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纺织工人到毛纺厂老板，农民工创业只是为了钱吗?

农民工在我国制造业的浪潮中披荆斩棘贡献自己的青春与劳动力。然而，对于很多农民工而言，工厂生活总是差强人意，每个农民工估计都有一个“老板梦”。那么，农民工如何实现从流水线工人到老板的转变？本文将通过一位从事毛纺行业的农民工的小故事，来展示农民工职业流动的路径、方式以及动力机制，并透视毛纺行业的市场结构。

刘强来自江西，是一个中西部地区再普通不过的农民。2000年左右，他和妻子一起来到虎门毛纺工厂打工，父母则帮忙带着两个儿子留守在家。刚进厂时夫妻俩都在流线水上当普工，他回忆到当普工的日子很辛苦。于是在2004-2006年间，他一直想回到自己家乡的县城开店创业，由于未能攒够开店本钱（二三十万）只得放弃。他继续进厂，边干边学，在工厂辗转两年后，他的技术也提高一些，终于在2006年于虎门的一家毛纺厂当了技术工。

在虎门当技术工不久后，恰逢假期，他跟老乡来东莞找表哥。他表哥是在东莞开家庭作坊的，也做毛纺行业。在了解了表哥的情况之后，他打算留在东莞创业，他打电话给在虎门当毛纺技术工人的妻子，说了自己的创业想法，妻子十分支持他。他当晚就回虎门开始筹备。有了妻子的技术和情感支持，加上过去打工攒的资金，两人很快就在东莞租房子，买了几台机器，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创业早期拿了十万元的积蓄，在东莞水口租了350平米的厂房，每月租金1500元。他请的几个工人都是虎门厂里的老乡，工资每月2000元。但是工人工作了几个月之后，工友认为老板挣了他们的钱，纷纷不干了，于是他只能另找工人。在早期，他的厂只负责加工，订单来自于他原来工作的工厂。就这样，他在水口办了十几年家庭作坊，一直到2014年。当时房东的儿子要结婚，房子被收回去了。因此他又将厂房搬到蔡边，300多平米的厂房装修花了几万元，每月房租两千多元。

因与房东沟通不畅，再加上当时行情不好，2016年又搬到大朗镇，厂房面积缩小了，只有一百多平，但是房租并没有减少，从2016年25元／㎡涨到2018年30元／㎡，目前需要每月的房租三千多元。在聊天中他告诉我们，当前毛纺行业不景气，并非每天都有订单做，因此“需要拼命的踩才有利润”。在他看来，“现在的行情不想着挣大钱了，只要能维持就行”。

2、动力：农村与城市的“二重奏”

农民工外出打工的最主要动力都是出于一个非常朴素的愿望——挣钱。中西部地区农村农地上附着的经济利益有限，大部分农民只能通过外出务工，将劳动力变现。但是大部分农民工受教育水平不高，技术素养有限，在市场中的职业竞争能力弱，只能走向工厂流水线。他们一方面以劳动力投入与劳动时长换取劳动报酬，另一方面节省开支增加积累，甚至投入到高危行业中增加经济收入，实现劳动力价值最大化，即大部分农民工都是挣“辛苦钱”。事实上，大部分农民在其职业体系中的流动都是横向的，呈现出“变工厂不变工种，变场所不变工作性质”的特征。那么，在打工过程中农民向上进行职业流动的动力又来自哪里呢？

（1）寻找经济出路

农民外出打工的动力在于其村庄整体的打工氛围的形成，当村庄中其他成员外出打工时，其习得的城市化的生活方式，获得的货币收入无形之中会抬高村庄的消费水平。比如来自甘肃的毛织作坊女工，1988年生的她19岁时与老乡一起来到东莞打工，其最初打工的动力是同学的姐姐在南方打工，给同学带回去了很好看的新衣服，她说：“看到同学穿那么好看的衣服，我也不想上学了，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到外面去打工挣钱”。此后其一直在外打工，24岁时与同乡返乡结婚，目前与老公一起在东莞打工，育有三个孩子留守在老家让老人带。

这说明村庄中的年轻人外出打工，形成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水平，会刺激其同辈群体产生打工的冲动。最初少部分外出务工的人回乡，吸引一部分人出去，当村庄中一半以上的年轻人外出务工时，村庄整体的消费水平和需求都会被抬高，此时打工会成为村民的需求，村庄年轻人的标配。村庄社会的消费竞争使得农民不仅仅想出去打工，而且还想要在城市挣越来越多的钱。即务工经济带来的村庄社会经济分化会导致农民不断寻找更好的出路。

