赢得了在场师生的敬佩。三位同学的精彩讲述，让中国学生对日本服饰的变化有了一定的了解。紧接着就是大家所期待的讨论提问环节。

在讨论环节，中日两国学生分别就“遣唐使”之后中日两国服饰交流的途径、和服“带”的功能、木屐与和服配套穿着的文化含义、和服与汉服在图案上的差异演变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交流。

第二场是由南京师范大学大三王耀文同学带来的题为“襄阳菜越三国墓出土青铜马所反映的文化交流”的发言。2008年发掘的襄阳菜越三国墓出土了目前国内所见最大的青铜马，而襄阳地区历史文化学者叶植先生根据墓内出土铜盘铭文等材料推断墓主为汉末董卓手下大将、凉州军阀张济，并认为青铜马是张济在董卓销毁长安、洛阳铜器时所截留的一件。王耀文同学就青铜马的相关问题展开了讨论。

通过对文献材料的梳理，王耀文同学认为在刘表招降了张济的侄子张绣及其他人马后，确实存在为了安抚人心而厚葬阵亡在穰城（今河南邓州）的张济的可能。但是张绣在投靠刘表时驻扎在穰城与宛城（今河南南阳），距离菜越墓仍有一段距离，所以张济更有可能葬于张绣驻扎区而不是刘表控制区。其次，他对叶植先生所认为的“永初二年八月一日张氏作三湅用”中“张氏”指的是使用者提出疑问，认为从铭文含义、铭文书体等方面考虑，“张氏”应为作器者而非使用者，由此推断墓主为张姓难以成立。随后，他又对青铜马的形象，以及史书中被董卓销毁的铜马的记载展开分析，认为现有文献资料并不足以支撑董卓未全部将洛阳铜马销毁的推论，而且同时期汉代人已经能铸造更加精美的马的模型器，相较而言制作较粗糙的菜越墓青铜马不适合作为陈列在都城的铜马。因此菜越墓青铜马应当与长安、洛阳铜马没有关联。接着，王耀文同学对考古发现的汉晋时期铜马资料进行了梳理，对出土数量最多、艺术成就最高的西南与西北地区铜马的造型风格、装饰特点、铸造技艺等方面特点展开分析。最后，通过菜越墓青铜马与西南、西北地区汉晋铜马的对比，结合菜越墓出土的其他带有西南与西北地区风格的文物，他认为菜越墓青铜马在造型、装饰、铸造技艺等方面表现了对西南和西北地区青铜马艺术的吸收，是区域文化交流的反映。

在本场的讨论环节，日本同学分别就中国各地区青铜马造型风格差异产生的原因、菜越墓青铜马与西南地区青铜马铸造技艺的差别等问题提出疑问，王耀文同学一一予以解答。

第三场的发言人一共有四位，分别是日本法政大学本科学生田尾小波、中村一贵、坂口优大与樱井万里奈同学。他们以小组合作的形式，用英语作了题为“日本陶器所反映明清时期的中日关系”的发言。

坂口优大同学首先介绍了本次发言的一些关键概念，包括陶器、瓷器、景德镇、有田烧、伊万里烧、青花等。之后三名同学分别介绍了有田烧在明清时期发展的三个阶段。

田尾小波同学分析了第一阶段促成日本有田烧发展的因素，着重讨论了欧洲对有田烧的注重与需求。在18世纪能够自主生产瓷器之前，欧洲只能从外进口瓷器，因而瓷器在欧洲显得十分珍贵。从16世纪晚期到17世纪初，输往欧洲的亚洲瓷器数量逐渐增加，这其中中国的青花瓷是主要货物。而到了17世纪中叶，中国正值明清交替之际，景德镇制瓷业受到战乱影响，生产下降，渐渐地满足不了欧洲日益增长的瓷器需求。在此背景下，欧洲的瓷器需求向日本转移，有田烧开始生产外销瓷。

中村一贵同学分析了日本国内的需求对有田烧发展的促进。日本瓷器原先全部依靠进口，自17世纪初来到日本的高丽工匠李参平发现了瓷土以来，日本开始了瓷器的烧造。在景德镇瓷器生产衰落后，日本承担了许多来自欧洲的订单，并且还要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在需求的刺激下，日本瓷器烧造技术得到了提升，烧制瓷器的窑口数量显著增加。

