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美术70年|重读石鲁《转战陕北》，雄健与史诗之美

他有一个铿锵的名字，他是一个一生都在寻找突破的艺术家，笔下多画革命题材，画风又奇崛劲健，然而他又极其崇拜石涛与鲁迅，甚至改了自己的名字——他就是石鲁。195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新建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需要一幅表现以毛主席转战陕北为题材的中国画作品，时年四十岁的石鲁承担了这一创作任务——因之创作的《转战陕北》也成了石鲁的重要代表作。澎湃新闻获悉，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这件经典之作10月3日起在国家博物馆“屹立东方——馆藏经典美术作品展”重新对公众展出。

石鲁

新中国成立后的数年中，特别是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1959年，美术家自觉创作和国家相关机构组织创作一批重大题材的美术作品，其主要内容为两个方面，一是歌颂党领导人民开展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二是反映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人农民及广大人民群众焕发出巨大热情，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生产劳动和建设事业。如《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潘鹤的《艰苦岁月》、董希文的《开国大典》、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壮士》、李宗津的《强渡泸定桥》、王盛烈的《八女投江》、石鲁的《转战陕北》、傅抱石和关山月的《江山如此多娇》等，这些作品成为中国现代社会重要的视觉形象记录和重大题材的优秀作品，具有深刻的历史价值、现实价值和很高的艺术价值。其中石鲁的《转战陕北》以独特的构成方式，塑造了毛泽东主席的革命胸怀和英雄气概。

毛泽东率领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转战陕北

1947年3月开始，国民党军队以25万人的兵力，向延安发起重点进攻。由于敌我兵力过于悬殊，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开始了艰苦的陕北转战。石鲁笔下的《转战陕北》刻画的就是毛泽东在这一时期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形象。这件作品完全打破了中国传统绘画中的人物画和山水画的区别，它是人物画，人在画中所占比例很小；它是山水画，却明明表现的是人。石鲁以宏大磅礴的气势，表现了他曾经记忆中的毛泽东从容地转战陕北黄土高原的情景，这个纪念碑式的惊人构图，联想恢宏而奇特，画面色彩辉煌壮丽、刀劈斧砍一般的色块结构，显示出无穷的力量，壮美的诗化抒情性，给人们的想像留下了空间。

石鲁 《转战陕北》

在空间处理上，这幅画融合了高远和深远两种方法。画面的近景是高远法，山体巍峨雄壮，用了纪念碑式的构图方法，再加上笔墨十分厚重，给人以素高伟大的感受，很好地衬托出了毛主席雄才远略、气吞山河的伟人形象。近景山体上竖直的墨线压住厚重的色调，显示出直冲云霄的势头，而这种势头又被长短不一的横线多层次地截断，遏制了上冲的感觉。在山体中就积聚了一股沉厚的待发之力，而位于中心位置的毛主席侧立像则是条未被截断的竖线，所有蓄积于山体中的上冲力在这里得到了爆发，人物所占空间虽小，却有天地人、统领山河之气魄。

石鲁 《转战陕北》中的远景

石鲁 《转战陕北》中的毛泽东

石鲁认为：“画有笔墨则思想活，无笔墨则思想死。画有我之思想，则有我之笔墨；画无我之思想，则徒作古人和自然之笔墨奴隶矣。”《转战陕北》中的笔墨概括凝练、扛鼎有力，粗笔大线，抑扬顿挫，豪放中见稳健，淋漓中见沉厚，有强烈的主观表现性和笔墨自主性。

石鲁 《转战陕北》中近景山体的笔墨皴法

石鲁（1919一1982)，原名冯亚珩，四川省仁寿县人。1934年入成都东方美专研习中国画。1940年赴延安人陕北公学，开始以画笔宣传革命。因仰慕石涛和鲁迅，易名石鲁。石鲁是20世纪中国书画领域的革新家，在五六十年代掀起的大力改造中国画的背景下，石鲁以其超迈古今的大胆探索而彪炳于世。他以特立独行的艺术语言，表达了一个革命者在“宏大历史叙事”中的文化情怀，成为“长安画派”极具影响力的画家，而《转战陕北》这幅历史画巨作也是他在艺术上取得突破的代表性作品。

《转战陕北》创作于1959年，是石鲁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而创作的。1959年初春，石鲁接受原中国革命博物馆邀请，赴京从事革命历史画《转战陕北》的创作，这是任务，是一种命题画，但对石鲁来讲，却是发自沸腾的心源。

石鲁为《转战陕北》作的手稿

1939年，20岁的石鲁履蜀道，奔延安，在宝塔山下生活了十年，并曾参加转战陕北的战斗。他走过那些沟沟壑壑，体会过游击战的机智，可以说此画的创作构思正源于这亲身的体验。于是，这被动的命题，转换为主动的抒发，激起发自心源的创作冲动，这画便成为言志、言情的载体。因此，它没有采用当年构思的群众在群山间与毛主席相遇欢呼的方案，也没有采用毛主席在转战中看庄稼的情节，而果敢地放弃了当时颇为流行的情节性叙事方式，将毛泽东的形象雕塑般与陕北高原融为一体，甚至于领袖也只是一个背侧面眺望远山的造型。找故事找不到，却给人留下无尽的想象。他更没有画千军万马，千军万马在画外，在军事家的运筹帷幄之中。必胜的信念，也不在战斗的场面过程中，而含蓄在毛泽东如磐石一般咬定山体的造型之中。

深知艺术规律的石鲁，在叙事与抒情之间选择了言情，在多与少之间选择了少，在露与藏之间选择了藏，这便是一以当十，以少胜多。仿佛是用游击战的战术揭示了这场游击战争的魂灵，于是这形象愈少而蕴味愈多，造型便融入了诗的思维，转换为形而上的即精神的力量。给人留下的除了精神的震撼，便是味在酸咸之外的联想。石鲁当时称此为“间接表现”与“容量的探索”。

继《转战陕北》之后，1960、1961两年间，《高原放牧》、《禹门逆流》、《东方欲晓》、《南泥湾途中》、《赤岩映碧流》等一系列精品问世。这是一批富有诗情和寓意的新山水，石鲁以新的、雄厚有力的独家笔墨，解决了如何以中国画语言表现黄土高原的课题。

在病房中作画的石鲁

知名美术史论家、书画家刘曦林曾对此画评论道：“我几乎每次到国博，都要在正厅里看看《转战陕北》，被那幅不大的历史画深深地吸引着。阔笔大墨的土梁，如群峰屹立于目前，震撼心灵并给人以崇高感。左下方施以大块重色，九十度般的折转，稳重、有力，令人顿悟壮美。毛泽东雕塑般雄立于众山之中，令你高山仰止，令人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之慨。背影的处理将你的视野引向苍茫浩渺的远方，使人回味无穷。它是一幅画，又仿佛是首史诗，一首令人荡气回肠的壮美的史诗。”

（本文部分内容综合自《中国画画刊》《红画往事》等相关报道。）