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 | 哪些社会因素影响流动女青年未婚先孕

在城市化、工业化以及经济转型升级等多重力量的推动下，当下人口流迁正以更大的规模和更年轻化的趋势不断向前演进。越来越多的青年女性选择离开家乡，奔向更发达的城市追寻新的工作与生活机会。在这个过程中，性观念的开放以及社会文化中诸多不利因素让流动女青年的婚前怀孕率不断上升。通过分析2017年湖北流动人口监测数据，发现这一亚群体的婚前怀孕率整体上超过了40%，说明流动女青年的婚前怀孕现象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本文借鉴社会学的理论视角，提出婚姻匹配和个体社会化两个社会机制来解释影响流动女青年婚前怀孕的可能因素。

婚姻匹配模式与婚前怀孕行为

流动女青年的婚前怀孕问题，显然不可能是女性单方面造成的，而是在与一位潜在的婚配对象发生婚前性行为之后才可能出现。选择什么样的人作为未来丈夫，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女方有多大的概率愿意在正式登记结婚之前就“偷尝禁果”。

诚然，中国传统的婚配行为主要遵循以门当户对的观念为基础的“阶层内婚制”，即倾向于选择与个人及其家庭处于相同或相近社会阶层的人作为潜在结婚对象。但近期研究发现，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与现代化进程加快，择偶对象先赋的家庭阶层特征(如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重要性趋于下降；与此同时，自致的个体特征(如个人教育水平、年龄、外貌)则更可能成为择偶过程中的实际匹配标准。尤其是对于来自村镇等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流动女青年而言，由于其家庭资源禀赋与一般人群相比更为匮乏，呈现出低水平的同质性，因而她们的个体自致特征会在更大程度上决定其婚姻匹配状态。因此，基于个体特质的匹配性分析或许更能反映流动女青年这个亚群体的婚配模式。而在与婚姻匹配有关的个体因素中，基于教育和年龄的匹配引起了更多学者的关注，接下来将重点分析这两类匹配对婚前怀孕的可能作用机理。

婚姻的教育匹配对婚前怀孕的影响

在分析当下婚姻匹配模式时，很多学者将夫妻在教育特征上的匹配性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这是因为与职业声望或工资收入等指标相比，教育信息往往更易于准确获取，能更稳定地作为社会经济地位的代理变量；并且，通过考察夫妻的教育匹配状况，就可以进一步揭示婚姻在多大程度上将阶层地位相同的人组合在一起，从而有助于判断阶层固化水平或者说社会开放程度。

从结构的视角看，一定时期内夫妻的教育同质匹配行为受制于婚姻市场中与自身教育层次相同的潜在结婚对象所占的人口比例。理想条件下，依照完全随机匹配规律，那么对女性来说，若与其教育层次相同的男性对象占比越高，与之结合形成同质婚的概率越大；反之，则可能与自己不在同一教育层次的男性结婚，形成异质婚。但是，现实的择偶过程不太可能完全服从随机匹配规律，这使得女方可能会有意识地与某个教育类型占比很低的男性结合。

顺着这个思路，艾卡等人构建了教育匹配指数（EAI），用于定量描述特定类型的夫妻教育组合中有多大的理性成份：某种教育组合的EAI得分越大（即匹配度越高），则说明这种组合更可能是经过了理性匹配的结果。

婚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做是一种社会交换行为，女方通过理性计算与潜在对象结为连理后的预期报酬，从而决定与谁结婚才能尽可能降低不幸的发生率，给自己的生活带来更多幸福回报。循着这一逻辑，如果我们把婚前意外怀孕（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风险）理解为女性经历的不幸事件，那么这种不幸就可能是由于她们在计算择偶报酬时出现了偏差，理性程度不足（随机性偏高）。由此，我们可以借助上述EAI指数，来检验特定教育组合所表征的择偶合理性对婚前怀孕行为的影响效应，而越低的教育匹配指数可能意味着越高的婚前怀孕概率。

婚姻的年龄匹配对婚前怀孕的影响

婚姻的年龄匹配是另一种讨论较多的匹配形式，其本质上是与婚恋文化紧密关联的。例如，俗语“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其实就暗示了本土语境中年龄的增长与婚嫁行为二者的相关性，但究竟男、女双方“多大算大”，以及怎样的年龄组合才算合适的婚姻，则需要结合所处的时代情境来理解。

本文讨论的流动青年群体大多出生于1980年以后，以择偶自主原则为基础的自由恋爱观逐渐深入人心，因而旧社会条件下由父母或家族中的长辈指腹为婚或包办婚姻的现象已经很少见。

