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学艺术奖｜何占豪：写音乐一定要看向老百姓

得知自己获得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时，作曲家何占豪正在给《团结就是力量》写交响伴奏，上海音乐家协会打电话通知，他才知道自己得奖了。

“很激动，很高兴。现在是网络时代，消息传得很快，我自己还不知道，别人就来祝贺了。”9月23日奖项公布当天，何占豪接了一天的道贺电话。

1959年，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让26岁的何占豪蜚声中外，60年过去，86岁的他依然思路清爽，语调幽默。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何占豪自行总结起得奖原因来，“为什么会得奖？可能是老百姓喜欢。”

“我们这一代人写音乐，党的教育一再强调，要为人民服务，要接地气，老百姓不夸赞你的作品，得再多奖也没有用。年轻音乐家或许可以从我们的作品里得到一些启示：写音乐一定要看向老百姓，不要一味按照自己的爱好，不顾老百姓能否听得懂。另外，写音乐也要注意社会功能，尽我们的能力为社会增加正能量。”何占豪说。

何占豪1933年出生于浙江诸暨的一个农民家庭，这里离越剧的发源地嵊县不远，逢年过节，总有越剧的戏班子前来搭台唱戏。何占豪的奶奶是个越剧迷，每一次奶奶去听戏，他就给奶奶背凳子，从小也跟着听越剧。

年少时的何占豪先是在浙江省文工团工作，唱歌、跳舞、演戏，样样都在行。领导看他喜欢音乐，就把他调到浙江省越剧团，何占豪成了二胡伴奏员，给越剧《梁祝》伴奏过不下两百场，基本上都是会背的。

那时候前苏联艺术家来中国，每一次都要到杭州来，浙江省越剧团招待他们的常常是《梁祝》《西厢记》，这些戏虽然是宝贵遗产，可在音乐上非常单调，很多是同音齐奏，而他们带来的都是色彩更丰富、更饱满的芭蕾舞、交响乐。

“对比他们，我们感到很惭愧。那时候我们也想改革，民乐里面能不能掺一些西洋乐？他们为什么那么丰富，我们为什么那么单一？领导和老师就问我，你能不能学小提琴，我在这种情况下才开始学小提琴。”

何占豪的第一位小提琴老师是上海之江大学的一位语文老师，他是业余的，只会一点小提琴，后来没法教了，何占豪就到上海找老师了。

这位老师是上海音乐学院的一位学生，何占豪隔三差五就来。有时候他在杭州演出完已经十一点多了，走路到火车站，快车乘不起，就坐慢车到上海新龙华，五六个小时到站后，天亮了，他再走一个多小时到上海音乐学院。从八九点到十一点，他饿着肚子上完课，再走回新龙华，坐慢车回杭州，到了后戏已经开幕了。一天一夜不睡觉，何占豪在这样的情况下学了几年琴。

1957年，何占豪考入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进修班，当时的时代口号是“文艺工作者要为工农兵服务”，所以他们那一班同学经常下乡演出。

“我们学的都是贝多芬、巴赫、莫扎特，但我们根本不知道，学了怎么为人民服务。拉什么呀？还是莫扎特稍微通俗一点，我们就拉一个试试看。拉完之后我们问，好不好听，他们说好听，我们问懂不懂，他们说不懂，我说你们懂什么呀，他们说我们懂越剧懂沪剧，我们喜欢听越剧听沪剧。”

有一次，全城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来了，可听到后来，人越听越少。有一位老妈妈始终在台前面，越坐越近，何占豪和同学很感动，总算还有听众，演完后问老妈妈，“人家都跑光了，为什么你那么喜欢我们的音乐。”她说，“同志啊，你们坐的凳子是我的，我要搬回去的。”

“很伤心啊，我们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还没有一个小提琴曲，是他们喜欢的、听懂的。”老妈妈的话一直留在何占豪的耳朵里，后来他常常对人说，是乡下的农民教他写的《梁祝》，特别是一位老妈妈刺激了他。

何占豪开始思考，能不能用小提琴演奏出中国人喜闻乐见的音乐，实现小提琴的“民族化”。1958年8月，何占豪和丁芷诺、俞丽拿等六人成立了一个“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