樱井万里奈同学展示了景德镇复兴之后瓷器国际市场上的变化。随着清朝建立与政治形势日渐稳固，作为官窑的景德镇的生产得到了恢复，而《展海令》的颁布更是促进了中国外销瓷的恢复。在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再次有中国瓷器涌入后，日本瓷器开始用创新的设计以谋得发展。红色与金色的彩绘，带有日本特色的樱花与菊花图案等设计使得日本瓷器在欧洲流行起来，而景德镇也开始制造类似有田烧的瓷器用于出口。但是随着景德镇瓷器占据了市场，作为日本贸易伙伴的荷兰也走向了衰落，用于出口的有田烧的数量开始下降。

最后，坂口优大同学总结了本小组此次发言的内容：欧洲市场对瓷器的需求由景德镇转向了日本有田烧，这促进了有田烧的发展；明清时期中国与日本之间在瓷器生产上存在着一个互动的关系；在明清两朝交替之际，可能有中国的陶工来到了有田地区，或者有日本陶工到中国学习了中国的制瓷技术，这或许是促进有田烧发展的一个因素。

第三场的讨论环节，中国学生就1637年中日两国都进入战乱时期，但两国瓷器生产却走向相反的道路、有田烧在兴起阶段是否吸收了中国青花的元素、清代有田烧是否与中国的珐琅彩有交流等问题提出了疑问，日本学生给予了认真的解答。在需要书籍辅助讲解时，日本学生非常诚恳地走下讲台，向提问同学展示了相关资料。日本学生严谨认真的学风以及彬彬有礼的态度给在场的参会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四场是由南京师范大学大三学生唐成辉同学带来的题为“区域文化交流视角下玉屏箫笛的起源与传播”的发言。在对古籍文献以及近现代报刊的检索和梳理的基础上，唐成辉对其家乡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玉屏箫笛的起源与传播问题上展开了阐述。

他首先结合《乾隆玉屏县志》的相关记载，指出玉屏箫笛是明初由郑氏传入玉屏的一种外来物。接着，通过研读《滇行日录》《传经堂诗钞》等对玉屏箫笛的记载，他得出了玉屏箫笛在乾隆三十七年就已成为商品这一重要认识。随后，他梳理了从嘉庆到宣统年间文献中有关玉屏箫笛的记载，从而清晰地描绘了玉屏箫笛从在当地小有名气，到发展壮大，再逐渐形成独特的箫笛文化的过程。

在结束了时间维度上的阐述后，他又从空间维度阐述了玉屏箫笛与其他地区间的交流。通过检索近代报刊及文人笔记可以发现，清代及民国时期，玉屏箫笛远播四方，与江苏、四川、上海、北京等地都有着交流，成为享誉中华的传统乐器。

最后，唐成辉介绍了近年来玉屏开始制作日本传统乐器尺八箫的情况，展现了新的时期中日文化交流仍在不断深入发展。

在讨论环节，日本学生就玉屏箫笛在传入其他地区时是否产生了变化、玉屏箫笛的起源等问题提出了疑问，唐成辉同学根据自己积累的文献材料一一予以解答。

主题研讨结束后，研讨会进入到自由交流讨论环节。中日两国学生就在校学习情况、来到异国参观博物馆的感受、对对方国家的印象、选择到外地求学的原因、学校里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等互相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交流。会场氛围也由之前主题研讨时浓烈的学术色彩转变为了轻松活泼的生活气息。南京师范大学胡若童同学用流利的日语与日本同学交流了学校课程设置的话题，赢得了在场师生的一片赞叹。

不知不觉时间已经到了傍晚六点，研讨会即将结束，但在场学生都感到意犹未尽。主持人王志高教授对本次研讨会进行了总结，他指出今天中日两校学生的发言展示都非常精彩，各具特色。通过今天的研讨会，他感受到了两校学生在学术科研上的不同风格：日本法政大学两组同学的研究具有宏大的视角，展现了时空背景的广度；而南京师范大学的两位同学则从微观的角度切入，深入探讨了两个非常具体的小问题。

最后，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齐春风教授发表了闭幕致辞。他赞扬了今天发言同学的研究成果，并对这种中日两国之间本科学生的交流方式予以高度肯定。他指出，中日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特别是中日两国作为唇齿相依的近邻，年轻学者之间的交流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