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大使③｜史明德：亲历中国外交走向世界中央

新中国外交70载，许多令人难忘的“高光时刻”历历在目，既有耀眼的亮度，也有十分感人的温度。

在新中国七十华诞到来之际，澎湃新闻专访多位曾经代表中国出使海外的大使。他们曾是新中国外交不同发展阶段的见证者，是祖国实力不断壮大、在国际舞台上愈发“举足轻重”的亲历者，更是在世界多个地区、各个大洲代表和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的实践者……

今天的“国家大使”系列，刊发我国前驻德国、驻奥地利大使史明德的专访。史明德1972年进入外交部，于2012年至2019年担任我国驻德大使一职，长期从事我国对德国和欧洲的外交工作。

9岁开始学德语，17岁进入外交部并被派至民主德国学习，此后开始在驻民主德国使馆工作……

中国前驻德国大使、前驻奥地利大使史明德47年的外交生涯经历了从“基本上没人正眼看你”到“各个场合都备受瞩目”的转变，这也成为中国国际地位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真实写照。

“每年德国的总统和总理都要举行新年团拜会，召见各国的使节，每次他们讲完话以后，我都是第一个被礼宾官引到领导人面前进行交流，与德国总统、总理站在会场中间，旁边的使节都以非常羡慕的眼光看着我们。”史明德近日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回忆说，“各种场合中国大使出席，就是说明活动的重要性。这不是因为我个人，这是国家的发展、地位和影响所决定的。你的一言一行，被所有人所重视，但你的责任也越来越大。”

早在1972年便前往民主德国（东德）学习的史明德忆及最初的印象，“这是一个分裂的国家、分裂的首都”，二战中发动侵略战争失败的德国，首都柏林也被英、美、法、苏“四国共管”。

“在东柏林的街上可以看到美国大兵巡逻，也可以看到苏联的士兵在西柏林的区域巡逻。”史明德描述道，“看到一个国家的首都被分为四块，被外国的军队占领，而且他们都享有特权，耀武扬威，我感到深表同情。”

“直到今天我们还在跟德国人说，希望德国像中国当年支持德国统一一样，来支持中国的统一。无论从道义上、政治上还是国际法上，德国都有义务、有道义的责任支持中国的统一。”史明德说。

我们一直支持德国的统一

澎湃新闻：您1972年到民主德国（东德）开始学习，我国也是在1972年与联邦德国（西德）正式建交。您能否介绍我国与联邦德国建交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意义？

史明德：我1972年11月被外交部派到民主德国学习，我国和民主德国于1949年10月27日建交，我国和联邦德国于1972年10月11日建交，现在讲的中德关系实际是中国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关系。

70年代初，由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重启，我国同西方国家迎来一个建交的高潮。当时联邦德国一直跟随美国，中美关系的打开给中德关系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当时建交，联邦德国也是出于全球战略的需要。

实际上，联邦德国很早就愿意和中国发展关系。（上世纪）50年代时，德国经济东方委员会就已经和中国进行贸易方面的往来，非官方的关系、贸易关系很早就存在了。1972年建交以后，我们和西方、和德国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当时的大的气候形成的，也是由德国本身的利益决定的。

澎湃新闻：回顾40多年的外交生涯，您能否梳理中德关系的发展脉络，经历了几个阶段、有如何的发展吗？

史明德：我们跟民主德国的关系从1949年到1990年两德统一，持续了41年。建交初期从50年代到60年代，关系非常好，双方来往非常频繁。随着中苏关系紧张，一直到80年代中期，双边关系比较冷淡，矛盾冲突不断。80年代中期以后，双方的关系有所改善。概括起来大概是“中间大、两头小”。

跟联邦德国的关系，从1972年建交到80年代末，关系一直发展得非常顺利。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关系经受了一些挫折。但是从90年代初以后，又经历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直到现在。之间有一些起伏，但总的来说是持续不断、健康稳定的发展。

尤其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两个德国持完全不同的态度。当时民主德国对改革开放持批评的意见，他们坚信苏联的模式是唯一正确的模式，我们认为实践证明苏联的模式已经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了。而联邦德国从中国的改革开放里看到了巨大的商机，历届总理包括施密特、科尔、施罗德和默克尔都多次来华访问。

所以国家利益、国家的综合实力是一个国家外交最根本的出发点所在。

反过来，我们一直强调，我们支持德国的统一，认为德意志民族终究有一天会统一的。在这点上，我们跟联邦德国具有高度的一致。我们的领导人访问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时候，都重申支持德国统一的立场。直到今天我们还在跟德国人说，希望德国像中国当年支持德国统一一样，来支持中国的统一。无论从道义上、政治上还是国际法上，德国都有义务、有道义的责任支持中国的统一。

