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钱仲联先生与沈曾植《海日楼文集》

钱仲联是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曾出版《海日楼札丛》，对晚清学者、诗人、书法家沈曾植的学术体系进行了系统梳理。二十多年前，钱仲联曾受邀编写《文集》《札丛》《题跋》三部的合集《沈曾植文集》，但最终这本书未能出版。时隔多年，原来担任《沈曾植文集》责任编辑的宋浩偶然翻阅出当时的复印文件，于是几经周折，请人排出，《海日楼文集》得以顺利出版。今年恰逢钱仲联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宋浩回忆了文集编校过程中与钱仲联的往来，从中可见一位学者的严谨认真。

王国维一九一五年三月由日本回沪扫墓，随后即去拜访沈曾植，此后数年来往频密，见面请益之外，多有信函往还。而留沪时每与罗振玉通信，几乎没有不言及沈曾植的。期间一封信说：“乙老万无成书之日，非记其说不可。”盖沈虽学识广博，著述弘富，但从不自加收拾。读书随手批校记于书眉，为文成稿多为零叶置之一堆。诗词更是信手写在报纸信封之上，勾抹涂乙，满纸皆是。且多用章草书写，极难辨认。王国维乃取其乙卯一年的诗稿，董理钞校，终由孙德谦四益宧刻木刊行。这是沈曾植第一本单行的著作，时为一九一七年，沈曾植六十八岁。

沈曾植在晚清以学问精博著称，而尤其名动日俄。张政烺先生曾说：“一八八九年俄国人拉特禄夫在外蒙古和林以北，发现突厥、回鹘等文字碑刻，报告清朝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沈曾植最早进行考订。”此后域外多引述沈氏之说，同时沈曾植也因此得到了李文田、盛昱的倚重。至有俄国学者卡伊萨林为作《中国大儒沈子培》，日本学者西本白川为作《大儒沈子培小传》，一时名扬海外，传记年谱均有记载。尽管如此，沈氏生前身后，刊刻印行的著作极少。生前除《寐叟乙卯稿》外，仅《皇元圣武亲征録校注》附李文田书中而刊入知服斋丛书，《岛夷志略广证》刊入古学彙刊，专门之学，均在丛书中，流传甚稀。身后则有《曼陀罗寱词》《海日楼诗》、《寐叟题跋》影本、《蒙古源流笺证》《元祕史补注》先后行世。《海日楼文集》则是学界久知其名而未见之书。

沈曾植殁后（一九二二年），《清史稿》及宋慈抱、谢凤孙等所作传记资料都提到沈氏有《海日楼文集》若干卷，具体情况则不甚了了。直到一九三二年，寐叟哲嗣沈熲刊布《沈乙盫先生海日楼遗书总目》，列目二十四种，其中提到“《海日楼文集》，现由孙德谦编校，内题跋较多，或另编单行本。”知道文集尚在整理中。一九三八年，沈曾植的学生王蘧常出版《沈寐叟年谱》单行本，附录《沈子培先生著述目》，其中收录了《海日楼文集》的详细篇目。王先生将文集二卷，分为十类，共一百五十六篇。并说“此由孙隘堪校勘，原稿丛残，且多阙文，整理不易。孙逝世后蘧常复加董理”。则文集仍旧在整理当中。而年谱对文集中的文章多有引述，于沈氏之学有所阐扬，但仍难窥全豹。

直到一九六二年钱仲联出版《海日楼札丛》，并将《海日楼题跋》重新编排增补附于其后，沈曾植学术体系的大概轮廓才得以显现。钱先生《札丛》的跋语署一九四八年，对沈氏笔记丛札的情况进行了细致的疏理。在《海日楼题跋》的跋语中还强调“凡收入《海日楼诗文集》者，不再复出”。再次提到了文集。

一九八九年钱先生在《文献》总第三十九期发表了《龚自珍与沈曾植——沈曾植两篇有关龚自珍的未刊文稿述评》，刊出的即是《海日楼文集》中的两篇文章。

此后，从一九九〇年《文献》总第四十五期到一九九三年总第五十六期，钱先生连续发表了《沈曾植海日楼佚序》《沈曾植海日楼文钞佚跋》《沈曾植海日楼佚碑传》，共刊出序文二十九篇，跋八十篇，碑传十二篇。又于一九九四年和一九九五年的《学术集林》二、三卷发表《沈曾植未刊遗文》，刊出沈氏其他佚文二十九篇。发表过程中，钱先生多有案语，对文集情况及编选原则加以说明。如：