大部分农民工不断“折腾”，希望实现家庭的阶层跃升，他们的动力还包括在社会整体提升的过程中不掉队。因为在社会结构现代化转型的背景下，农民的生活较以前更好，但是在不掉队的基础上又能看到部分通过子代教育或者自己创业实现了社会阶层流动的老乡，农民工外出打工时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加入创业大军也就更有动力，就会对实现流动充满希望。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农民外出挣钱的动力也并非完全出于经济理性。

（2）实现个体尊严

大部分具有强烈的创业意识和职业流动欲望的农民工都希望能体面地在城市挣钱，有尊严的在城市挣钱，实现自身在经济地位和身份上的双重转换。一般来讲，农民工尊严的获得需要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没有尊严的工厂生活和有尊严的熟人社会中往返。这一阶段，农民工作为外来人口刚加入工厂的生活，工厂的管理体制与农民本身自带的“自由、散漫”气质之间存在张力。在生产过程中，农民没有很强的纪律性，反倒具有很强的个体性，因为农业生产时农民可以根据季节、气候相对随性和自主安排自己的劳动。在标准化生产体制下，工厂为了方便管理减少成本，必须打磨生产者的个体性。农民工刚加入工厂时，对工厂与所在的大城市并无认同感，工厂只是其工作的场所，城市只是其暂时停留的“驿站”。其价值与意义在自己所在的家乡。

刘强和妻子2000年在流水线做普工时，他说极其辛苦。因为工作时间受到工厂严格限制，没有自由，生产线规定工作时间内，工人每天只能上一次厕所，有一次他拉肚子，上厕所也被骂。他说：“厂里吃大锅饭，工厂配的免费汤像‘洗锅水’”。

他得出结论：“在工厂的生活哪有什么尊严可言”。因此，在厂里工作时他特别想要当大师傅，大师傅可以带徒弟，有自己的技术。后来他找了专门的培训机构缴费学习技术，学完后回到工厂，跟老板谈要当大师傅。但是由于所受培训技术不过关，每次在厂里工作几个月后就被辞退。这期间他很苦恼，压力很大，回到出租房心情不顺就与妻子吵架，但是妻子从来不抱怨他，只是默默做好饭菜。家庭为个体适应工厂生活提供了缓冲。

第二阶段，农民工只有较低尊严的工厂生活与有尊严的熟人社会之间往返。少部分农民工通过在工厂学习，获得生产技术与生产经验，从巨大的农民工群体中脱颖而出。刘强在流水线折腾了几年之后，终于当上了技术工。他回忆自己刚进入样板间的时候，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

他说：“其他工人看我的眼光都不一样了”，“食堂饭菜也变好了，坐的是工厂管理人员专属的八人桌”。他在工厂地位有些许提高，但是毕竟还在打工，做不好依然会遭到老板骂。这说明从生产的流水线到样板房的变化，从大食堂两素一荤到8人一桌菜品的变化，都可以让农民工感受到自身的尊严及自己身份地位的变化。

但是，这一阶段的农民工依然在工厂中，仍然需要看老板的脸色，因此是处于较低尊严的中间阶段。当刘强到东莞看到开家庭作坊的表哥时，他感慨道：“我一下子接触到了外面的世界，这与管理严格的工厂生活完全不一样” ，顿了顿，他又说到：“这才是生活，他们生活得多自由，多体面，吃香的喝辣的，又能挣到钱。我不要回去了，不回虎门，我就要跟他们一样，在东莞留下来，在这里创业！”

第三阶段，创业一段时间后，农民工以有效的积累转化为社会认可，过上有尊严的城市生活与村庄生活。熟人社会是一个价值生产的场域。城市本身作为一个竞争场，也有自己的意义价值竞争的标的物，城市的工厂也是一个意义和价值生成的场域。农民工在乡村和城市两种价值体系的作用下，产生在城市进行充分竞争的动力。刘强从流水线普工到技术工到作坊老板的职业变迁，象征着他向有自由、有尊严的新世界的大门迈进一步。这让他获得了足以支撑小家庭的经济基础，还能兼顾家庭生活和个人尊严。

创业之后，他将孩子带在身边接受城市的教育，不用将孩子留守在家，从而保持了家庭生产和生活的完整性。2006年-2016年开家庭作坊时，夫妻俩每年平均有十几万元的收入，比在工厂打工高，夫妻两挣钱后回老家盖了六百多平的楼房，加上装修共花费六十多万。