当前中德关系最稳定、最务实

澎湃新闻：如今的中德关系有什么特点呢？

史明德：中德之间的政治互信越来越多，两国领导人几乎每年都有互访，（德国总理）默克尔执政14年来中国12次，这在西方目前执政的领导人里面访华次数是最多的，这在我们对外关系中也是非常少见的。而且，默克尔和我们的领导人之间建立了非常信任的个人和工作关系。

我已经陪同默克尔总理6次访问了中国，她对中国的认识也是在不断的发展之中。刚刚执政的时候（2005年出任德国联邦政府总理——编者按），她以为中国和东德没有太大的差别，顶多是一个放大版的“东德”；但是第三次访问之后，她每次访问都要去北京之外的一个省，看到了中国的变化，尤其是接触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之后，她认为中国走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苏联和东欧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符合中国的发展。她对中国领导人、对中国人民取得的成就表示特别的钦佩。所以，每一次访问都加深了她对中国的了解和理解。

政治层面是我们关系重要的保障。2014年以来，我国已经和德国建立了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在我国的对外关系中，中德关系应该是发展最快、最稳定、最务实的一对关系。

另外，经济关系、经贸关系是政治关系的物质基础。两国人员往来也非常密切。这些密切的往来和关系奠定了我们整个对德合作关系的基础。

我在德国担任大使六年半，从事对德工作可以说是47年了。我深刻感受到，随着我们国家的发展，跟德国合作的基础越来越广泛。我跟德国人经常说，中国的发展对德国是巨大的机遇。

比如德国的三大汽车公司大众、宝马和奔驰，没有中国的市场，能有今天的地位吗？当然这也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动力，给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带来了巨大的便利。所以，中德合作就是互利双赢的一个典范，中德合作关系的发展就是一个发达国家同一个发展中国家合作的一个范例，没有必要感到害怕。有一些竞争也是很自然的，应该通过健康竞争达到互利共赢、共同前进的目标。

澎湃新闻：两国为什么能取得这么好的双边关系呢？中德两国这些年双边关系的发展，对中国外交的最大的启示是什么？

史明德：中德两国的政治互信是非常大的，而且这几年来这种政治互信的内涵有新的发展。尤其（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实行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给世界的秩序、世界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冲击。中德两国都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实体经济、最主要的贸易国、最主要的制造业大国，我们的利益和发展决定，我们是全球化重要的参与者，也是全球化重要的受益者，这对我们两国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两国在全球层面、全球治理层面的理念更多地趋于一致，这也是增加信任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同时，因为全球化的发展，我们跟德国之间的利益已经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德国的经济是外向型的经济，德国有技术，但是没有市场；我们有巨大的市场，而且我国在一些新兴的领域像人工智能、电动汽车、无现金支付、无人驾驶等等，比德国还要走在前面。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做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另外，中德两国也愿意共同改革现有的国际秩序，而不是推翻秩序。默克尔在访华期间，跟我国领导人在这方面达成了非常广泛的一致，而且这种发展受到了两国人民的支持，这也是德国联邦议会超党派的共识。所以说共同的利益决定了两国关系发展的前景。

澎湃新闻：怎么看待一些德国政客借一些事情无端指责中国？

史明德：应该说中国几十年的发展都是伴随着各种各样的批评和指责，不要指望所有的人都会说你的好话，因为中国和欧洲、中国和德国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文化传统都存在不同，这些东西始终会伴随发展的全过程。这是一种正常的状态，我们要非常冷静地看待。同时我们看到，合作是主流，友好是主流，这是不可改变的趋势。

外交工作就是要为国家的发展尽可能地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把积极的因素调动得大大的，把我们的朋友圈搞得大大的，把消极的因素尽可能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使我们的发展尽可能少付出代价。

三大变化冲击欧洲的“稳定锚”

澎湃新闻：现在德国和欧洲政治生态发生了一些改变，传统政党的影响力在下降，而原先一些比较边缘的政党，以及一些有民粹思想、排外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有“疑欧”思想的政党获得了很多人的支持。您认为这个现象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德国和欧洲的政治生态未来会如何发展？

史明德：现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有的国家都受到这个变局的影响，不能独善其身。欧洲有几大变化值得注意。一是政党的碎片化。传统大党失势，一些边缘的小党不断上升，中间力量在分化，两边即左和右的力量在上升。二是社会空前分化。贫富差距扩大，人与人之间对社会的认识在分化，甚至出现了一些极端的势力。三是民粹主义上升的势头很大。

德国一直是欧洲的“稳定锚”，但这个“锚”现在已经不稳了，因为刚才列举的其他欧洲国家早就有了的三大变化，在德国也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发展。

