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卜天：我为何以及如何翻译科学史？

现代科学的兴起堪称世界现代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对人类现代文明的塑造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现代人的喜怒哀乐、现代社会不断涌现的观念思潮和种种现象，都与科学变革有着直接关系。每个人都被现代化的洪流裹挟着前进，但往往置身其中而浑然不觉。

毋庸置疑，对于现代文明和现代性的塑造，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起着最大的作用。在西方思想史上，许多新观念的产生都与科学的变革有直接或平行的关系。可以说，后世建立的一切人文社会学科都蕴含着一种基本动机：要么迎合科学，要么对抗科学。在不少人眼中，科学已然成为历史的中心，是最独特、最重要的人类成就，是人类进步的唯一体现。不深入了解科学的发展及其思想背景，就很难看清人类思想发展的契机和原动力，也很难理解现代性的根源。

西周时懋（1829—1897），日本近代史上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图片来自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

汉语里的“科学”是日本学者西周时懋1874年用来翻译法文词science时生造的一个词，它随着西学东渐而传入中国。在现代汉语的语境下，它主要指自然科学。因此对中国而言，“科学”是一种外来的东西，植根于西方文化传统的核心之处。现代科学的传入乃是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枢，它打破了中国传统学术的基本框架，彻底改变了中国思想文化的面貌，极大地冲击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导致了中华文明全方位的重构。如今，科学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已经融入了中国人的主流文化血脉。

在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一直是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问题。“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家普遍认为，传统文化基本上一无是处，是阻碍我们走向现代文明的拦路虎、绊脚石，应当彻底否定，而传统文化之所以一无是处，主要是因为它没有科学。到了20世纪50年代，英国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发问，中国古代有发达的科学技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呢？这很符合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心理，因为“李约瑟问题”暗示，中国曾经有发达的科学，只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衰落了。

到了90年代，新一代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开始质疑“李约瑟问题”，特别是追问“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科学”，引发了热烈的争论。也有少数人意识到，“李约瑟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是个伪问题，因为世界各个文明都没有出现西方近代意义上的科学，所以中国没有诞生近代科学是正常的。我们只有对于不正常的事情才需要问为什么，对于正常的事情则不需要问为什么。因此，更应该追问的是为什么只有西方产生了近代科学，特别是从那以后，科学事业为什么能够稳定、持续地发展，而丝毫没有衰落的迹象。在理解科学方面，中国人最大的误解就是没有真正意识到科学的独特性。我们通常认为，科学是一种全人类都普遍具有的能力——技术能力，或者发达的智力。正因为没有认识到科学的独特性，所以就容易误认为中国古代其实也是有科学的——中国人既然是人，当然有技术、有智力，因而有科学。这种错误的科学观妨碍了我们反省自己的文化。

李约瑟（Noel 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1995），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科学技术史专家，其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对现代中西文化交流影响深远，他关于中国科技停滞的“李约瑟问题”也引起各界关注和讨论。（图片来自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追根溯源乃是历史研究的基本任务，而研究西方近现代科学的起源更是西方科学史的基本任务。在我看来，通过科学来认识西方文明和现代性的特质、思索人类的未来，理解现代科学是如何在西方文明这一母体中孕育出来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迫切需要，也是科学史研究对于中国最重要的意义。

长期以来，我们对作为西方文化组成部分的科学缺乏深入认识，对科学的看法过于简单粗陋，比如至今仍然意识不到基督教神学对现代科学的兴起产生了莫大的推动作用，误以为科学从一开始就在寻找客观“自然规律”，等等。此外，科学史在中国的学科分类体系中从属于理学，也导致这门学科难以起到沟通科学与人文的作用。

近几十年来，中国学术界就西方政治、社会、文化、伦理角度的现代性反思已经有了一定基础，但来自西方科学视角的反思却严重滞后。明末以降，西学东渐，西方科技著作陆续被译成汉语。20世纪80年代以来，更有一批西方传统科学哲学著作陆续得到译介。然而在此过程中，一个关键环节始终阙如，那就是对西方科学之起源的深入理解和反思。直到20世纪末，中国学者才开始有意识地在西方文明的背景下研究科学的孕育和发展过程，着手系统译介早已蔚为大观的西方科学思想史著作。然而我国的西方科学史研究才刚刚起步，无论是先天还是后天都有很大的不足，与国际上有极大差距。

在任何一个时代，某个思想领域的复兴都是从翻译引介经典著作开始的。面对西方已经开展了一百多年的科学史学术研究，目前我们只能沉下心来，老老实实从一点一滴学起。在中国目前的图书市场上，西方科学史领域的书籍是最为稀缺的品种之一，优秀作品更是凤毛麟角，这与西方科学史文献的汗牛充栋形成了强烈反差。在这种情况下，最紧迫的任务是尽快翻译出一批高质量的经典著作，尽可能地扩展我们的视野，搭建起科学史研究的基本学术平台，再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开展更深入的研究。

（原载于《信睿周报》改版第1期，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