“其《海日楼文集》上、下卷曾由孙德谦整理编排，其篇目见王蘧常《沈寐叟年谱》附沈先生著述目中。四十年前，联亲见此文集稿于沈氏家中（当时沈公子慈护馆我于其家凡两月），全部抄出。近加研究复阅，发现孙氏所编文集，有漏脱的文章未收入，如《频伽精舍大藏经序》《文云阁墓表》之类。且其中还有有目无文者不少。至其先后编次零乱颠倒，错尤甚。为此，联重加编次，审定其写作先后，补其缺篇及有目无文之篇。次第与孙编本大异。……沈氏文集，尚未刊布。其个别篇章（为他人著作所作之序），仅载于他人著作之卷首，无单独发表者。为此，拟尽可能将其学术性的集内外文章，次第在《文献》上发表，以饷国内外学术界。”（《文献》总第四十五期）

“其文章遗稿，属于学术性的专篇，多是题跋后记一体，为数不少，今汇辑于此，以饷中外学术界。凡已收入《海日楼札丛·海日楼题跋》者不复出。”（《文献》总第四十九期）

“沈曾植先生碑传文，所存不多，然其中龚自珍、文廷式、杨文会，皆清后期学术界重要人物。其馀亦乡土旧贤及其他可供参考的资料。”（《文献》总第五十六期）

“至于《海日楼文集》，则尚未刊行，余于四十多年前客慈护先生家编《札丛》时曾钞録一副稿，于一九九零年《文献》第三期以后，次第将其中序跋碑传各文钞出发表。今应《学术集林》之请，钞出其他尚未发表之文，以飨学术界同好。”（《学术集林》卷二）

一九九五年，广东省新闻出版局提出规划，由局里策划选题并补贴出版费用，各出版社落实出版。当时，我提出了一个出版沈曾植、罗振玉、王国维、陈寅恪、陈垣、容庚等人文集或者全集的计划，很快获得通过。局领导请苏晨先生总其事，立即组织约稿。约稿的过程很周折也很有趣。黄秋耘先生为介绍陈美延老师，陈老师说陈寅恪的所有著作都只交三联出版。张其凡先生为联系陈智超先生，陈先生说陈垣全集已经整理完毕交付出版社了。最后拿到的只有沈曾植、罗振玉、王国维三种。而只有《王国维全集》因与浙江教育出版社合作，才得以成功出版。

请钱仲联先生编校《沈曾植集》，正是因为看到了上述钱先生发表的有关文献。一九九五年五月，苏晨先生带着我和出版社的领导到苏州向钱先生约稿。约稿的整个过程，苏晨先生当年就写了文章发表。我记得的则是一些小事。我们最初是希望能编一个比较全的集子，涵盖诗文和专著。钱先生说《海日楼诗校注》已交中华书局并已付排，所以最后定下来将《文集》《札丛》《题跋》合出，定名为《沈曾植文集》。钱先生让我们等在苏州，他马上就可以点好，我们可以把稿子带回来。等了几天不记得了，但其间多次到钱先生家核对复印稿。钱先生威严，每次见到他的学生都是站在他旁边，不插一言。对我们则客气和蔼。苏晨先生请钱先生写个扇面，钱先生说很少写扇子，让我第二天去拿。第二天，钱先生拿出的却是一个条幅，张口问我：我的字好不好？我当时年少无知，惊得一身冷汗，只得说，学人字，好！钱先生说那你明天再来，我给你写一幅。

钱先生点好后，我们将稿子带回来，苏晨先生说这部文集篇幅最少，指定我做责任编辑。编校过程颇为不易，历经四个月方得以初步完成，交付出版社。这期间，许多钱先生的来函，大多关系到编校原则及体例，也颇能体现当时编校的过程，现将有关的八通附录于后：