这种发展说明了什么？就是全球化以及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带来巨大的冲击。能不能适应这种变化和冲击，这是所有人、所有政党面临的问题。比如法国，70年来都是两大传统大党（社会党和共和党）主导政坛，只是一年的时间，这一局面就荡然无存；德国社民党是“百年老店”，现在民调支持率只落到百分之十几。这说明什么？首先，这些大党僵化，不能与时俱进；第二，他们不能面对整个社会面临的巨大挑战，包括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技术问题等。西方所谓的民主制度，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制约点。

所以这些传统政党如果不能改变他们的现状，不能适应发展，不能为现在巨大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那他们只能是越来越差。

澎湃新闻：您如何评价默克尔的政治生涯呢？她从2005年开始担任德国总理，现在已经是她的第4个任期，她也宣布2021年将要退休，结束政治生涯。

史明德：默克尔的执政风格是典型的德国人的风格，非常务实、非常冷静。默克尔是欧洲现在在任的政治家里执政期最长的——14年，这14年也是国际社会风云变幻、国内形势起伏跌宕的14年。她也是欧洲和德国的“稳定锚”，可以说她在欧洲的政治家里边威望最高，某些时候一言九鼎。

在发展对华关系方面，她也是功不可没的。

我跟默克尔本人也非常熟悉，她非常不简单，第一是女性，第二又是东德人，最终成为有国际威望的政治家，在国内政治中能够战胜这么多的东部西部的、各个类型的政治家，“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这是不容易的事情。

但任何人和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过程，从默克尔宣布辞去（德国基民盟）党的主席的那一刻，她已经从权力的顶峰向下走了。“后默克尔时代”已经来临了，默克尔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基民盟现任主席、德国国防部长安妮格雷特•克兰普－卡伦鲍尔——编者按），后者能不能接班，现在更多存在的是怀疑而不是肯定。基民盟在今后的选举中能够获得多少票也很难说，政党的碎片化、社会的分化以及民粹主义的冲击也是巨大的。

但默克尔的功劳是不能抹杀的，她的威望现在仍然较高，虽然不是她执政期中最高的。她已经宣布不再寻求连任总理，也就是说愿意执政到2021年9月。但是考虑到德国内政的发展，不能排除中间发生意外。

要让中德两国人民客观了解对方国家

澎湃新闻：您在德国接受过很多当地媒体的采访，向德国人介绍中国的情况，介绍党和政府在国内国际问题上的立场。您如何看待中国外交官在国外媒体上的作用？

史明德：由于中国地位的提高，全世界包括德国的媒体都非常关注中国的一举一动、中国领导人的一言一行。外交官是国家的代表，所以他们的讲话也非常受到重视。

我在德国期间，每年收到大量的邀请，一年发表演讲至少要50场。而且德国的演讲有一个严格的规定，给你两小时，只允许你拿着稿子最多讲半小时到40分钟，再回答一个半小时的问题。我基本上可以在这50场报告里的前30至40分钟脱稿讲话，后一个半小时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有自信也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我一个深刻的感受是，来过中国的德国人，对中国还是有（积极）印象的，谈论的言语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不能期望所有人都能来中国，大多数德国人通过报纸、电视或是广播知道一些非常片面的中国的情况，而他们的报道80%都是消极的，所以有很多的偏见和误解，需要我们讲好中国的故事，讲好中国的发展，用事实来让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我从事外交工作47年，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能够扭转德国人和舆论对中国的报道的基本局面。

澎湃新闻：主要有哪些方面的误解呢？如何消除这些误解？

史明德：大多数德国人通过教科书等，对中国的文化、历史和传统还是非常尊重，对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非常钦佩，对中国人的勤劳、创造、能力给予赞誉。同时他们也有担心害怕的心理，过去害怕经济上的竞争，现在害怕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超过德国，更害怕中国影响力越来越大。

总体上来讲，中国人对德国人的印象更好一些。中国人认为，德国人勤劳、守时、遵守纪律等等，但是我想这是一种印象，实际上德国在这些方面也今不如昔了，德国的火车晚点、飞机晚点也是家常便饭。

德国人和中国人之间，双方的差异在于，中国人过于把德国美化，德国人过于关注中国消极的方面，往往更多突出意识形态。所以我想需要有更多的沟通，包括文学、戏剧、音乐。我翻译过一本书，叫《社会之外》。当时联邦德国经济繁荣的景象下边，还有贫富差距等很多社会问题，翻译这本书，就要让中国人客观地了解德国，既看到德国繁荣发展的一面，也要看到德国的另一方面。

我觉得中国人对德国的了解，远远多于德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这需要我们加强接触、加强沟通，增进了解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有时候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更多的理解，也有可能带来更多的误解，这需要我们做更多的工作，我们的外交官、我们的媒体、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中国形象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