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谈︱跨学科视角下的区域研究：理论、方法和史料

9月19日，在武汉大学振华楼历史学院101教室展开了一场题为“中国区域文化研究：理论、方法和史料拓展”的学术对谈。与谈嘉宾分别是中山大学文化人类研究中心主任刘志伟教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张晓虹教授、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段渝教授以及武汉大学史地所徐少华教授。四位分别来自珠江流域和长江上、中、下流域的专家，从历史地理学、历史人类学及考古学的不同研究取径出发，就理论、方法和史料拓展等问题对中国区域文化研究展开讨论。这场学术讨论是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中心主办的 “珞珈中国传统文化论坛”的129期，由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杨华教授主持。

对谈现场

合而不同的中国——从历史地理学和历史人类学看区域研究

区域文化的研究在中国有两种不同的研究理路，一种是有着中国研究传统的历史地理学，一种是在西方影响下产生的历史人类学。两种理路在研究路径上有所不同，在面对区域文化这一共同论题时关注的问题、研究方法也有所区别。

张晓虹教授首先介绍，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所做的一系列区域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是以省区为单位逐步进行的。这些研究在最初大部分借用的是西方文化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分别从文化区、文化传播、文化景观、文化生态和文化综合体及其发展这五大主题出发展开研究。早期的中国区域文化研究，一方面受到了西方文化地理学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被像历史人类学这样的学科所“冲击”。赵世瑜等学者在介绍西方文化地理学理论的基础上，尝试解释中国区域文化的部分特征。周振鹤教授则结合中国传统的沿革地理学，指出中国古人对宗教、风俗的地理态度，地理差异很大。“风俗”研究代替了西方文化地理研究中的重要主题“宗教”，成为中国区域文化研究中的重要题目。张伟然教授在2000年出版的《湖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开始从文化景观、文化生态等角度切入，研究历史地理，具有开创性。在这些个案区域研究、专题研究的基础之上，历史地理学又开始逐渐找到了它的价值所在，即用这种区域研究回答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国家存在的区域差异问题。

刘志伟教授首先回应了历史人类学对于历史地理学的所谓“冲击”问题。在他看来，两种研究的学术风格和学术传统有所差异，但在研究中国区域时，历史人类学又常常觉得与历史地理学最有共同语言。二者最大的差异在于，它们要回答的问题不同。对历史地理学而言，最重要的大概是讲清各个地方不同的文化史；但对于历史人类学而言，各个区域的差异是不言而喻的，而问题是为什么在如此大的差异之下中国还是一个中国。这一问题从政治史、思想史的角度都能有所解答，政治史将其解释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结果，思想史又给出了儒家文化和大一统思想的答案。历史人类学所做的则是在这些解释之外，回到普通人的生活、情感中，了解普通人理解世界的方法和他们对于世界的想象，由此解释他们的行为实践。在刘教授看来，对学术研究而言，不管学科的差异如何，最重要的是各自沿着自己的研究传统、脉络走下去，以此相互启发、交流。

此外，刘志伟教授还提到了我们更为熟悉的“地方文化工作者的区域文化表述”，这是一种在历史地理学专业研究之外的表述方式。考古学和地理学的研究能呈现出基于自然条件产生的差异，以及人与自然互动产生的区域文化差异，但关于区域文化表述的话语，则具有相当高的一致性。这种由地方文化工作者生产的具有同质性的表述，在过去的历史学家看来是不靠谱的。但在刘教授看来，这种表述恰恰能够部分地解释中国的整体性所在，同质性的表述背后是人们对于共同文化的认同，是一整套观念结构和价值体系。各个地区不同的历史进程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但也产生了一套相似的意识形态模型。

模糊不清的边缘——学术话语下的地域与区域

区域史研究在中国已有相当长的学术传统，学界对于区域史的认识一直存在不同看法。什么是区域？是相对于国家而言的更小地理或历史单元吗？地域和区域在何种程度上不同？段渝教授从区域和地域的概念辨析出发，展开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在段渝教授看来，区域是可以横跨几个地域的，譬如南亚、东南亚和东北亚区域。研究巴蜀文化的段教授，又列举了四川盆地内不同的小地域，包括川西高原、成都平原、川中丘陵以及川东平行岭谷，不同的地域呈现了不同的文化特征。这样看来，地域可以在地理层面进行划分，区域则大到可以包含具有同质文化的好几个地域；但有时区域又可作很小的历史单元来看，小到一个村、一个庙。不管是区域还是地域，都很难有一个明确的边缘。上世纪90年代所提出的巴蜀文化，就跨四川、重庆、甘肃、湖北等地。