一

宋浩同志：

在苏晤谈，至快。惜无时间多敍。

别后，再将《文集》《札丛》《题跋》逐册、逐页、逐句仔细复校一下，将三书中误漏等处，写成勘误表三页奉上，请照此于复印本改正。

前言重写了一篇，共三十五页，把文集、札丛、题跋全包括进去，仍然分三个部分写，札丛、题跋两部分改动较大，原来排印本上的作废，不可用了。

协议书清本尚未收到，第二笔预付稿费五仟元尚未蒙寄下。希望早日汇下，联确实为本校限期购屋事发愁也。兹寄奉的前言及勘误表，用挂号寄，收到后盼示覆。此颂

编安。

钱仲联一九九五年六月十二日

社长诸公，请代致候。

二

宋浩同志：

六月二十日大函敬悉。奉覆如下：

预付稿酬的第二笔五仟元，于六月十二日汇到苏州敝处，已写收据回信给出版社杨永信同志。正式合同亦收到，已签字盖章后，挂号寄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杨永信同志。

嘱写《海日楼文集》签，遵命写就，兹挂号寄上。

大函云“《涛园集序》有缺漏部分”，嘱复印补上。查敝处所存底稿，该文是简体字横排，剪贴上。可能公等在苏复印时，该剪页反面的文字，没有复印，致有缺漏。兹由联亲笔用繁体字抄写一份奉上，即请用联抄奉的，原剪贴横排的不用。嘱为先业师《茹经堂文集》作跋，该文集共有六编之多，不知贵处是否六编都具备。联处原有此书，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被毁。现已片纸无存。虽作跋文，也不能说空话。贵处可否将每一编的原序原跋复印一份给我，以便参酌后动笔（全书不要寄来，寄回时邮递麻烦）。

匆覆，即颂

编安。

钱仲联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三

宋浩同志：

六月二十日大函收到后，即覆一函，谅达左右。广东高教出版社之合同及第二笔预付稿费五千元俱已收到并直接复信去矣。

联为《海日楼文集》等三书写的前言（我未留底），我校有关部门要看，要代为宣传，故请贵处复印一份寄联为感！香港有位专门研究沈曾植的人（学者）要来访我，我已托他在港地大力宣传。

《茹经堂文集》共六编之多，要联作跋，也是贵处拟出版否？

匆上，即颂

撰祉。

钱仲联一九九五年七月四日

四

宋浩同志：

七月四日快件，今日（七月七日）上午收到。逐项奉覆如下：

一、关于《茹经堂文集》事，您复印给我的序文及篇目，乃是《茹经堂文集》的初编，是木刻本。初编以后，还有二编、三编、四编、五编、六编，都是铅字排印本，未刊木版，因价昂之故。贵处只有初编六卷，仅占《茹经堂文集》全集的六分之一。如果贵处把它出版，似乎太少，并且不是全集。命联作跋，仅能就初编作跋，拟奉赐教。

二、来函云：“先生所附‘勘误’，‘题跋卷，卷二末七行删去’，是否即指卷二，一百页之宋拓残本阁帖跋二篇题文七行？”按卷二末七行无可删之处，您这次寄我的勘误表文集第二卷项下也无此语。一百页之《宋拓阁帖残本跋》（不叫残本阁帖跋）题文一行文十四行，都不能删去。（此文在《海日楼文集》卷三中，不是卷二）我在眉角写的铅笔字是四十二（即四十二页），不是一百页。来函所云，怕有误会。现在，您也不必再去查点，所谓“末七行删去”，末七行不要删去就是了。

三、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来函云我说“出自《观堂集林》卷十九”。您说商务本《王国维遗书》之《集林》卷十九无此文，而在卷二十三卷中。按《观堂集林》有好几种版本，最早的是仿宋体铅字排印单行本，我云卷十九，即据此本。此外又收在《王忠慤公遗书》《王静安先生遗书》二书中，大概因此而致卷数不同，我所据本，现已成难得之孤本（现在手中也没有了），就照您的办法，改为“卷二十三”就行了。

