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③|循环经济为气候变化提供产业化思路

2019气候行动峰会于纽约时间23日落幕，而联合国高级别会议周也自此拉开了序幕。峰会上，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出席并发表讲话。王毅在发言中强调了多边主义的重要性，各方应恪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原则，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有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中国近年来引起广泛国际关注的“国门利剑行动”就是其中一例。自2017年7月起，中国海关总署便对特定的“洋垃圾”实施了入境禁令，2018年初宣布的打击走私“国门利剑行动”中更是大幅增加了对洋垃圾走私的打击力度。

这一举措在受到国际关注的同时也伴随着一些批评的声音。一些发达国家表示此举会严重干扰全球废旧物资供应链，但中国外交部表示，这是中国政府着力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的重大举措。

中国与印尼、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在过去是发达国家“洋垃圾”投放的主要接收国，中国是否应该继续维持原先进口“洋垃圾”的力度？以往的全球废旧物资供应链合理吗？

Grayson Shor对以上的两个问题持否定态度。Shor是一位致力于循环经济研究的青年学者，从进入国际发展政策研究领域以来，就始终关注该领域中的垃圾处理问题。9月24日，Shor接受了澎湃新闻的采访，他很高兴能看到中国政府下定决心推进这项政策的实施。

循环经济：将废弃物与垃圾排除在经济发展之外

“‘利剑行动’是在向北美和欧洲的市政当局施压，要求他们投资并且扩大自己国内的回收产业以处理本国产生的垃圾。因为中国不再大量处理进口垃圾，这些国家就更有动力自己出资建立废弃物再利用和减少废弃物量的系统。”Shor表示。

一些进口到中国的垃圾并非可回收垃圾，而被进口的可回收垃圾也因为数量庞大而无法被完全合理地处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中国的环境污染。在“国门利剑行动”得到大力推进以前，许多西欧国家在垃圾回收方面过度依赖中国，它们拥有世界上最高的市政回收利用率，本国却没有与之配套的大规模回收业。因为与将可回收垃圾运往中国相比，在国内建设回收业的成本效益并不明显。

类似“国门利剑行动”的国家政策是推进循环经济体制的前提。垃圾，一个我们每天都在参与产生的物品，正是循环经济类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投入点。随着各国抬高对“洋垃圾”进口的门槛，在本国和大型企业中建设本地垃圾循环处理设施的趋势在近年来也有了较快的增长，而这也与循环经济的发展原则相符。

循环经济的理念与这次气候行动峰会的倡议一致。峰会强调了低碳发展和可持续性的重要性，并且提出用碳交易等市场手段来加速全球经济模式的转型，循环经济就是转型的目标之一。循环经济提倡将废弃物和污染排除在经济发展之外，提高物品和材料的可持续利用率，从而促进生态系统的再生。

Shor在采访中提到了他选择循环经济作为自己专业发展领域的原因。首先，全球环境变化的危机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包装”（branding），气候科学家在过去并未有效地用与个人日常生活明显相关的语言来诠释这一危机对人类的影响。其次，强有力的环保倡议很多，但并没有切实可行的实施方针去跟进这些政策的落地。最后，环保主义者时常将商业和工业视为敌人而非潜在合作伙伴，这种态度事实上并不可取。他认为，循环经济有巨大的潜力去改善以上三点不足。

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在与迅速演变的废弃物管理危机作斗争。世界银行去年的一项研究显示，由于快速的城市化，未来30年地球的废弃物将增加70%，塑料和基础设施两大产业的废弃物产出率最高。

塑料制品包括了塑料包装、汽车零部件和可穿戴商品。虽然大规模的塑料生产始于上世纪50年代，但是截至2015年前，超过50%的塑料制品是在过去13年里生产出来的。Shor提到，目前大量堆积且难以回收的塑料垃圾造成了污染，在全球海洋和水道中已经达到了临界值，亚洲是塑料垃圾海洋污染的重灾区。

在建筑业方面，Shor列举了一些数据。全球40%的垃圾都来自于建筑物的建造和拆除，而随着全球基础设施投资从2019年的2.7万亿美元增加到2029年的3.2万亿美元，预计到2025年，全球因建筑业而造成的垃圾总量将翻倍。

“我觉得我没必要在这里详细说明，用于制造塑料的化石燃料以及建筑材料产生的大量温室气体排放怎样导致了气候的变化。在这些行业的产品生命周期设计中，如果不采取循环经济的方法，就会形成一个生产更多污染产品的恶性循环。”Shor说。仅仅将循环经济的解决方案集中在这两个产业，就可以有效减少碳排放，不仅可以实现联合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还有助于实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的目标。

废弃物处理产业化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循环经济的概念其实并不抽象，它提倡的是传统商业模式的转变。Shor举例，拿随处可见的路灯来说，传统商业模式中路灯是由市政管理者出资购买和安装的，当路灯出现损坏后，再由管理者拨款购买和更换新的路灯。但如果将这一过程中的“购买”更换为“租用”，就会变成循环经济中良性的一环。

“这些生产灯泡的公司会更有动力去制造寿命更持久、更高效的灯泡，因为他们可以从持续的租金中获得更多的收入。之前他们可能会花相对较短的时间去设计灯泡，公司利润的增长要依赖于用户扔掉旧产品并购买新产品。”Shor解释道。

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Shor曾在美国环境保护局（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参与了美国政府间海洋垃圾工作组的工作。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作为美国国务院资助的访问学者到访台湾，为美国在台协会（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提供循环经济咨询，并与亚洲基金会在缅甸和泰国的办事处合作，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扶持缅甸开发有效的废弃物管理系统。

东南亚地区是Shor研究的重点，这里也是全球海洋污染的重灾区。Shor选择台湾作为自己田野工作的活动中心，是因为他认为台湾在废弃物处理产业化方面的成效可以为亚洲提供参考。

Shor表示，台湾废弃物处理产业化的核心在于“延伸生产者责任制”（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根据法律规定，在台湾生产或进口塑料的公司都必须按单位付费，这一费用将进入台湾环境保护署的管理基金，用于资助台湾近700家回收公司收集垃圾。这个策略持续有效的实施为废弃物处理收集了大量的开源数据，收入也覆盖了台湾回收产业成本的150%。Shor认为，现在大多数的气候问题解决方案都优先在西方国家进行开发和测试，并不一定适合亚洲的情况，相比而言，上面所说的台湾模式可能更适合亚洲本土的废弃物处理产业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