区域和地域文化难以明确界定，恰恰反映了区域史研究的魅力所在。相对于传统的国家、政区概念，区域和地域是人类活动所形塑的大小空间，以人为出发点去看历史，人的活动范围也就产生了不同的空间和边界。地理层面所形塑的地域空间是一方面，人类在与地域空间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区域空间则更为灵活多样。

徐少华教授首先肯定了分区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他指出，所有的学科进行研究时都强调分区，对于经济史、文化史、地理学这些领域，尤其需要在总论的基础上，作分区研究。谈到自己所研究的秦汉历史地理，徐教授认为历史学和地理学的理论方法同样重要。在先秦秦汉史领域，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被大量采用。考古学传入中国不过八九十年，但在几代学人的努力下，已有极大的突破。苏秉琦先生提出的考古文化区系类型学说，就是在分区考古的基础上产生的理论。按照考古学的区系类型理论，大区下面还有小区。大区内部的小区具有相似的核心文化，但在小地区又有自己的特征。徐教授指出，就他所研究的长江中游楚文化而言，其北边与中原文化交流密切，西边和巴蜀文化交融在一起，东边又具有一些长江下游吴越文化的特征。

重“新”发现史料——学术视野转变与史料拓展

谈到史料的拓展，徐少华教授先是强调了对于传世文献的利用。无论是研究早期历史，还是研究晚期历史，它们都是主要的史料。王国维先生所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仍是最基本的法宝。在历史学研究引入地理学的理论之后，地貌分析、地貌变迁等地理学材料也被纳入到研究视野中。徐教授谈到了他早年跑田野的经验，他认为地表上的遗址和蛛丝马迹常常能与传世文献相对应，给研究带来不一样的认识。当然，这部分材料在利用时仍要注意辨伪。

与研究先秦秦汉历史地理的徐教授不同，张晓虹教授所关注的文化史让她不得不将自己定义为“明清史”研究者。明清区域文化史的研究很难在传统意义的文献中找到史料，因此她将目光放在了考古资料、《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隋书·地理志》这些正史之外的文献上，有时“被迫”用到明清的地理志、地方志。这些地方志、地理志，过去常常被认为是“不入流”的史料，整理过不少地方志史材料的谭其骧先生对此就很不以为然。但在2000年以后，对于历史地理学、区域文化研究的新思考改变了过去的学术研究，进而产生了对于史料的新认识。在对地名志、歌谣、戏曲等材料的应用中，区域文化史开始构建感觉文化区、声音景观等新的历史概念，也试图回应像儒家主流意识形态如何传播到社会底层这类大问题。

刘志伟教授指出，中国史学在最近一二十年的革命性突破正是来自史料的拓展，这也是在未来最可能改变中国研究范式的东西。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史、经济史研究开始拓展起来的经史子集之外的材料，在一开始可能只是被看作一种资料的扩大。经史子集被视为帝王将相的代表，其余的材料则代表民间社会。但这部分材料关键的意义还不止于此，而在于后者本身不是作为史料、文献而被记录和保存下来，而是作为处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而产生的“无意识”的材料。这些材料因其产生的“无意识”，呈现出其背后一整套更为接近历史人物的思考方式和行为逻辑。刘志伟教授认为，用这部分材料所书写的历史，大概会与用四部材料书写的历史不太一样。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漠视传统文献的价值，传统文献也不等于“旧史料”，能否成为“新史料”的前提是要关注到不同的问题。

段渝教授在谈到史料拓展时，一再提及史料的鉴别。史料辨伪作为史学的基本功，就像刘志伟教授所强调的读前四史、经史子集一样，都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所在。段教授举了徐中舒先生将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材料应用到史学研究中的例子，指出不仅要像王国维先生一样用“二重证据法”，也要用“多重证据法”。譬如二十四史中辽金夏的文献材料，可以作为研究先秦时期西羌等族群的历史证据。在应用这部分间接材料研究历史时，一方面要注意用相同发展阶段的材料来进行类比，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类比的局限性。倘若将今天的凉山族群与过去直接相比，则是危险的历史研究了。

（文稿经座谈主持人武汉大学杨华教授授权并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