四、《李审言学制斋骈文序》，您云与《李审言文集》多异文。按沈氏为人作诗文集序，常有与他人印出之集，有些异同。我出的《文集》是据孙丈德谦的校定本。此文亦经孙氏校定，故与《李审言文集》所载，小有异同，兹据《海日楼文集》，不依《李审言文集》本。李氏文集本，反有错误之句，如“比两为三”，李集作“此两为之”，就是不通。“比两为三”，以李氏与上文“蓉甫”“芥子”二人相比，鼎足而三也。其馀李集本还有标点错处，与沈集无关涉，不举告了。（与李集不作校勘按语，沈集已成定本，我不再化此无谓之精力了）

五、“铭讚二十三篇”，“三”字是“二”之，不是十一篇。二十二篇者：

研铭十二首（题下小注第一句“十二首”，写为“都十三首”，改正为“都十二首”）

杖铭一首

新甫杖铭一首

秀水陶元晖中丞象讚一首

韧盦先生象讚一首

方君像讚一首

某翁象讚一首

八徽图讚一首

张母桂太夫人象讚一首

乙庵自讚一首

造像自讚一首

请在《海日楼文集》卷首目录卷四项下“铭讚二十三篇”一併改正为“二十二篇”。

卷首目録卷四“寿序五篇”请改正为六篇。

您钞来您写的目录，“铭讚十一篇”，应改正为“铭讚二十二篇”。“研铭”题下增“十二篇”三字，以清眉目。

目録“祭诔”下“三篇”改正为“四篇”。

感谢您的细心，查对出一些数目不合处，今悉改正如上。

《茹经堂文集》既是不全之书，仅占六分之一，出版似乎不妥。嘱为小跋，数日后奉上，今当放假，校事丛集，心思不能集中。

匆覆，即颂

暑祺。

钱仲联一九九五年七月八日

五

宋浩同志：

昨挂号邮上有关勘误等的材料，此时谅达左右。嘱写《茹经堂文集》跋，今日上午赶写完毕，兹仍挂号奉上，跋中所述，无一错误，因毛笔写在寄来的旧纸，如加标点，便不雅观。故不加断句与标点。

前函乞复印《沈曾植文集》等三书的前言赐下，千乞照办。时间则不急于在数日内也。匆上，即颂

暑祺。

钱仲联一九九五年七月八日

六

宋浩同志：

收到七月十七日大函及前言复印件，十分感谢！

细核前言复印件，尚有四处有错，乞改正如下：

一、二页十二行“大致有个部分”。空白的一格，要补以“八”字。

二、六页三行开头“祥》”，要将“》”号删去。

三、十五页九行第六字“其”字下要增一“过”字。

四、三十一页五行“是影印沈手手写之稿”，要改正为“是影印沈氏手写之稿”。

费神，感谢不尽！专覆即请

夏安。

钱仲联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七

宋浩同志：

今岁久热，苦甚。香港中文大学一研究生暑假中为沈曾植书法研究事到敝处访问，回港后，新近寄来缩印（影印）寐叟手书《荣禄大夫李君墓志铭》一件。久知有此文，但其家中亦失之，今乃得之于意外。冒暑抄奉，请补入卷四“碑铭类”《广西巡抚吴公昌寿墓志铭》一篇之后。原来首册目録第二张卷四“碑铭八篇”的“八”字改为“九”字。费神为感。如已来不及插入，则请于卷四末添一“补遗”録此文，目録上“碑铭八篇”也可不改。

急速写成寄上，不尽一一，统请酌夺。此请

编安。

钱仲联一九九五年九月四日

八

宋浩同志：

大函及复印汪、缪二家师友书札中关于沈曾植书札均收到。

沈氏书札，其文多不经意，往往是一般书信笔墨，与文集中所收文字古雅者不同，内容亦欠学术性。今选若干入文集，其目如下：

《汪康年师友书札》八（一一三九页）、九（一一四〇页）、十（一一四一页）、十三（一一四三页）。

《艺风堂师友书札》五（一七四页）、十一（一七六页）、十三（一七七页）、十七（一七九页）、十八（一八〇页）。

以上九篇，请倩人一钞（与汪康年的信，可用复印的剪贴；与缪艺风的因是横排本，只能钞出，好在不多），题目只需两个，给汪康年的总名《与汪穰卿书》，选文四篇连列；给缪艺风的总名《与缪艺风书》，选文五篇连列。因选入之信，非同时所作（所选书信，给汪者最后至光绪庚子左右，与缪者在光绪末、宣统初），只得插在文集卷一“书六篇”中的《与陶制军书》的后面，《与金潜庐太守论诗书》的前面。目录卷一“书六篇”改为“书十五篇”。