2008年花费四万多元买了一辆五菱荣光面包车送货，2012年买了一辆15万元的长城哈佛小轿车，这些让他在老家很有面子。此外，农民工成为作坊老板之后，也能够获得更大范围内的人员的认可，他们不受工厂的限制，成为独立的经营主体，其在村庄外部的城市与在村庄内部差不多，都能获得一定的尊重和不受限制的劳动自由。

简言之，农民务工的价值与意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确保顺利且尽可能快的完成家庭再生产；二是获得体面和尊严，既包括在村庄社会中的价值实现也包括在城市中过得有尊严。随着农民工的流动，其价值面向也在变化。

农民工价值的实现按照主体的流动性可分为两种类别。一是在城市生活中无法实现自身的流动，社会关系网络较完整地保留在乡村社会中的农民工，他们的价值实现只能依靠回到自己所在村庄。他们在城市挣，省吃俭用，通过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剪刀差”实现劳动力价值的积累。再通过对子代的教育、建房、完成子代婚姻、生活型消费等具体事项来彰显其价值。

二是在城市的流动和职业中建立了新的社会关系网络，并且在新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获得价值与意义认同的农民工，这部分农民工大部分都是精英群体，例如城市中的农民工创业群体、老板等，这部分精英群体的价值面向并非单一的乡村面向或城市面向，而是徘徊于城市与农村之间，在两个区域范围内均有其价值与意义的归属，这部分农民工很可能在务工地或者家乡的城市购房，实现城市化，最终的价值预期会在城市生根发芽。

3、毛纺：行业与老板

事实上，如果我们把刘强放到整个毛纺行业的发展过程中来分析，就能理解农民工创业的方向是如何决定的，以及他为何能够在工厂体制中实现自身的流动，创业成功并获得尊严。

毛纺行业于1980年代开始进驻珠三角，乘着“三来一补”的政策东风，到1990年代已经如雨后春笋般兴盛繁荣，也成为珠三角地区“三来一补”工业模式的典型代表之一。毛纺行业的生长主要依托于珠三角地区的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资源，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方便资本入驻。毛纺行业主要特征有三个：一是附加值低（利润低），二是行业准入的成本和技术门槛低，三是其性质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从行业的角度来看，农民工的工作场所从工厂到家庭作坊，个体身份从流水线工人到家庭作坊老板的转型，其背后有三个“原动力”的推动。

（1）工厂降低成本的原动力

基于毛纺行业无法摆脱对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依赖，它需要依赖最低成本的生产组织方式，这是工厂降低成本的原动力。因此，工厂会析出生产环节，降低组织成本、管理成本和用工成本（工厂析出生产环节的极端形态就是将工厂变成门市，只接订单，外包给其他厂生产），这产生了大量家庭作坊的需求。

虽然家庭作坊的老板经历了从1990年代的本地人到外地人的转变，但是家庭作坊的生产模式并未发生变化，这也说明了家庭作坊的组织模式是最低成本的生产模式。2010年以后，在产业政策和国际市场的双重因素的影响下，毛纺行业发生了产业转型，工厂不养工人，将大部分生产环节外包，进一步滋生了大量家庭作坊存在的需求。

其一，产业政策影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我国要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企业的政策与工人的政策，比如通过市场途径清理一些低端制造业。一方面，要求企业生产环保，使得企业生产中的管理成本提高。另一方面，要求企业完善员工待遇，员工福利给员工买社保等，企业的用工成本也提高。2008年我国的《劳动合同法》规定提高工人的工资待遇、厂方要给工人买社保，提高工资，减少劳动时间增加加班费等。毛纺行业本属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产业利润产生的空间源于工人的劳动投入，主要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加强劳动强度获得工厂利润，政策规定使得工厂挣取工人劳动时间的行为行不通，工厂的利润空间被压缩，养工人变得不划算。因此，工厂会将很多生产环节外包出去，进一步激发了家庭作坊存在的空间。

其二，国际市场的影响，尤其是用工成本的提高倒逼产业转型。工人用工成本的增加还受到国际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我国加入WTO后国际劳动力市场形成，且目前大部分东南亚国家也实行改革开放，他们的劳动力成本比中国低一半，使得大部分外贸订单分流到其他国家，来到中国的订单减少。因此工厂设置的部门劳动力无法充分使用，闲置时间较长，工厂养工人不划算，工厂选择将用工密度小的部门的劳动外包出去，还有受到产业政策的高制度性成本的劳动环节外包出去（高污染的）。最后，大工厂成为掌握核心环节，主导资本与市场这两段的主体，其他生产环节主要由家庭作坊完成。