1959年10月，正值新中国成立10周年，上海音乐学院鼓励师生创作，为国庆献礼。何占豪所在的实验小组交了三个题材，第一个是《大炼钢铁》，第二个是《女民兵》，都是政治性题材，第三个就是《梁祝》，没想到，当时的上音党委书记孟波毫不犹豫在《梁祝》上划了一个勾。他的理由是，何占豪既懂越剧又会拉小提琴，这个作品可能还有点希望。

何占豪是管弦系的，作曲业余，学校又在作曲系物色了一位学生协助他一起创作，这位学生就是陈钢，两个学生也不行，还要有老师指导，这位老师就是当时上音最权威的作曲老师丁善德。

何占豪负责小提琴的旋律，陈钢负责把它落到钢琴上，两人一起商量构思，写一段，老师审一段，就这么一段一段写了下来。

曲子原本就写到“祝英台跳坟”，第一次试奏，何占豪拉小提琴，陈钢弹钢琴，孟波等人在现场听，听完后以后大家都傻了，不响了，非常难过。

那时候还没有“化蝶”，梁山伯和祝英台都在封建势力下牺牲了，这时候孟波就说，一定要化蝶，化蝶在中国民间传说中是非常浪漫主义的一笔，写了化蝶就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反抗，是爱情的升华，就不同于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西洋爱情悲剧。

孟波希望何占豪写一个更好更美的主题，何占豪刚要松口气，如今还要写，他挖空心思也想不出来。

有一天，他忽然想起自己五六年前逛杭州大世界，听到过一段笛乐，仿佛是天上掉下来的，沿着音乐找，才知道来自苏昆剧团。五六年过去，他早忘了旋律，他就在全上海的新华书店里去找，终于在四川路一家新华书店找到了当年听到的素材，把这段昆曲元素加了上去。

“《梁祝》绝大部分素材来自戏曲，包括主题、三载同窗的小快板，‘楼台会’是越剧的素材，‘哭灵’‘投坟’是戏曲里的紧拉慢唱……”

何占豪满肚子都是戏曲。他还记得音乐刚出来的时候，同学和他开玩笑，你怎么想出来这么好听的音乐，他举例解释，这一段是越剧的过门，那一段是京剧的过门，还有一些段落吸收了越剧尹派的柔美曲调，“这些是脱口而出的，根本没有挖空心思，严格地讲，这是前世创造的，不是我创造的。”

1959年5月27日，带有浓厚民族韵味的《梁祝》在上海兰心大戏院首演，在俞丽拿的手下缓缓流出，成就了中国有史以来最著名的一部小提琴协奏曲，哪里有中国人，哪里就有《梁祝》。

“外来形式民族化”的创作方式，让《梁祝》蜚声中外，在这之后，何占豪在艺术上的主张，更多是倾向于“民族音乐现代化”。

除了将《梁祝》改编成高胡、二胡、琵琶、古筝、钢琴协奏曲，他还创作了一大批民族器乐作品，这些作品根植于民族文化，却洋溢着强烈的现代气息。香港歌星徐小凤唱红的《相见时难别亦难》也出自何占豪之手。

对民族民间音乐，何占豪始终保持着莫大的热情，在教学中，何占豪向学生们强调最多的，是对民族文化的自信。

“任何艺术都是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要老百姓喜欢，你的音乐必须要很好地继承先辈创造的遗产，同时，要学习国外现代音乐的技术和理论，洋为中用。”

在他看来，中国老百姓是有音乐才能的，许多民歌、许多戏曲都是中国老百姓创造的，而不是哪一个作曲家、哪一个学院派教授创造的，“年轻音乐家在学习外国先进经验的同时，一定要向人民群众学习，用人民群众熟悉的音乐语言，才能和人民群众共呼吸。”

如今的何占豪仍然保持着每年一部大作品、一部小作品的创作频率，作曲、演出、指挥、教学、讲座，每天忙得不亦乐乎，别人问他退休没有，他就回四个字：退而不休，虽然退休了但是依然很忙。

一边工作一边锻炼更能他感觉到活力的持久，于是，他每天坚持锻炼1-2个小时，在公园里快走、弯腰、压腿、活动关节。

还有什么心愿是特别想完成的？何占豪对澎湃新闻说，他希望把自己的作品更多地推广出去，今年8月，他刚在澳门举行了“何占豪古筝作品国际大赛”，“音乐作品不能都是纸上谈兵，要传出去，不然白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