沈曾植的尺牍相当多，仅嘉兴图书馆中，即藏有沈氏与其弟子金甸丞（即潜庐）的信不少，都是谈修浙江通志事。《文集》收有《答王静安……》一书，亦是论修志事的。“尺牍”与“文集”是两码事，将来搜辑“尺牍”之事，只得由他人来搞，我年太老多病，无此能力矣。

匆覆，即颂

编安。

钱仲联一九九五年十月十五日

需要说明的是：从苏州回来途经上海，刚好买到了《茹经堂文集》，便致信请钱先生题跋。此虽与本文无关，但足以见先生的严谨和对师门的情谊，故存之。

钱先生钞录来并未留底的《前言》以及数次钞录来的文本及校勘，均已交付出版社，并未留存，后经苏晨先生刊入《学土》第一辑。而后来钱先生将前言以及《茹经堂文集跋》发表于《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九六年第四期，所用的《前言》即是本书的前言，并未采用为《文集》《札丛》《题跋》三书合集而改写的三十五叶的《前言》。

第四函所言“研铭十二首”写为“十三”，后经细审则无误。盖其中有两则合钞为一，今已析出。另所言，“沈氏为人作诗文集序，常有与他人印出之集，有些异同。我出的《文集》是据孙丈德谦的校定本。此文亦经孙氏校定，故与《李审言文集》所载，小有异同，兹据《海日楼文集》，不依《李审言文集》本，”则是强调文集如有异文，谨依底本的原则。

第八函则是，我见到相关资料即寄呈先生存览，故今并未收入文集。而先生对尺牍与文集的看法则相当重要。

本书所刊仅为《海日楼文集》部分，并未收入《札丛》和《题跋》，因两书已有再刊之本。现在所刊的《海日楼文集》或许也还并不是一个最终本。钱先生校点所据的底本为复印件。有四种字迹，一为王蘧常毛笔钞校，一为钱先生毛笔钞校，一为钱先生硬笔钞校，一为复印杂志等刊本文字。钱先生在此复印稿上标点编辑、董理注文。校记均体现在注文中，多有存异，阙疑仍之。今均保持底本式样，以存文献原貌，以留前辈整理之艰辛痕迹。一九九五年底，曾帮助编校《二十世纪书法经典》丛书，曾见《沈曾植》卷未定样本中，将王蘧常先生所钞《定卢集序》与钱仲联先生所钞《跋星凤楼帖》收入集中，所收者即是本书底本原件，则底本原稿尚在人间。丛书正式发行之本，两先生所钞之图均已删去。今所幸尚存当时之样本，即影出两先生钞本作为插图；《业师两先生传》原稿，则为嘉兴博物馆藏本。

当时编辑好的书稿，合《海日楼文集》《海日楼札丛》《海日楼题跋》三种为《沈曾植集》，一九九五年十月间即交付出版社，但迟迟未能出版。到二〇〇三年，我转到出版社工作，便致函钱先生，问可否转到我所在的单位出版。钱先生于六月六日回函很激动，说“沈曾植文集出版事，……谨委託阁下代表我办理一切”。末署“九十六岁苏州大学终身教授、博士导师、博士后导师钱仲联谨覆”。然事终未果，钱先生也于当年十二月逝世。此后经年，此事一直萦绕于心，也经常与人谈起，谋拟出版，终不成功，而所编稿件当亦难再寻出。所幸，当时编辑稿件时，曾将《海日楼文集》复印一份自存备查。今年偶又翻阅，见复印的字迹已经开始模糊，于是几经周折，请人排出。而今年恰逢钱仲联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也是钱先生逝世十五周年。万事自有因缘，信然！今《海日楼文集》得以顺利出版，则是对先生最好的纪念。

辽东后学宋浩校讫附记。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