然而，根深蒂固的性别角色文化依然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男女双方的婚姻生活：对于女方而言，“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意味着女性主要承担家务劳动以及人口再生产的任务，而从事这些事情的一大优势条件就是“年轻”，因而女性一般会“趁早”结婚；相反，“男主外”的角色定位则致使男方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去规划职业生涯以及提升个人社会经济地位，以更利于承担好养家糊口的角色。

上述性别角色定位造成了婚姻市场中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会低于男性，而这种年龄上的性别差异对婚姻匹配的意义在于：具有“年轻”优势的女性和事业有成的男性(年龄一般不低于女性)相结合，才能使婚姻的角色分工与社会整合功效达致最大化。由此可从反面推知，如果女性与年龄比自己小的男性交往，那么这种常被调侃为“姐弟恋”的婚配行为则与性别角色的定位指向相悖，致使女方难免受到性别文化的负面约束，从而在恋爱过程中拥有更少的话语权且处于更为不利的位置，这种情况增加了女性意外怀孕的风险。

同时，我们还需意识到：若男性比女性年龄明显更大（已有研究通常以4岁为界），那么年龄上的过大代沟不仅使得男女双方在生活理念和交往习惯方面有更大的概率产生矛盾和冲突，还会显著降低女性的生活满意度。可见，“男性明显大于女性”的婚配形式同样不利于配偶彼此之间相互理解和尊重，进而增加了因不和谐的婚前性关系导致意外怀孕的可能性。

社会化经历与婚前怀孕行为

社会化是指个体通过学习社会成员所共享的文化规范与价值体系，逐渐从生物人转化为能适应社会生活的社会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的个性与人格(即思考与行为方式)特征得以完善，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逐步提升。

与出生就生活在大城市的人相比，本文关注的流动青年的社会化过程有其特殊性：一方面，因为村镇地区教育资源相对缺乏，这一群体在学龄期接受的教育社会化水平可能不足；另一方面，流迁境遇又迫使其增加了适应全新生活环境的社会化任务。有调查显示，流动青少年在经历了社会化之后，更有可能出现社会角色混乱、能力弱化和失范行为增多等消极后果。

综上，我们认为流动女性的社会化经历可能是发生婚前怀孕这类失范行为的诱致因素。下文将从正式的学校教育和非正式的流动境遇这两个社会化途径，来分析社会化经历如何影响女性的性行为决策。

正式教育对婚前怀孕的影响

社会化理论指出，学校是对青少年进行社会化的重要主体，通过接受正式教育，青少年不仅能习得自然和社会领域的文化知识，培育面对风险事物的抗逆力；另一方面，也可以从学校开设的性课程当中逐渐强化个人的性保健意识，积累与生殖健康有关的性知识，这些对于预防婚前怀孕的发生有直接效用。此外，教育水平还是阶层地位的决定因素之一。正如贝克所言，财富在上层聚集，而风险则在下层聚集，因此应对各类社会风险的能力会在不同教育程度的阶层之间不平等分配。由于教育水平越高的女性阶层地位更高，其经历婚前怀孕等不利事件的风险会更低；即使她们遭遇了意外怀孕，也会有更多的社会资本和经济能力予以妥善解决。

还有研究指出，阶层地位被剥夺的流动青年表现出更低的社会融入能力，这意味着流动状态下的低阶层女性往往缺少适应城市生活的必要资源，在伴侣提出无理的性要求时更容易倾诉无门、不知所措，进而做出错误的性决策。可见，流动女青年的教育层次可能影响到婚前怀孕行为的发生概率。

流动境遇对婚前怀孕的影响

流动人口初次离乡去到陌生城市生活是一种特殊的个体社会化经历。具体来说，流动境遇对女性生育行为的潜在作用可能通过以下三条路径实现：

一是文化价值路径，流动女性在流入城市后摆脱了家乡文化场域中的传统性道德和邻里舆论的监督，从而为适应城市中开放而多元的性观念提供了包容的文化土壤，这就促使“先孕后婚”的生育逆序行为得以滋生；

二是社会关系路径，离开家乡的流动女性也同时远离了传统的熟人关系网络，进入由高度分工和快节奏生活方式所形塑的碎片化网络之中，而这种关系型资本的弱化让女性遇到逆境时缺乏有效的社会网络支持，会过多依赖于自己亲密的性伴侣，这就增加了发生婚前意外怀孕的概率；

三是通婚圈拓展路径，跨地域的人口流迁客观上扩大了流出人口的通婚范围，增加了与更多潜在结婚对象（性伴侣）交往的可能性，婚前怀孕率也因此被显著抬高。

以上分析表明，女性的婚前流动经历是一种不利于其正常生育的风险事件。除了流动经历本身，初次流出的时机同样会对流动女青年生育行为产生差异化影响：如果女性初婚之前所历经的流动境遇越久，说明从初次流出至意外怀孕的风险期拉得也越长，于是有更多机会受制于生活环境剧烈变迁的负向作用，诱发婚前怀孕的失范行为。