（2）技术工人跳出工厂体制单干的原动力

熟练工人有跳出工厂管理体制出来单干的原动力，熟练工经历了从普工到“大师傅”到厂长助理的角色转变后还是要看他人眼色，因此其想要当家庭作坊老板。且农民工开家庭作坊具有其自身的结构性优势：

其一，在地化的社会关系网络能够为创业的农民工提供人工支持，这包括家乡社会关系网络的在地化和工厂生活中建立的关系。大部分作坊老板创业初期都是通过老乡和同一个工厂的工友来帮忙做工的。

其二，家庭作坊的创业门槛低，生产成本不高。毛纺行业的家庭作坊一般只需十多万元作为行业起步资金，夫妻工一同进工厂积攒几年的积蓄便可成为创业资本。而生产成本低意味着生产过程中所需的周转资金量小。

究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家庭作坊的老板兼具工人与老板的双重属性，他们内化了管理成本，无需养管理层，无需养技术工。因为家庭作坊作为一条成熟产业链中的最末端，其只负责一个环节的生产，老板在工厂中积累下来的生产经验和技术可以化解生产过程中的技术难题，能够保证产品的质量，能够按时保量的完成订单。

另一方面，家庭作坊灵活弹性可加班，而农民工追求利润和尊严又能吃苦，他们加班通宵都不会受到政策的限制与约束，这内化了他们的组织成本。在小作坊中经常可以听到老板说，自己很辛苦，其辛苦是源于订单少时作坊生产无法产生更多的利润，订单多时，作坊生产要赶工期，当作坊的组织成本内化后，造成节奏快、工期短、很辛苦的感受。

（3）普通工人有自由的原动力

普通工人有自由的原动力，农民工进入工厂不适应其规范性的管理体制，正如刘强所言：“在工厂你还有什么尊严啊，别人骂你那就是你的错。”他们有挣脱工厂管理，进入更自由的工作场所工作的强烈需求。家庭作坊的工作模式与当前劳动力的就业需求更为匹配。目前当大工厂普遍反映请工难的时候，家庭作坊的请工更有优势，因为工人的逻辑是挣钱的同时追求自由。

在同等待遇的情况下，工人显然更追求自由。家庭作坊中的工人有一部分是固定工人，一部分是临时工，相对固定的工人在同一作坊中工作的时间一般不会超过一年，而临时工则是辗转于各大家庭作坊之间。一方面，可以保证用工充分，他们增加订单时会增加工人的人数，减少订单时会减少工人的人数，因此小作坊不会产生大工厂用工不充分的成本。另一方面，工人也能自由流动，由于职业流动性很大，工人并不在意大厂买社保的福利，而更喜欢作坊自由的工作氛围。

4、农民：中西部与珠三角

事实上，毛纺工人创业成功还得益于本地人在毛纺行业中的退出，他们的退出为外地熟练工人的进入提供了更大的空间。1990年代初，外地农民工主要是参与毛纺行业的生产，那时候有大批的本地人当毛纺行业的家庭作坊主。本地人退出毛纺行业主要有以下原因：

其一，受到市场冲击、波动，在市场中淘汰了一批本地人，特别是1998年金融危机时，倒闭了一批工厂。

其二，受到市场偏好的影响，在本地务工的外地人增加，本地人的土地财产化价值越来越凸显，因此在地租收入增加的情况下，本地人不愿进入工厂流水线工作，也自愿退出毛纺行业的生产。

其三，受到毛纺行业生产的整个市场行情影响，毛纺行业的利润整体下降，十年前生产一件毛衣可以挣到十元钱，目前生产一件毛衣只能挣到0.5元，因此在利润减少的前提下退出一批本地人。在利润空间被压缩的情况下，外地人开毛纺行业的家庭作坊是通过对自我的劳动剥削获得收益的，他们很能吃苦，能够坚持将行业做下去。自己既是家庭作坊老板，更是顶一个半工人，工人工作8小时，但是作坊老板没有下班时间，晚上要送货，自己内化了作坊的组织成本和管理成本。

从农民创业的主体而言，远在中西部农村的农民工受熟人社会和土地剩余有限这两个因素影响，他们十分想要积极参与市场。但是珠三角城中村的农民，同样受熟人社会的影响，但是土地剩余极多，土地制度相同，参与市场的积极性却更弱。同是农村熟人社会和土地集体所有制，农民市场化的动机为何如此不同？农村社会和土地制度是如何影响农民的市场行为的？集体土地增值收益该以何种方式分配才能调动农民市场积极性？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邱丽，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社”，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