此外，上面提及的流动经历和正式教育这两种社会化途径不应是完全独立的，在塑造流动女青年人格特质方面，二者可能存在一定的交互效应。

具体而言，婚前流动给女性带来的风险影响在不同教育层次的群体中或许存在差异。高教育水平的女性拥有更多的知识储备以及风险抗力，这会抵消一部分颠沛流离的生活状态引起的负面效应；相反，低教育因素则可以与婚前流动的不利影响产生叠加，使得流动境遇对低教育的女性产生更为显著的作用。因此，婚前流动可能会显著提高低教育女性发生婚前怀孕的概率，但对高教育女性的影响效应相对减弱。

流动女青年婚前怀孕的年龄和队列模式

本文的统计结果显示，在40岁以下流动女青年群体中，婚前怀孕率总体上达到了40.2%，这与《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中估计的新生代农民工42.7%的婚前怀孕率相当，明显高于全年龄段的估计数值。由此可见，青年流动女性的婚前怀孕问题确实更为严峻。

接下来，为了将婚前怀孕风险随女性年龄增长的趋势分解出来，我们绘制了婚前怀孕的Kaplan-Meier生存曲线；同时，考虑到流动人口的“流动”属性，还特别区分了婚前有无流动两个组别加以比较。如图1所示，流动女性从大约20岁开始逐渐经历婚前怀孕的风险，到32岁左右累积的风险趋于最大。此外，婚前有流动的女性与无流动群组相比，前者婚前怀孕的风险曲线明显下降得更快，且进一步的对数秩检验结果证实了图1中两条生存曲线存在显著差异。基于以上分析，不难得出：婚前怀孕的风险会随着女性初育年龄的增长不断累积，且累积速率在婚前有流动经历的女性中会更为迅速，暗示这一亚群体更易于暴露在婚前怀孕的风险之中。

婚前怀孕率是否也会在不同出生队列中呈现差异呢？图2则展示了四个同期群的婚前怀孕率分布情况，在分析时还加入了婚前流动、夫妻年龄匹配和教育水平这三个风险因素。整体上看，流动女青年的婚前怀孕率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队列差异性，靠后的出生队列婚前怀孕率明显更高；对于有风险特征(婚前有流动、夫妻年龄不适配、低教育程度)的流动女性，其婚前怀孕率均要大于相应的对照组；尤其要关注90后青年群体，如果其同时具备了上述风险因素，婚前怀孕率甚至会超过60%。以上分析表明，更年轻一代流动女性的生殖健康问题应该成为今后流动人口公共卫生服务的重点干预领域。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研究主要得出以下四点结论：

第一，婚姻的教育匹配和年龄匹配均能显著预测婚前怀孕发生比，表明流动女青年在进行性行为决策时，不可避免地受到婚姻市场中教育分层以及性别角色文化的制约。

第二，正式教育和流动境遇两种社会化途径都对婚前怀孕产生了明显影响，接受高中以上教育以及婚前无流动的女性更不可能发生婚前怀孕。

第三，交互分析显示，婚前流动给低教育女性带来的影响倾向于更大，相反，对高教育女性影响相对有限。

第四，利用集束系数比较婚姻匹配和社会化潜变量的效应规模后，发现个体社会化经历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影响流动女青年的婚前怀孕率。

结合实证分析结果，我们进一步提出以下对策性建议：

首先，社会舆论应该引导流动女青年合理看待自由恋爱的权利，使其在择偶过程中能够主动规避不匹配的婚恋对象带来的婚前怀孕风险；其次，卫生计生服务对象要特别指向那些社会化不够完备的群体，针对教育层次偏低以及较早经历流动生活的女性，应给予专业、及时的生殖健康和避孕教育，提高其合理避孕的意识和能力，从而有效减少意外怀孕状况的发生；最后，鉴于婚前怀孕低龄化的明显趋势，未来的人口政策应更多关注90后流动女性，通过制度建设让她们在学龄期尽量避免跨地域流动，并为其提供多渠道教育资本提升的机会，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婚前怀孕给青年女性健康带来的不必要风险。

当然，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囿于流动人口监测资料没有提供受访女性精确的怀孕时间点，因而只能通过相关信息来间接推断是否发生了婚前怀孕行为，这可能造成估计存在一定的偏差。其次，为了考察婚姻匹配这一社会机制的影响效应，本文仅分析了已婚流动女青年的婚前怀孕问题，但对于未婚流产或未婚生子的流动女青年没有给予必要关注。我们将在后续研究中收集整理更为详尽的数据，以便于针对不同类型的流动女青年群体，能够更深入地探讨其婚前怀孕行为的差异化特征。

（作者徐鹏系武汉大学健康学院博士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学专任教师。施宇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学本科生。本文原载于《青年研究》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